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院》海飞 安徽文艺出版社

提到海飞，人们会立刻说出他的身份——编剧和谍战小说家,他的作品也总是被置于类型小说的界定之下。这当然不是说类型小说不好，我想表达的是，好小说就是好小说，与类型无关，它可以是科幻、悬疑、武侠、言情，也可以什么都不是。从这个角度看其长篇新作《剧院》，或许会读出罪案和推理以外的更多内容。

海飞把自己谍战类型的作品称为“谍战之城”系列，把罪案推理类型的作品称为“迷城”系列，《剧院》属于后者。在弥漫着浓雾、大雨不时袭来的南风县城，一具在剧院内意外发现的白骨揭开了罪案一角。伊格尔顿在《文学的读法》中说，“故事能够存在，盖因某种初始秩序遭到了破坏。”而在海飞的故事中，这种秩序一旦破坏，便难以恢复如常。如果将警察陈东村的案件侦破视作重建秩序，将不断冒头的新线索和露出马脚的吊诡之处当成对秩序的破坏，我们会发现：整部作品始终处于破坏—重建—破坏的循环中。这构成了推理作品叙事的动力。死者齐国栋因何被害？母亲汤宝琴在案发现场做了什么？汤麦、罗米姐妹为何互换身份？案发时出现在剧院的老焦又因何突发心梗？随着这些谜团一一解开，读者也跟随叙事的脚步从2003年穿越到五年前的1998年，看到一段尘封的往事：性侵的隐情、母亲的良策、目击者的要挟、被利用者的复仇……

世事浮沉，每个人都深藏秘密，看似是观众，却都是登场的剧中人。剧院是小说的核心意象，人物游走于台上台下，忽而登场，忽而又谢幕。巧妙的是，男主人公陈东村的妻子迟云正是一位越剧演员。“迟云”暗含“美人迟暮”之意，台上风光一时，却无奈被时间的风卷入尘埃。这个主宰自我人生的“大女主”，最终以决绝的姿态面对罹患绝症的宿命。而小说中充斥的各种越剧元素，更让《剧院》上演了一出出戏中戏。因此，在罪案和推理之外，这部作品更有着世情小说的味道。陈东村与迟云之间若即若离的感情，汤麦和罗米之间爱恨交加的复杂关系，被齐国栋利用的郭圆圆渴望被爱却注定生如草芥的结局……海飞赋予每个人物爱的权利，又残酷地让命运之手对其进行无情摆布。

反而是那位声称智商“高达”67的小焦，天真无邪，自在生活于五行之外。作家赋予小焦诗人身份，为发疯的汤麦（实则是高才生罗米）送去丝丝暖意。这个如天使般无瑕、如处子般纯洁的人物被塑造为诗人，是否暗含作者用诗歌的超越性拯救人间的潜意识，我们不得而知。唯一能确认的是，登上“剧院”舞台的演员们，似乎都与烟火人间保持着距离。小焦不仅写过《火车开过桑园》这首诗，连他的话也带着诗意。桑园街烟火人间的市井人情与戏台上浓缩提纯的悲欢离合构成一种对位，让小说标题的“剧院”有了双关意味。“剧院”既指现实层面的案发现场、故事发生地南风剧院，也指整个南风县城的一切，宛如舞台上亘古不变的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飞赋予县域文学带有浓厚个人风格的审美新质。近年来，“县域文学”成为批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它是对以县城为主要书写对象的一类作品的命名。从上世纪80年代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路遥的《人生》开始，县域文学以城乡之间的撕扯和断裂为主视角，成为透视改革开放中国当代史的一个窗口。近年来县域书写走向深化，在林白的《北流》、颜歌的《平乐县志》、张楚的《云落》等作品中，县城成为一个自足的世界和整体。海飞同样有写县城的热望，他自述1992年到2005年在江南县城度过了13年时光。《剧院》故事的时间正与此交叠，作家写南风县，宛如写自己“年轻时的一位朋友”。他谙熟这里排列整齐的梧桐树、夏日的知了叫、不时传来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唱腔。我们在其中感受着南风县氤氲的那种独特的潮湿和模糊，恰与罪案推理的不透明相呼应。但好的文学作品从来不是简单的写实，海飞书写、但并不属意这烟火人间，而是用鲜明的诗意风格与超越性的笔调来建构自己的县城宇宙。这使得他笔下的人物有一种演员的既视感，有一种和芸芸众生的间离感，有一种升出红尘之外的悬浮感。这是作家在《剧院》中刻意营造的。比如那个逢人讲《金瓶梅》的刘瞎子，如扫地僧般的许胖子，甚至这些配角都有奇异之处。

在谈及海飞的谍战小说时，很多人都注意到他用烟火人间的日常书写来突破类型文学的边界，如果说这是第一层突破，我们在《剧院》还看到了第二层突破，即用“非日常”突破“日常”。“非日常”便是以上说的诗性和戏剧性，这是作家的更进一步。《剧院》是带有戏剧性和诗性的作品，它故意让读者与故事保持一定的距离，让人物做出一些日常眼光审视下的无状之举，这是海飞赋予县域文学的独特气质，也是他的作品走向更加开阔之地的个性张扬。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张鹏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