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文化知识普及读物，《中华文化公开课》（第二辑）以文物、遗址和典籍为节点和媒介，重新建构中华文明时空观念的“诗学”文本。该书通过“文明信史化”的叙事策略和书写方式，将中国考古学的时间碎片连缀为系统性、连续性的中华民族记忆；更通过“多元一体”的空间想象和文明阐释，构建了从“满天星斗”到“江河汇流”的中华文明地理学。该书在当今多媒介相互融合的背景下，以“知天、崇德、尚文”为核心旨趣，完成了一次对中华文明生命基因的深度解码，实现了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的哲学升华。

古老的中华文明绵延万载，但其宏大叙事常常被简化为断代的史料、枯燥的年表和冰冷的器物。如何让这些沉默的文明碎片重新发声，组成一首气韵生动的长篇史诗？《中华文化公开课》（第二辑）提供了一种叙述范本：它通过对文明格局、文明成就与文明旨趣的三重彰显，在学理严谨性与表达诗化之间找到了一种精妙的平衡，让读者既能够“触摸文明脉搏”，又能够“聆听千年回响”。

回应近代以来“疑古派”与西方史学对中华文明长度的质疑

《中华文化公开课》（第二辑）回应了一个重要学术问题，即如何看待近代以来“疑古派”与西方史学对中华文明长度的质疑。书中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新成果为依托，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时间意识”重构。书中对文明的主要内涵重新进行了界定，特别是针对国际学术界以文字、城市、冶金术为文明“三要素”的传统标准，依据唯物史观提出“国家的产生”才是文明形成的根本标志。这一“中国方案”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辩解，而是具有详实的学理依据，正如书中对良渚古城、石峁遗址的剖析所示，那些宏大的水利系统、严整的城防布局、复杂的社会分层，本身就是一部“筑造于大地上的史书”。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曾言：“历史是心灵借由图像而实现的集体追寻。”《中华文化公开课》（第二辑）正是通过陶寺的观象台、石峁的皇城台、三星堆的青铜神树这些震撼人心的“图像”，让读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客观存在。

在空间叙事上，不仅展示了“多”，更深刻地揭示了“一”

《中华文化公开课》（第二辑）在空间叙事上展现出一种宏阔的“文明地理学”视野，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中原中心论”的单一叙事模式。书中呈现的中华文明起源图景，是典型的“满天星斗”。无论是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玉猪龙”，还是长江下游良渚古城的“水城规划”；无论是晋陕高原石峁遗址的“巨石城垣”，还是成都平原三星堆的“青铜神国”，这些文明遗址如同散落在华夏版图上的星辰，各自闪烁着独特的历史光芒。这本书的高超之处在于，它不仅展示了“多”，更深刻地揭示了“一”。书中利用细致完备的考古证据链，形象展示了陶寺文化如何吸纳海岱地区的礼制因素，石峁怎样成为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碰撞通道，三星堆青铜铸造技术何以受到中原夏商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些实例充分印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动态过程，它不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蚕食鲸吞，而是如同《诗经》所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相互砥砺与彼此融合。这种空间想象的拓展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它通过对“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西域东海”的文明勾连，形象地阐释了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卓越论断。读者在书中看到的不是孤立的文化碎片，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共同体。这种叙事表明“中国”不再只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经由数千年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文明共同体”。

提炼出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生命哲学”

一部出色的文化解读文本，如果只是停留在“物”的层面，可能仅仅是一部博物志；只有进入“心”的层面，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一部精神史。《中华文化公开课》（第二辑）的深邃之处，在于其透过纷繁复杂的文化表象，提炼出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生命哲学”，即“知天、崇德、尚文”。“知天”体现了中华文明对宇宙秩序的敬畏与顺应。书中论及的陶寺遗址的观象台，不仅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日影天文观测系统，更是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的智慧结晶；援引的红山文化祭坛以“天圆地方”为形制，征引的良渚玉璧与玉琮正是“礼天地”的神圣法器。这种对天的理解并非西方意义上的“自然法则”，而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生命认知。该书将宇宙的节律与人事的伦常相对应，使得中国人的生存获得了宇宙论的支持。“崇德”是中华文明对人间秩序的自觉建构，书中揭示早在陶寺文化时期，便已表现出鲜明的“礼制”秩序。礼者，理也；德者，得也。将外在的规范内化为心灵的自觉，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创举。从儒圣孔子“为政以德”的告诫，到历代先贤对“内圣外王”的追求，“德”成为沟通天人的桥梁，也成为衡量政治合法性的标尺。“尚文”是中华文明得以千年延续的载体密码。该书对汉字、简牍、典籍的讲述尤为动人。从冯时先生对文字起源的探源，到陈伟先生对简牍“国家信史”的解读，再到庄立臻先生对“天一阁”中华民间藏书的勾陈，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对“文”极度尊崇的文明脉络。“知天”所以有格局，“崇德”所以有底线，“尚文”所以有传承，这六个字既是《中华文化公开课》（第二辑）对中华文明核心旨趣的概括与凝练，也是一条引领读者进入中华文明堂奥的精神路径。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斋读物”，而是一次多媒体、多感官的“文化仪式”

在表达形式上，《中华文化公开课》（第二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斋读物”，而是一次多媒体、多感官的“文化仪式”。书中有大量高清的文物实景照片、遗址复原图，并嵌入视频链接。这种编排方式让读者在面对静态文字的同时，可以通过视觉图像甚至动态影像，获得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这种“图文互证”“视听交融”的设置与编排，暗合了传播学中的“媒介即存有”理论。它让“公开课”的概念超越了课堂范畴，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文化寻根运动。读者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通过视觉的巡礼、心灵的叩问，成为文明薪火的传递者。阅读这本书，不仅是与文字对话，更是与那些将毕生精力奉献给敦煌、故宫、殷墟的学者们的灵魂对话。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最终指向一种文化上的“仪式感”。这种仪式感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对传统的尊重与敬畏，也激发了人们在现代语境中创造新文化的内生动力。

《中华文化公开课》（第二辑）告诉我们，文化自信并非盲目的自大，而是建立在对文明源流的清晰认知、对文明特质的深刻理解、对文明价值的自觉认同之上。这部书通过对文物、遗址和古籍的系统讲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真正“活”了起来 。今天的我们依然能参与《诗经》的对唱，倾听《论语》的诉说，这不仅因为文字的记录，更因为有这样的文化公开课，在不断地为文明的薪火添柴加薪。愿中华文明的薪火在一代代人的接力中，永远照亮国人前行的道路。

（作者为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刘金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