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与南京大学文学院主办、苏港澳高校合作联盟资助、南京大学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与南京大学香港高等研究院协办的“传统经典的诠释与传播学术研讨会”，于2026年5月13日至14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润昌堂黎陈佩昂演讲厅举行。本次会议汇聚全球经典研究领域的23位顶尖学者，涵盖香港中文大学、南京大学、京都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大学、苏州大学、郑州大学、香港都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海道大学、平成国际大学等12所海内外高校，聚焦传统经典文献的跨时空诠释路径与传播机制。会议以开放形式面向学界，通过主题演讲、分场研讨与会议报告等方式，深入探讨《春秋》三传、《吕氏春秋》《尔雅》等核心经典的文本生成、义理诠释与训诂考辨，以及域外汉籍与汉学、佛教文献编纂、诗学典范转移、词律批评等前沿议题，彰显传统学术在当代语境下的创新生命力。
会议开幕式由两位会议召集人——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潘铭基教授与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童岭教授致辞。两位教授首先向资助方苏港澳高校合作联盟及各主办、协办单位致以诚挚谢意，并简要介绍了会议的筹办缘起，回顾了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与南京大学文学院之间长期的学术合作与深厚情谊，期待两系能进一步加强联系，在教学和科研各领域探索合作空间。两位教授认为，经典文献兼具典范性与权威性，其研究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维度，而正是经由后世不断的诠释与传播，传统经典文献的价值得以彰显。
会议邀请南京大学徐兴无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何志华教授以及京都大学冨谷至教授作主题演讲，主题演讲由潘铭基教授与童岭教授主持。
徐兴无教授以“汉代政治与《春秋》三传”为题，考察了汉代《春秋》三传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指出汉朝通过立学官制度将分裂的经学整合为官师之学。他详细梳理了《公羊》《谷梁》《左传》在西汉不同政治阶段的消长：武帝立《公羊》以求王道，宣帝立《谷梁》以纪念卫太子并确立法统，而刘歆、贾逵争立《左传》，且《左传》在王莽时期获得重视。徐教授认为，三传实为汉代政治不同阶段的寓言，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再现与解释形成对现实的启示，体现了经学与政治的深度交织。
何志华教授作了题为“文本互涉：《吕氏春秋》性情论说源出荀子考证”的主题报告。他从《史记·吕不韦列传》所载“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出发，指出《吕氏春秋》编撰者多有荀门弟子。他通过罗列书证与文本对读，考察《吕》书性情论说，发现其中人性天授、心与感官之间存在君臣关系乃至“六欲”之义，均曾见论于《荀子》。何教授据此论证《吕》书性情学说源出荀子，并指出后世学者因昧于两书的渊源关系，导致了文本错读与义理误解，为先秦子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第三场主题演讲以“正义or义――Differences between East and West”为题。冨谷至教授从东西方比较哲学的角度探讨“义”与“正义”概念的差异。他认为中国经典中的“义”不应理解为西方语境下的“justice”或“fairness”，而应理解为“宜”——即事物各自应有的妥当性、义务与职分。冨谷教授以《论语》《左传》《史记》《周礼》等文献为例，论证“义”的核心内涵是“义务”与“职分”，并指出现代中日语境中将“正义”理解为“justice”，实为近代西方思想影响的结果。他最终总结道，西方所谓“正义”（justice），指的是事物共同具有的普遍有效性；而东方的“义”对应义务，指事物各自具有的个体单独有效性——此即东西方“义”与“正义”观念的差异所在。
第一场会议报告由南京师范大学苏芃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刘雅萌博士评议。
苏州大学周生杰教授考察李约瑟收集、认知与利用中国古代类书的历程。他指出，李约瑟通过友朋赠送与各地购买将大量类书汇聚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图书馆，并逐步形成自己的类书观：视类书为百科全书；分为词书、帝王文选、分类汇编三类；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利用类书史料破解科技疑团，辅以插图佐证中国科技的先进性。
东晋学者郭璞，于博物学等多领域皆有卓越贡献。潘铭基教授以郭璞《尔雅注·释鱼》为中心，分析晋人对水生与两栖动物的描述、辨识与命名，分析其知识建构方式与文化意涵。他指出，郭注展现实证观察精神、分类意识及文献与经验相结合的学术方法。晋人博物学为立足生活实践的活态知识体系，兼具理性描摹与神异想象，体现中国古代自然认知的特有路径与宏阔视野。
童岭教授重新审视北魏末期契胡大酋长尔朱荣的历史地位。他详细梳理六镇之乱从破六韩拔陵到葛荣的发展脉络，以及尔朱荣在秀容川崛起、入洛阳发动“河阴之变”、击溃葛荣百万大军的过程。童教授认为，尔朱荣虽因屠戮洛阳皇室而背负恶名，但其在六镇之乱中稳定北中国局势、延缓北魏解体的历史作用不容忽视，其麾下的高欢与宇文泰实为此后北周、北齐乃至隋唐政治格局的奠基者。
第二场讨论由苏州大学周生杰教授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伍亭因博士评议。
南京大学黄若舜教授考察汉魏时期后廷女性掌握学问知识与干政的关系。他指出，西汉后廷学术兴于致用，窦太后好黄老、上官太后习《尚书》，至元后王政君则崇儒；东汉因士族背景与家学渊源臻于极盛，马、邓、梁诸后以经术干政，深刻塑造了东京政治格局。黄教授认为，曹魏有鉴于此推行“立贱”之策以遏抑后党，甄后之死即在此脉络中发生，体现了学术与政治权力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聂绀弩早年以杂文家著称，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致力于旧体诗，其诗多成于特殊年代，仅以手抄方式流传，不同抄本间已有异文。香港中文大学陈炜舜教授通过比对《北荒草》的吟草本、档案本、北荒本等多种版本，发现聂氏在狱中追忆旧作时，或因记忆缺失而补白，或增入当下即景；出狱后编定时，修改更涉及格律调整、典故抽换与情调改写。聂绀弩的诗歌修改虽发生于非典型环境，其方式却具典型示范作用。
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的刘祎博士探讨了《经律异相》分类系统的目录学来源，分析其与僧祐《世界记》《释迦谱》等佛经纂集的关系。他指出该书是现存最古老的整部传世佛教类书，其分类体系整合了僧祐稍前编纂的相关佛经纂集的局部分类系统，并在文本层面扩大了其目录体系。该书分类系统反映了南朝佛教的发展状况，折射了僧祐、宝唱的佛学传承。
学界长期将乾嘉考据学视为经验归纳，近年研究则揭示王念孙等已自觉运用“理必”演绎法则，然其逻辑思维的形成过程尚乏探讨。香港中文大学刘璐博士以王氏遗稿《释大》为核心，引入形式化分析，论证该书实为王念孙训诂公理系统的“雏形与构想”。王氏利用“同名异所”“因声求义”原则，由已知同义关系推导必然派生关系，为传统语言学的现代化转译提供了新范式。
香港中文大学潘惠婷博士考察太田方《韩非子翼毳》木活字本与新见抄本，比对其对韩非“术”论诠释的变化。太田方初藉《管子》为据，侧重“法”“势”的应用；后转引《淮南子》，聚焦“术”的本质，体现对韩非无为术理解的深化。新见抄本记录太田研究的最终成果，有助还原日本《韩非子》学，并为现今《韩非子》研究提供新说与参证。
第三场报告由香港城市大学吕家慧教授主持，南京大学黄若舜教授评议。
千古传颂的项羽《垓下歌》，在日藏文献中另见五句版本。南京师范大学苏芃教授以此为对象，考辨其真伪与文本年代。五句版作“时不利兮威势废，威势废兮骓不逝”。考据得“废”与“世”“逝”上古音皆在月部，至《切韵》音系已分属不同韵目，结合古诗文用韵情况及“威势”一词在早期文献的用例，推断五句版当为魏晋以前传本面貌，文本年代大体不晚于公元五世纪，四句版或是经后世改易的文本。
香港中文大学凌超教授重新审视刘勰《文心雕龙》的“折衷”方法论，主张“折衷”并非单纯的教义调和，而是建立异质文学元素间普遍联系的“中央准则”。研究对接现代中古史学辩论及时空理论，探讨刘勰如何处理复古与演进之间的张力。凌教授认为刘勰受佛教时空观影响，建构了一套时空坐标系统，将不同地域与历史多样性整合为中心化的整体，其“折衷”呈现为一种强而有力的相对性框架，旨在建构文化与政治的中心性。
历来学界多将姚察、姚思廉父子与魏征在《梁书》《陈书》史论中的观点差异，视为初唐南北文化对立的表征。郑州大学梁爽教授通过细读梁、陈二史文本，揭示姚、魏观点实同大于异，其不同乃视角与侧重之别。姚氏父子对南朝后期文化有深刻内省与反思，并有意识地以散文写作。作为贞观重要文臣，姚思廉主动参与初唐的文化整合与塑造，并非被动的一方。
程廷祚身处康雍乾盛世，却深忧欧洲列强之海外扩张对中国的长远威胁。香港大学陈亮亮教授考察其已佚剧本《莲花岛》，结合剧情提纲、信札与诗文，揭示其忧虑源于对西学技术优势、东南亚殖民态势及清廷应对策略的综合判断。在言论受限的语境中，戏曲提供了相对安全的文本空间，程廷祚构想出一套以海洋为中心的“制夷”方案，既显示儒家经世之学的扩张，也暴露雍乾士人面对西方技术优势时的困窘与无措。
香港都会大学曾智聪教授考掘民国时期词谱注释与兼具词谱功能的词选，分析其中的词律观念及其与清代“图谱之学”的关系。他认为民国时期《白香词谱》出现至少八种注本，天虚我生《考正白香词谱》等重新标注平仄、说明声律特点，贡献颇大；此外，孙人和《唐宋词选》等词选兼备词谱功能，发展出新型词选。这些注释反映了民国词学对清代“图谱之学”的接受与转型，是研究民国词学的重要文献。
第四场报告由香港中文大学凌超教授主持，郑州大学梁爽教授评议。
平成国际大学高田宗平博士利用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广桥家旧藏《年号新字》，发现一条未见於既往辑佚的《修文殿御览》佚文，并考证其书志特征、比对传世文献。研究显示，《年号新字》为广桥仲光于明德五年亲笔抄录并增补的年号草案，该佚文明确记载卷数及篇名，可校勘通行刊本异同。由此推知，仲光在明德五年前已具备阅览甚至收藏《修文殿御览》的条件，为了解《修文殿御览》在日本古代及中世的受容提供了珍贵线索。
北京大学管琴博士以《潜溪诗眼》所载黄庭坚等对《北征》与《南山诗》的比较为切入点，探讨宋代诗学典范的确立机制。黄庭坚诗虽有近韩一面，然其诗歌体系的凝重深稳使之不逸轨范，学杜实为其最大标签。至仁宗后期至神宗时期，尊杜逐渐确立，产生阐释学上的“视域融合”，黄庭坚早期的近似定评可视为此阐释链条上的先行环节。
南京大学刘雅萌博士将韩愈《师说》置于其道论脉络中重新解读。韩愈认为“师道不传”始于汉代，与《原道》所述道统中断相呼应，其批判不仅针对时风，更饱含对儒道衰微的忧患。继孟子、扬雄之后，韩愈在攘斥佛老中提炼先王圣贤之道，重振师道，将载道主体从经书转向人，以“师”的力量拯救“道”的危机。
第五场报告由北京大学管琴博士主持，香港中文大学刘璐博士评议。
《五行大义》在中国久已失传，其文本系统主要依赖日本古钞本得以保存。北海道大学路胜楠博士以元弘相传本《五行大义》“地反物为秋”为切入点进行考证。该句本貌极可能为失传的《淮南子》许慎注在传抄中的误写，兼具校勘与辑佚价值。通过分析日人注释并结合后世刊本，可追溯文本讹变的传播路径，与《玉烛宝典》的互证更突显日传古钞本在汉籍传承中的关键作用。
香港中文大学林丽玲博士系统梳理《朝鲜王朝实录》中征引《论语》的文例，分析其在经筵、奏对、上疏、史论中的论述功能与实际用途。她认为《论语》在朝鲜王朝不仅作为道德格言被援引，更在君臣议政、人物评论与政策辩论中成为建构政治正当性与秩序论述的重要文本，已由学术思想经典转化为政治语言与朝政评议准则，体现了经典本土化与政治化的完整过程。
江户时代折衷学派儒者冢田虎遍注儒家经典，却刻意注释《老子》，学界鲜有探讨。香港中文大学伍亭因博士通过考察冢田虎的《老子道德经注》，指出冢田虎力辨老子非异端，以“人君南面之术”定位《道德经》，大量征引儒家典籍与先王政典以证孔、老同源，并贯通《道德经》内证，建构了一套“会通孔、老”的诠释体系。冢田虎《老子道德经注》为中华老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域外“他者”视角。
大会由南京大学徐兴无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何志华教授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潘铭基教授发言总结。
徐兴无教授认为，本次会议在浮躁的学术环境中回归真诚讨论的本质，论文所涉时段贯通先秦至二十世纪，地域兼及中土与东亚，方法多元丰富，文献学、思想史、文学、史学、戏剧学、语言学等兼而有之，青年学者表现尤为亮眼，寄望传统经典作为文化基因得以持续传承。
何志华教授指出，本次会议最令他惊艳之处，在于年轻学者普遍采用极为精微的研究方法，如文本比对、概念演变、典故传承等。这类扎实考证功夫在青年研究者身上集中展现，足见会议学术水平之高。他期许年轻一辈能延续此一学风，以细读与比对方法深耕经典诠释与传播，并藉跨地域交流持续对话。
潘铭基教授强调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文化使命，感谢各方支持；肯定会议从经学史、文字学、文学、文献学多维度探讨“传播”主题，充分体现跨时段、跨文本、跨地域、跨文化的学术视野，包含东亚不同地区的研究视角；期待下届研讨会延续传统经典的学术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