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彭忠富

　　1934年冬，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取得反“六路围攻”的重大胜利。蒋介石大为震怒，积极策划“川陕会剿”，企图将红四方面军困死于川陕一隅。持续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也使川陕根据地元气大伤。

　　1934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巴中清江渡召开军事工作会议，总结反“六路围攻”作战经验，研究制定“川陕甘计划”，确定集中主力向嘉陵江以西及甘肃南部发展，将川陕根据地扩大为川陕甘根据地。会后，全军进行大规模整编。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1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明确指出中央红军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转入川西，要求红四方面军“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同日，红四方面军发起广昭战役，打击广元、昭化地区之敌。战役期间接到中央电报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结束广昭战役，调整部署。2月，徐向前率十二个团出击陕南，发起陕南战役，成功将嘉陵江上游敌军北调，削弱了嘉陵江沿岸守敌兵力。这一声东击西的战略佯动，为后续强渡嘉陵江创造了有利条件。2月16日，中共中央来电告知已放弃在泸州上游渡江的计划，但红四方面军仍决定按原方案西渡嘉陵江，继续策应中央红军。3月初，红四方面军发起仪陇、苍溪战斗，扫清了渡江作战的最后障碍。 

　　秘密渡江

　　嘉陵江的中上游位于高山峡谷之中，水流湍急，是横亘在红军面前的一道天然屏障。四川军阀为阻止红军西渡，以53个团的兵力布防于北起朝天驿、南至新政坝约300公里的嘉陵江西岸。邓锡侯部防守北段，田颂尧部防守南段，然其部署兵力稀疏、纵深空虚，暴露出兵力不敷分配的窘境。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亲自踏勘地形，反复研究突破口位置，最终选定苍溪县塔子山至阆中以北地段为主攻方向。此段江面宽约150至400米，水流相对平缓，水深不超过2米，河床平坦。对岸守敌为田颂尧第二十九军的三个团，装备较差，屡遭打击，士气低落，是整个江防的薄弱环节。塔子山居高临下，便于部队隐蔽集结和组织火力掩护，水文、地形条件均有利于渡江作战。 

　　然而，敌人已将嘉陵江沿岸所有船只或控制或烧毁，渡江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船只。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就地造船。川陕根据地群众闻讯后纷纷支援——有人扛来盖房的木材，有人送来点灯用的桐油，一大批船工、铁匠、木匠自带工具，翻山越岭赶来参与建造。军民协力，经过一个多月的苦干，造出可同时运载三个团的战船，并仿制了三座竹制浮桥。红四方面军同其他部队一道，在指定地域集结待命，加紧渡江演练。 

　　攻克剑门关

　　1935年3月28日黄昏，嘉陵江战役正式打响。

　　红四方面军第一梯队分三路渡江：左路红九军从阆中以北突破，中路红三十军从塔子山正面强渡并攻占飞虎山、高城山等要点，右路红三十一军从苍溪以北的鸳溪口强渡成功，一举攻占敌江防要点火烧寺，击溃守敌一个旅。红四方面军随后跟进，浮桥在江水中剧烈摇晃，战士们不顾安危，迅速而有序地向对岸冲去。 

　　突破江防后，剑门关成为战役的关键节点。剑门关地势险绝，两旁峭壁耸立，仅有一条南北向人行道贯穿，是出入川陕的咽喉要冲。敌二十八军宪兵司令刁文俊率三个团凭险据守，构成江北纵深防线的核心堡垒。红三十一军在总指挥王树声指挥下，会同红三十军一部，集中迫击炮和机关枪掩护突击队，对敌各集团工事实行多点攻击。4月2日午时，总攻全面展开，红军与守敌展开白刃格斗，激战半日，全歼守敌，将红旗插上了这座被称为“插翅难飞”的雄关。剑门关一克，敌沿江防线彻底崩溃，嘉陵江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当地百姓编唱歌谣，“红军过了河，羊子奔索索，冬瓜遍地滚，猴子摸脑壳……”以诙谐的四川方言，嘲讽军阀狼狈溃逃的丑态。 

　　夺取战役全胜

　　敌军江防被突破后，残部退守盐亭、梓潼、江油、中坝等地，企图重组防线。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心乘胜扩大战果，令红三十一军和红三十军一部向广元、青川方向推进，防堵胡宗南部南下；令红九军和红三十军主力向江油、中坝进击。 

　　与此同时，红九军二十七师在江油牟家渡乘敌不备渡过涪江，歼敌一个营，击溃城郊守敌一个团，占领江油外围各要点，对县城形成合围。红三十军主力击溃沿涪江守备的敌两个旅，占领中坝、彰明等地。成都的官僚资本家闻讯后，纷纷变卖家产准备外逃，四川军阀统治出现严重危机。4月17日晨，敌军发起猛攻，战至天黑，敌大部被歼，残部退回绵阳、罗江。4月21日，嘉陵江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历时24天，歼敌1万余人，攻占昭化、广元、剑阁等八座县城，控制了嘉陵江以西广大地区，打破了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有力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标志着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