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康熙教子庭训格言》“敬惜文字·天地至宝”篇内页。（资料图片）明代小说家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载王曾“敬惜字纸”页。（资料图片）

镇远县大地乡惜字塔。

惜字塔（局部）。

地处黔东南镇远县大地乡的惜字塔，始建于清代乾隆年间，是典型的密檐式石塔建筑。此塔以方石砌筑而成，塔基底座为正方形，塔身六边形，石塔共三层，下大上小，每一层皆有塔檐，塔身有半圆形孔洞，顶部立塔尖，由三个圆球下大上小依次堆叠组成，类似佛塔。有学者研究认为，惜字塔多楼阁式，极少为密檐式。楼阁式即古代仿楼阁形式，具有台基、基座，有木结构或砖仿木结构的梁、杭、柱、斗拱等楼阁特点；密檐式即将塔身基座和首层高度加大，以上层层缩短，屋檐密叠，上部不设窗。从建筑样式看，大地乡惜字塔即为典型的密檐式。

站在惜字塔下，可见塔身第二层正面有长方形整石，上刻“惜字库”三个大字；两旁平整竖石刻楹联一副：“零星收碎字，累月焚洪炉。”此塔结构严谨，做工精致，造型古朴，虽历经几百年风雨侵蚀，依然挺立坚固，至今保存完好，这在贵州现存的惜字塔遗存中实属难得。

敬惜字纸：惜字塔的文化内涵

惜字塔，又称为“惜字库”“敬字亭”“焚字库”等，其文化内涵可追溯至宋代崇文传统，至明清时期随竹纸技术普及而达到鼎盛。惜字塔的形制多仿佛塔，但在内涵上却呈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它是一种非宗教的塔形建筑，文化内涵源于中国本源的儒家伦理与文字崇拜。惜字塔承载着古代中国“敬惜字纸”的文化传统以及敬重文化的深刻内涵。

“敬惜字纸”文化传统的深层根基，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汉字的独特认知——汉字不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更是承载天道、传承文明的神圣符号。仓颉造字的神话将文字的创造描述为惊天地、泣鬼神的重大事件，赋予了文字超自然的力量与尊严。这种文字崇拜形成了独特的“字纸”观念。写有文字的纸张，无论内容贵贱、形态完缺，均被纳入恭敬对待的范畴。即使是废弃的字纸，也不能随意丢弃、践踏，必须收集起来，通过焚化的方式使其“升天”。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成熟，将文字崇拜推向新的高度。通过“敬惜字纸”的行为，士人将自己纳入一个更大的意义网络：个人的努力与超验的力量建立联系，功名的获得被理解为“积德”的回报。“敬惜字纸”的深层动力，还来自儒家文化对先贤的尊崇传统。在儒家话语中，文字是“圣贤心迹”的载体，对字纸的恭敬即是对先贤的致敬、对道统的承续。

在这一深刻而丰富的文化内涵之下，敬惜字纸的文化传统在古代中国，特别是在明清时期，被从上到下极力倡导和广泛推动。官方的提倡推广，从皇帝圣旨到形成行政命令；民间的推动实践，从士绅阶层组织实施，到乡村民众的笃信践行。从庙堂之高到乡野之僻，敬惜字纸的观念深入人心。如清代官方对“敬惜字纸”的倡导，有明确的政策文本支撑。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多次颁布谕旨，要求各地官员教化民众尊重文字、爱惜纸张。实际上，“敬惜字纸”的观念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倡导，更是一种内化的自觉文化信仰，这一点即使是在皇家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如康熙皇帝在教导子女时，也特别强调敬惜文字。《康熙教子庭训格言》有“敬惜文字·天地至宝”篇，记载康熙教子格言：

训曰：字乃天地间之至宝，大而传古圣欲传之心法，小而记人心难记之琐事，能令古今人隔千百年观而共语，能使天下士隔千万里携手谈心；成人功名，佐人事业，开人识见，为人凭据，不思而得，不言而喻，岂非天地间之至宝？与以天地间之至宝而不惜之，糊窗粘壁，裹物衬衣，甚至委弃沟渠，不知禁戒，岂不可叹！故凡读书者一见字纸必当收而归于箧笥，异日投诸水火，使人不得作践可也，尔等切记！

除了官方主流文化的倡导，在民间，敬惜字纸的观念也通过通俗文学等形式广泛流传，深入人心，甚至更加强化了福报叙事。明代小说家凌濛初所著《二刻拍案惊奇》开篇所载的王曾故事，就是这样的叙事典型，是惜字文化传说中最具影响力的文本。故事讲述宋朝人王兼长年敬惜字纸，即使落在粪秽中的字纸也捡出洗净焚化，终于感动上苍，其妻梦孔圣人告知将遣曾参转世，后果然生子王曾，连中三元，官至宰相，封沂国公。小说对王兼行为的描写极具细节感：“落在粪秽中的，他毕竟设法取将起来，用水洗净，或投之长流水中，或候烘晒干了，用火焚过。”这一细节叙事，将“敬惜”推向极致：字纸的洁净优先于个人的嫌恶，文化的尊重超越了对污秽的回避。而“孔圣托梦”情节又将“敬惜字纸”的行为纳入儒家神圣谱系。故事的结局“连中三元，官封沂国公”则将超自然承诺转化为可见的社会成功。王曾的故事通过通俗小说文本、口头传颂在乡野民间广泛传播，还通过善书、宝卷、家训、戏文等多种文本形式流传。这些文本的交叉传播，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叙事网络，也使得“敬惜字纸”的观念和行为更加深入人心与神圣化。

由以上可见，在传统文化中，“文字乃天地间之至宝，不得作践”的观念，上至皇帝，下至普通民众皆自觉遵守。惜字塔的建造与焚字仪式的举行，皆是“敬惜字纸”观念的外化与日常实践。有字之纸当收集，投诸水火，不得作践，是将此观念践行到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中，并产生了相关的焚字仪式，惜字塔作为焚烧字纸的场所，也具有了某种神圣性。作为公共建筑，惜字塔的建造资金通常来源于民间集资。士绅阶层通过倡议建造、组织筹资、监督施工，将文字崇拜的观念转化为可见的建筑存在；普通民众则以捐资、出力的方式参与，形成普遍的文化共识，这种集资模式本身即是敬惜字纸观念形成的乡土社会凝聚力的体现。

大地乡惜字塔修建的清乾隆时期，朝廷大兴文教，大力推崇儒学，科举取士规模扩大。在这一背景下，“敬惜字纸”成为社会文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隆时期也是汉文化深入传播至贵州的关键阶段，黔东南地区作为苗族、侗族聚居区，其文教兴起主要是在清代尤其是雍正时期以后。大地乡位于镇远县西北部，地处镇远与石阡交通要冲地带，历史上可能是湘黔古道的重要支线节点。镇远县自古为“滇楚锁钥、黔东门户”，明永乐十一年贵州建省后，汉文化沿交通干线向山区腹地渗透。大地乡虽地处偏远，却因其位于交通要冲而较早受到汉文化浸润，教育的普及直接催生了对文字崇拜的物化表达——惜字塔的建造。惜字塔以建筑的形式，将“崇文重教”的价值观念植根于乡土之中。惜字塔的存在，正是清乾隆以后大地区域崇文重教的证明。

惜字楹联：收集焚化的日常实践

惜字塔坐落于大地乡集镇下街后侧不远处，背倚佛顶山脉，面朝乡镇集市，此处土地平旷，有小溪潺潺从惜字塔旁流过。此选址与方位也极讲究，以佛顶山下的风水宝地建塔，形成一种“藏风聚气”的理想格局。这一选址也体现了传统乡土社会中文化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的理想布局。集镇下街作为传统商贸与日常交往的枢纽地带，人流密集，信息汇聚，将惜字塔建于附近，既便于乡民日常投递字纸，又使其成为公共视野中的视觉焦点，发挥着持续性的教化功能。街道后侧背靠佛顶山的方位，则使石塔与主要街道保持适度距离，以维护焚烧仪式的神圣性与肃穆感，体现了“近而敬”的空间辩证法。

大地乡惜字塔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当属塔身第二层两侧阴刻的楹联：“零星收碎字，累月焚洪炉”。该楹联与“惜字库”三字一样，采用阴刻技法镌刻于塔身石材之上。阴刻的字迹不易风化磨损，塔上字迹至今依然清晰。此联以高度凝练的语言，完整呈现了惜字塔的功能与收集、焚烧字纸的日常实践。

上联“零星收碎字”描绘的是字纸收集的日常性、分散性与累积性——在传统社会中，私塾学童的习字草稿、文人的诗稿信札、商号的账簿票据、民间的契约家书，乃至任何带有墨迹的纸片，均在收集之列。这种广泛性表明，敬惜字纸并非读书人的专利，而是渗透于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实践。清代有专门负责收集字纸的社会组织——惜字会。作为专职组织，惜字会在捡拾、收买字纸方面起到带头作用，但也因资金难筹、运作不力而数量不多。因而又催生出收集字纸的兼职组织，如善堂、公所、学校等。兼职组织具有数量众多、触众面广的特点，从而成为惜字信仰传播队伍中主要的一支。无论专职还是兼职组织，主事人往往是士绅群体。士绅成为推动惜字发展的主要力量，地方官员则为鼎力支持者。惜字信仰的社会教化功能突出表现在惜字组织活动中。通过惜字会、善堂、公所、学校等塑造和巩固惜字信仰，官员、士绅能有效倡导社会的文化风尚，加强儒家思想的教化和统治地位。

下联“累月焚洪炉”则描绘的是焚化仪式的集体性与周期性——日常收集需经月累积，方能形成规模化的仪式行动；“累月”一词暗示了从收集到焚化的时间间隔，或一月、或一季、或一年，各地习俗不一。周期的设定既考虑了字纸积累的数量需求，也赋予了仪式以期待感与庆典感。“洪炉”一词则极具张力，既指实际的焚烧空间，也隐喻文化熔炼的宏大场域。焚化仪式通常由士绅主持，选定吉日良辰到惜字塔焚化字纸，吸引众多乡民围观。仪式中，日常积累的字纸被郑重送入炉膛，火焰升腾、纸灰飘散，被视为文字“羽化成蝶”、回归天界的象征。惜字会作为专门的社会组织，其惜字活动的开展遵循特定的仪式和章程，也极具仪式感。在惜字会章程中，惜字过程可分为捡拾字纸、漂洗秽纸、建炉焚化、送灰入水四个步骤。甚至惜字会雇人捡拾字纸，在捡拾过程中用什么工具、什么方法，铁铲、铁钳、篾箕、竹筒等如何使用、在什么情况下使用等都有详细的章程规定，这使得整个惜字过程显得神圣而庄重。

上下联以“零星”与“累月”、“收”与“焚”、“碎字”与“洪炉”形成精妙对仗，在对比中构建起从日常到仪式、从个体到集体、从平凡到庄严的意义跃升。在乡土社会中，惜字塔的使用者涵盖了社会各阶层，形成了复杂的互动网络。士绅阶层作为文化的承载者，主导着惜字活动的组织与阐释；普通乡民作为字纸供应者与仪式参与者，构成了活动的社会基础；学童则在长辈的带领下参与收集与焚化，完成文化规范的社会化传承。惜字塔以其高耸的塔形、醒目的楹联、周期性的烟火，构成了传统乡土社会中持续的文教景观。对于识字者，塔上的楹联直接传递了行为规范的信息；对于不识字者，塔的存在本身及焚化仪式即是“此地重文”的无声宣示。惜字塔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文教功能，通过建筑设施与仪式实践的结合，实现了对日常行为的规训。字纸的处理从随意的丢弃，转化为有意识地收集、有周期的焚化、有礼仪的告别，这一过程重塑了人们对文字、纸张、知识的态度。日常性的字纸收集，将敬惜字纸的观念融入日常行动之中，形成一种内化自觉；周期性的焚化仪式，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定期聚集的契机，强化了社会网络与集体认同，仪式中的分工合作、资源共享、情感交流，构成了乡土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内容。焚化仪式也使得日常的惜字行为得到升华，以一场极具仪式感的焚化洪炉，将个人行为融入到宏大的、神圣化的文化叙事之中。

墨烬余温：惜字塔的文化传承

学者白化文先生曾说：“敬惜字纸实为中国独有的优良民俗。”在现代社会，纸张随处可见，随手可得，敬惜字纸已成为一种陌生的说法，但惜字塔的存在提醒着我们，在传统中国，有一种独有的、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敬惜字纸。

惜字塔作为承载这一深厚历史文化意义和内涵的建筑，随着社会的变迁，其历史文化内涵逐渐消失，惜字塔变成了一种历史遗存。当代社会对惜字塔的认知，已经从传统的“敬惜字纸”信仰转换到“文物保护”的维度。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惜字塔除了作为景观存在之外，也应当传承其优秀内涵和精神，在乡土文化中发挥作用。“敬惜字纸”敬的不仅是字纸，更是敬重文化。惜字塔文化的当代转化，可提取其精神内核，实现从“敬字”到“敬学”“敬重文化”的传承与转换：“敬字”是对文字载体的尊重，“敬学”是对知识本身的追求，“敬重文化”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

镇远县大地乡惜字塔，这座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石塔，以其古朴的造型、精致的工艺、完整的保存，成为黔东南腹地难得的文化遗珍。塔身那副“零星收碎字，累月焚洪炉”的楹联，浓缩了一个时代的文化理想与日常实践。从仓颉造字的神话，到王曾连中三元的传说；从科举社会的功名祈愿，到山地社区的仪式参与；从汉文化南渐的历史进程，到多民族交融的复杂格局——这座古塔承载的文明重量，远超其物理体量之所限。在保存文物遗存的同时，激活其精神内涵的当代意义，在守护与转化中，大地乡惜字塔将继续伫立，见证又一个三百年的风雨与阳光，成为连接这片土地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文化纽带。

胡海琴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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