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工人日报）

无障碍电影，正成为一条通往视障朋友心灵的“文化盲道”，这也让1700万视障人士有机会在黑暗中“听见光影”。从跨越半个城市赶来的视障观众，到多次修改脚本的讲解员，从风雨无阻陪伴的家人，到默默奉献的志愿者……是他们，让“听见光影”成为可能。

黑漆漆的影院里，银幕亮着光，除了电影的对白声，还有一位讲解员拿着话筒，插空讲述着画面。观众们有人低着头，手指轻轻搭在膝盖上；有人微微侧着耳朵，身体前倾，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理解眼前播放的影片。这是5月12日上午在北京市汇爱大厦融合影厅播放电影《囧妈》时的现场，观众是一群视障人士。

对他们而言，来看这场电影并不容易。

毛卫义就是其中之一。早上5点多，他就开始摸索着准备出门。6点整，陪护人员周海丰从昌平区赶到顺义区的后沙峪地铁站接上他，两人换乘4次地铁，耗费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位于丰台区的影院。

“对他来说，这是走出家门的方式。”周海丰说。为此，患有肌肉萎缩、走路吃力的毛卫义，特意花了300元请陪护员，陪自己走这段看电影的长路。在中国，像毛卫义这样的视障人士超过1700万人。看不见，是视障群体面对电影时最深的无奈，而让视障人士走进电影院的，是一群用声音为他们“画”出光影的人。

中国盲文图书馆口述影像讲述员武慧敏总结：“既要懂电影，又要了解视障群体。”她通常需要7~15天准备一部影片：选片、查资料、写脚本、修改、试讲，每一步都马虎不得。

中国盲文图书馆的口述影像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2003年，那时馆里的相关工作人员就已经开始在互联网上通过聊天室为视障朋友讲电影。在相近的时间，北京市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主办的“心目影院”也在慢慢萌芽，从2004年家里的客厅，到2018年开始进驻保利影院天安门店9号厅，如今，每周六上午他们都在为视障人士讲述电影。截至5月14日，红丹丹团队已经完成了1387场无障碍电影的放映。

然而，讲好一部电影远非易事。

武慧敏从2017年起为视障群体讲述电影。她至今记得，第一次开讲的那天来了四五十位观众，放映结束后，有观众向她反馈自己“看懂”了这部电影。同样感受到这种“看懂”的，还有北京市盲人学校学生陈鑫梦。学校每个月都会联合“光明影院”播放无障碍电影，“有次‘看’的《狙击手》让我泪流满面。”陈鑫梦回忆道。

“我们已经建起一条又一条生活中的盲道，又该如何铺一条通往心灵的‘文化盲道’？”这曾是中国传媒大学“光明影院”发起团队的老师们走过盲道时陷入的沉思。

如今，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正在用行动回答这个问题。红丹丹团队志愿者薛娜即便在休息日，也早早起床守候在地铁口接盲人去影院。她告诉记者：“看到他们因为电影大笑、流泪，我自己也获得了极大的快乐。”

这条“文化盲道”，正在志愿者们的行动中一点一点铺展开来。他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视障朋友们能够在光影里听见世界。

【记者手记】

黑暗中的一束光

闭上眼睛，尝试用耳朵“看”电影，我才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做到。习惯了视觉的我，在黑暗里寸步难行。

起初，我不理解毛卫义，为什么要自花300元陪护费，费那么大劲出门“看”一场电影？直到和越来越多的视障朋友聊天，我才渐渐明白，无障碍电影，是他们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一座桥。

贾秀霞阿姨告诉我，她原是视力正常的人，失明后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才敢迈出家门。“一开始根本接受不了。”后来接触到了无障碍电影，痛苦才被慢慢抚平。更重要的是，她结识了许多朋友，结伴跑步、逛公园，生活开始充实起来。

几场电影蹲点下来，我发现自己开始熟悉一些面孔。越来越多的盲人朋友告诉我，“看”电影只是一种形式，走进影院，和更多人说说话，才是心里最想要的。我曾偷偷观察毛卫义听完电影后的表情，他的嘴角是微微上扬的。

一部电影，对普通人来说只是两小时的娱乐，但对视障人士而言，却是照进黑暗的一束光，是走出家门、走进人群、重新拥抱生活的希望。这束光不算耀眼，但它足够温暖、有力，它照亮的不仅仅是银幕，更是一个个曾经困在黑暗里的灵魂，也正是这束光让他们知道，光影从未消失，只是这次换了一种方式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