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华文明数千年演进历程，“大一统”从未只是某一王朝的政治追求，更沉淀为贯穿历史、融入文明血脉的深层底色。那么应从何种角度加以观察，从何种层面提供解释呢？前贤时彦已做很多贡献。我们选择从秦汉奠定疆域与制度根基着眼，以“大一统”与“并天下”、“天下”与“疆域国家”为要点，提供立足历史学实证研究的新说明。

秦汉所确立的政治体制模式，以往习称“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大一统”一语，较早见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条：“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大”属于动词，是尊大、重视之义。“统”，并非“化多为一”，而是“合多为一”。先秦“大一统”的基本特征是“共主”主导的贵族分封制，指向“天子—诸侯”体制，注重“施教”与“布政”两个层面的系之于一。此较之古代城邦及城邦联盟，已呈现集权性、内聚性较为突出的大型政治体面相。

秦灭六国，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过去很少注意，秦统一的政治表述为“并天下”。《史记·秦本纪》《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六国年表》是论述秦统一最为核心、史料价值最高的三个篇章，记录用语完全一致，均作：“初并天下。”至于《史记》第四例“初并天下”，见于始皇二十八年（前219）东巡所立泰山刻石：“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可知此语非出自司马迁建构，是秦代官方的权威表述。鉴于这是统一后秦始皇帝首次东巡，并举行封禅，泰山刻石而非其他秦刻石称“初并天下”，反映该语作为核心政治表述的典范性。

秦泰山刻石。图源：大众新闻客户端

“大一统”观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故先秦、秦汉以降都使用。不过，二者有关“大一统”观念的内涵尚有不同。比如《后汉书·皇甫嵩传》“今海内一统，唯黄巾造寇”；《三国志·魏书·臧洪传》“实且欲一统山东，增兵讨雠”；《晋书·华谭传》“今四海一统，万里同风，州郡贡秀孝，台府简良才”；《宋书·州郡志一》“晋武帝太康元年，天下一统，凡十有六州”；《魏书·地形志上》“魏世三分，晋又一统”；《旧唐书·礼仪志一》“隋氏平陈，寰区一统”。

汉代以降，所言“大一统”，内含“郡县”之义，实际多以“并天下”的事实统一为基础。汉用“并天下”有所减少，但对“汉并天下”始终承认。后世更将“并天下”“皇帝—郡县”体制视作“一统”的基本形态，习焉不察背后反映理念内化的完成。自汉代以后所言“大一统”，固然注重儒家倡导礼乐正统层面的文化凝聚，但以“并天下”为必要条件与基础支撑，“并天下”成为“大一统”的内核，既体现秦汉政治文化的发展新貌，又成为中华文明绵延长久的历史因素。

秦汉“大一统”除注重文化整合，还特别强调对统辖疆域的直接政治管理。秦汉“大一统”的政治空间是“天下”。政治实践中的“天下”是范围较为确定、边界相对明晰的“有限”区域，主要是文化、政治合一的“统一的华夏疆域国家”，而不等同今天的世界概念。这里使用“疆域国家”，并非宽泛表述，而是明确定义。因为秦汉王朝不仅地方行政区划的郡、县、乡之东西、南北范围明确，所立边界明确，而且郡、县、乡界内的辖域总面积（“提封”）也是明确的。进而，秦汉是具有全国疆域（“提封”）统计数据的“统一的华夏疆域国家”。“天下”之内，可称“四方”、“四海”、“四极”、“方内”、“海内”，“中国”有时与“天下”对言，而“天下”之外，可称“方外”、“海外”、“荒外”。“天下”范围与王朝疆域对应，“天下”并非无外，之外有“四夷”，有“外臣”，有“外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实并非对应世界。此言周天子所治“天下”具有一定范围，只是在有范围的“天下”采取何种治理方式的问题，由此才会被秦琅邪刻石、新莽诏书借鉴。

魏晋以降，华夷交融更趋频繁，但“华夷混一”、“华夷一统”的“天下”，政治空间同样明确。“天下”之外，仍有外夷、外国。顾炎武“有亡国，有亡天下”的著名论说，可以重新认识。“亡国”对应改朝换代（政治）；“亡天下”不只是文化衰亡，实际包含政治、文化两个方面。由“亡国”到“亡天下”，涉及纵向的社会结构延伸（“君—臣”→“君—臣—民”），而非横向的区域结构变动。“亡国”与“亡天下”的地域范围实际一致，都是“天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至清末民国被称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反映“天下”与“国家”存在一定的对应性。列文森谓“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需要重新思考。

总之，“并天下”是理解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及演变的关键线索，有助于更好把握历史上“一统”与“统一”的关系。“天下”既是文化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在政治实践中始终存在较为明确的范围，对应以华夏为主体多民族的统一疆域国家。秦汉以降，“天下”主要与今日“国家”而非“世界”的内涵更为接近。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是一体两面，文化与政治二者始终高度统一。这并非“大一统”、“天下”观认识的转趋保守；恰恰相反，过去对中国古代“大一统”、“天下”观的评估，进而对中国早期国家、秦汉统一王朝政治实践能力的认知，恐怕有所偏低。后世“统一”不仅要求文化认同，还关涉政治管理；既包括该地区在文化上认同统一，又须建立起国家对该地区的有效管理。这与中国古代的“天下”理念大体一致，是自秦汉以降建立在“并天下”基础上新型“大一统”观的绵延与传续。

2024年1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56个民族欢聚一堂。图为开幕式现场。 新华社发

汤因比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 “大一统”与“并天下”，正发挥了这一作用。

作者：孙闻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古文字与中国古典文明研究中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

来源：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

作者: 孙闻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