【光明学术笔谈】

　　作者：余开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形而上学在中国成为一种哲学理论，源于晚明传教士对西方学术Metaphysics的介绍，其最初使用的是音译名“默达费西加”，意为“察性以上之理”。国内学者当时也以“格物后学”来指称这一学问。后来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援用《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将之意译为“形而上学”。受其影响，20世纪初中国学界也开始用“形而上学”来指称Metaphysics。选用“形而上学”来翻译、定名Metaphysics，使得中国学术所谈论的形而上学与西方的Metaphysics既有重叠又有差异，具有中西文化“互鉴”的特点。事实上也是如此，中国现当代学人眼中的形而上学更具体指向的是中国的玄学、道学等，如认为形而上学是探讨道、理等宇宙本体的学问。因此，今天我们去辩论中国有无真正的形而上学，其意义并不太大。理解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特点及其对中国人日常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才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特点

　　中国传统形而上学主要是关于“道”的学问，具有鲜明的超越性品格，它体现的是中国古人从总体性、普遍性上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哲学理解，古人获得了对万物存在的整体性框架，既摆脱了对世界的恐惧与困惑，做到胸中有数、心安理得，也给人的各项实践活动找到了合理性根据，让人的行动规约在“道”的发展轨迹中。这一关于“道”的形而上学对人的实践活动与人生意义作出了整体性说明，呈现了一种“社会与人应如何存在”的终极价值关怀。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具有普遍性、体用合一性、价值性、体验性等主要特点。

　　普遍性是中西形而上学的共通特征。形而上学探讨的是万物存在的根据，是本根，也是本体。这一超越具体事物、具体经验的思维，源自人对世界寻求普遍性认知的自然冲动，是对自然、社会、人以及艺术等各项具体存在物的终极追问。在中国传统形而上学中，对万事万物根源的时间追问和对万事万物本体的逻辑追问往往是融合在一起的，体现了宇宙论与本体论的合一。在世界普遍性的追问中，中国早期哲学侧重宇宙论，即将道视为天地万物得以生成的本根。《道德经》所谈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易传》所讲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等，都将天地万物归属于某个本根的创化。宇宙生成论为万事万物的运行提供了普遍性指导法则。从魏晋到宋代，中国哲学逐步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本体论。特别是在程朱理学那里，开始将“理”融入世间万物的“所当然”之中，以此为本体来说明具体事物“所以然”的普遍本质，如“物之理”“心之理”“孝之理”“忠之理”等。对此，朱熹认为，“凡事固有‘所当然而不容已’者，然又当求其所以然者何故。其所以然者，理也”。本根和本体都说明了道或理等具有一种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普遍性，这是一种抽象的超越性思维。

　　体用合一性是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特色。道虽然体现了一种抽象的超越性思维，但中国形而上之道不是高悬于万物之上的客观实体，其本体就流行、分殊于万物之中。中国的形而上之道不存在于高绝独立的超验领域，而是需要结合现实经验来领悟的。中国的抽象概念往往与经验想象结合在一起，如道与道路，理与玉的纹理，气与云气等。在二程看来，“形而上者，存于洒扫应对之间，理无小大故也”。朱熹更明确地讲：“说体、用，便只是一物……万殊便是这一本，一本便是那万殊。”天理无间容息，流行于日用之间，呈现“鸢飞鱼跃，触处朗然”的生命体验。体用合一的思维是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重要特性，使得包括伦理、审美和艺术等在内的中国文化具有了既源自经验又超出经验的理论特色。

　　价值性是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文化理想。西方形而上学出于穷根究底的知识好奇，是一种知识论形态。中国的形而上学则是为了给个体与社会的实践活动确立理由，用来指导实践。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反映了古人关于世界和生命存在的内在信念和理想追求。道本身就是道路与方向，它规范了世界运行的走向。“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等说法，都表明了中国的形而上学不是关于理论理性的纯知识型探讨，而是关于实践理性的正义、正当等精神境界意义上的探讨。中国的形而上学所追问的道、天理等本体存在，是为了给人的生命与实践活动提供处世准则或文化理想，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

　　体验性是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感悟方式。西方形而上学是一种思辨的知识体系，与形式逻辑和语言结构关联紧密。中国的形而上学的最高本体往往是难以言说与逻辑化的，有赖于个体生命的直觉体验。不论是老子所言的“道可道，非常道”，还是程颢自称的“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都表明中国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生命的学问”，离不开人自身的觉悟与身体力行。形而上精神的体验，是一种“乡愁”式的本体回归体验。老子的“归根曰静”、孔子的“咏而归”、司空图的“美曰载归”、苏东坡的“此心安处是吾乡”皆为此类形而上体验。

　审美与艺术的形而上学

　　正因为形而上学的普遍性、体用合一性、价值性和体验性等诸多特点，使其成为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到诸多领域。中国文化处处都充满着形而上的思维特质，学术界也因此有了道德的形而上学、境界的形而上学、审美的形而上学、具体形而上学、历史形而上学等诸多说法。这实质是中国传统形而上学“体”与“用”、“一”与“多”相即不离特性的体现。也就是说，中国的形而上学不但规范了政治、伦理，而且还规范了审美与艺术等领域。特别是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体用合一性、价值性和体验性特点，使得中国的审美与艺术活动具有鲜明的形而上追求。相较于伦理政治活动，审美与艺术活动充满感性与想象的自由，更容易承载对理想状态的追求，故能最直观地体现中国人的形而上诉求。可以说，审美与艺术的形而上学是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典范代表。

　　事实上，当代西方形而上学重建中也存在一种审美形而上学的转向。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对实体、理念、主体的追寻，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伽达默尔等都转向了一种审美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对艺术真理的存在论阐释，就是意图通过艺术去敞开一个天地人神合一的诗意世界。法国学者杜夫海纳也认为审美对象是“灿烂的感性”，而艺术作品除了感性、再现和表现外，还有一个“构成作品深度意义的气息”之形而上维度。现代西方学者关于存在、真理等问题的探讨，已经不同于传统西方对“是”的逻辑追问，更为强调了现象、体验、情感等内涵。

　　中国审美与艺术的形而上学强调感性经验与审美超越的统一。其将审美现象或者艺术活动同对道的体验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一种实与虚、有与无、形与神、文与道、象与境、气与韵的一体贯通。正是在具体的审美经验中，人得以感受到审美或艺术之外的普遍性，从而将自身提升到人生的、历史的、宇宙的整体性高度。所谓人生的，就是与人之真性相贴合的；所谓历史的，就是与人类文明发展相呼应的；所谓宇宙的，就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这三者实为一体，只是在不同哲学思想中有不同的侧重。就审美与艺术活动来说，中国古人对美的体验，不仅来自具体的感性本身，而且来自感性与道的融通，具有器物的质感、人情的温度与精神的深度。这一具体感性与形而上精神的合一，在中国美学中被称为“至美”与“乐”。只有能将人带入这种天人合一、艺道合一体验状态的作品，方可称为有境界的作品。宗白华将其总结为，“我们宇宙既是一阴一阳、一虚一实的生命节奏，所以它根本上是虚灵的时空合一体，是流荡着的生动气韵。哲人、诗人、画家，对于这世界是‘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审美与艺术的形而上追求，使得中国的审美与艺术不只停留于感性现象本身，满足于感官舒适、震惊、奇幻等浅层次愉悦，而是指向一种“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的意义世界，满足于回归形而上本体的深度愉悦。可以说，离开了形而上的维度，中国审美和艺术的精神将荡然无存。

　当代审美发展与形而上学的坚守

　　形而上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理解审美与艺术的关键性维度，是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特性的必然性产物。当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审美与艺术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审美正在被脑神经运作机制来进行“科学”的说明与模拟，艺术创作则极大降低了技能门槛而被人工智能广泛性生成。这是一种近乎“无人”的美学与艺术观。由此，传统形而上学的人生的、历史的、宇宙的整体性世界离人的生命体验越来越远，渐趋被虚拟人生类游戏、算法逻辑等代替。不可否认，这是人类科技发展所打开的新界面，带来的是一种新感性革命，亟待理论的阐释与反思。但这一数字化生存的“美丽新世界”，亦如同洞穴里的幻影，可能让人沉迷其中而成为“面壁的囚徒”。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在拓展创造力、建构拟像世界的同时，也割裂了人与物质世界的有机整体性。人生维度的切身体验感、真实交往感、身体力行感，历史维度的反思感、怀旧感，宇宙维度的生命感、物感、气息感、触摸感等都在不断淡化或者转化为另类的替代方案。再眩惑的数字化作品，如果失却与人生真切在世感的共鸣以及与现实性的交互，也终将沦为过眼云烟。因为，在技艺的创作与欣赏过程中，生活在阳光下真实世界的人才是技艺存在的目的。

　　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强调审美与艺术的形而上学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我们相信人是不能完全“数智化”的，或者说人工智能技术只能是人的协同创造者，那我们就应当将无法逻辑化的形而上精神视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坚守。《中庸》有言：“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任何缺失与人性价值对齐的发展路径，都不是行稳致远之道。正如康德所说，“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进一步补充，“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也许可以这么说，失去形而上学，人也就失去了作为碳基生命的本性。坚守审美与艺术的形而上精神，就是坚守作为审美与艺术活动主体的人类本身。道器不二，在人机共生的未来，我们不妨将人工智能视为一种人伦日用之器，让形而上精神以多元互动的方式流布其间。

　　《光明日报》（2026年05月18日 15版）

[ 责编：孙宗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