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潇远

2025年6月30日至7月3日，在时隔十年再次举行的联合国第四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上，与会官员和专家对当前发展中国家可能陷入的债务危机表达了忧虑。随着全球不确定性日益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外部主权债务规模再创新高，债务增速和债务利息支出增幅均高于发达国家，财政可持续性面临严峻挑战。其中，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债偿还占政府收入比重在2013年至2023年的十年间翻了一番，达到14.6%。经合组织《全球债务报告2025》同样显示，近年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市场融资规模也在大幅攀升，从2007年的约1万亿美元快速增至2024年的逾3万亿美元。2020年至今，已经相继有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加纳和斯里兰卡等国家经历了主权债务违约和寻求债务重组。

那么国际借贷流动到底会对这些国家的发展产生何种影响？短期来看，发展中国家依赖便捷的国际借贷和发展融资确实有助于缓解当下的财政压力，提升当地政府在医疗、教育等公共领域的发展水平，但沉重的偿债压力也可能令这些国家陷入“借新偿旧”的债务陷阱，甚至弱化本国税收体系和阻碍长期的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建设。《被典当的国家：国际金融时代的国家建设》是一本旨在回答这一问题的研究著作：历史上全球资本市场看似能够便捷获取的“easymoney”在化解危机的同时，是否在无声地“典当”着这些国家走向国家建设和自主现代化的未来？

作者通过历史比较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19世纪全球金融体系兴起背景下战争融资方式对全球边缘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影响。本书不仅对“战争制造国家”的经典论断进行了重要修正与拓展，还将“资源诅咒”理论引入到国际资本领域，为理解全球边缘国家在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困境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被典当的国家》明确界定了“战争制造国家”理论的适用条件，即战争是否真正推动国家建设，关键在于其融资方式是否转向国内。作者通过展示19世纪拉美与亚洲等西欧以外地区比通常认为的更加剧烈和普遍的战争频率与强度，对查尔斯·蒂利和布鲁尔等人所代表的好战理论（bellicisttheory）的适用性提出了质疑。对于全球边缘国家来说，战争可能并未自动带来国家能力的增强。战争本身并非国家建设的充分条件，其效果取决于政府在应对战争带来的财政压力时是否能够将融资手段由国际借贷依赖转向国内征税和相应的资源动员。

作者将“资源诅咒”理论从传统的自然资源领域拓展至国际信贷和国际援助等非税收入形式，指出“容易获得的资本”也可能成为一种阻碍国家建设的重要诅咒类型。这一扩展不仅丰富了资源诅咒的理论内涵，也为理解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的对外部融资依赖提供了历史参照。全球南方国家若过度依赖外部融资（无论是外债还是国际援助）来应对各类危机，可能会削弱其建设本国制度能力与推动国内政治协商的内在动力，从而陷入“弱国家—强外部依赖”的恶性循环。

书的前一部分聚焦于19世纪全球金融与资本市场兴起的宏观背景，指出在这一时期，随着债券利差的逐渐缩小，全球边缘国家更容易以较低成本获取国际资本。这一历史趋势为后续分析战争融资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书的后一部分是分析历史案例与进行定量检验的重头戏，深入探讨了这些在国家形成早期阶段所获得的外部战争融资，如何影响国家能力的短期发展与长期演进。

本书整合了作者此前已发表的多篇论文，一篇2019年发表于《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的论文构成了第七章的主体。作者围绕国际因素与直接税收能力两大主题，通过对1816年至1913年间全球边缘国家数据的分析，试图厘清战争融资如何塑造这些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作者的核心研究假说是，国家能力建设取决于战争的融资方式并非战争本身。具体而言，外部融资特别是用于军事开支的战争贷款削弱了这些国家提升税收能力的动力。由于存在外部资金的可替代性，当政府能够便捷地从国际信贷市场或帝国补贴中获得资金时，便会减少向国内民众征税的努力，从而避免与民众进行政治谈判与制度妥协的必要性。

作者还找到了全球信贷紧缩下的信贷排斥这一外部冲击，巧妙地解决了资本获取可能的内生性问题。19世纪伦敦银行业危机及随之而来的股市崩盘记录表明，对于除英国以外的国家而言，这类周期性的国际金融危机会显著中断其获取国际信贷的资金流。当一国在战争期间同时被排除在外部资本市场之外（如因违约事件或全球信贷紧缩而遭遇信贷排斥），其短期内提升直接税收能力的动力与效果最为显著。反之，如果在国家建设的关键阶段能够一直通畅地获取外部融资，则统治者无需与当地民众进行权力分享，于是阻碍了本国迈向现代财政国家的历史进程。此外作者的相关模型表明，19世纪的这种信贷流动情况甚至能够对这些国家的官僚机构和税收能力产生长期影响，揭示出国际资本流动产生的制度遗产。

本书主题新颖、材料丰富，但在论证环节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或理论局限。首先，本书虽然为国家形成与能力建设的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国际维度上的视角，但与主要采取国内政治路径来分析国家财政能力的研究缺少适度对话。例如，同样是以19世纪拉丁美洲为研究对象，塞巴斯蒂安·马祖卡论证了这些国家在形成过程中选择对外获取关税收入还是对内发展直接征税体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英群体的政治优先事项。再如，《通往现代财政国家的路径》一书从国内信用危机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比英国、日本与晚清三个案例，指出现代财政国家的兴起依赖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与中央政府层面的信贷危机。

其次，在论述信贷排斥的长期“历史遗产”时涉及较长的时间跨度，导致某些影响机制可能过多依赖于理论上的逻辑推演而非案例中的真实机制。作者假定国际信贷资金中断会直接导致统治者转向国内征税，并将二者视为一种相互替代的零和权衡关系。这一假设可能过度简化了历史情境中政府决策的复杂性。在诸多全球边缘国家的实际政治过程中，统治者即使面临信贷中断，也未必能够顺利实现向国内征税的转型，因为征税行为本身伴随着高昂的交易成本与政治风险。在强烈的财政需求下，统治者与“待价而沽”的民众之间并非总能达成双方满意的政治协议。即便出现了带有民主色彩的行政约束机制，这种制度安排也并不必然带来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甚至可能因权力分散与决策效率下降而加剧财政困境。

在论证1816-1913年间信贷流动情况对1995-2005年行政约束的边际效应时，作者照搬了英国“成功的”历史经验，认为通过税收融资的战争有助于促进政治制度改革，特别是行政约束机制的建立，并认为这一传导机制是战后维持高税收能力的关键。然而回顾20世纪以来的国别经验，高税收国家并不必然与权力分享制度或有限政府相联系。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更常见的发展模式表现为国家力量主导下的国家建设。反而贸然移植西方选举民主制度更容易走向弱国家和发展停滞。尽管作者也在书中承认权力分享制度并不等同于民主制度，将代议制议会看作是权力分享的一种高级形式，但这种典型的西方理论偏好仍然内在假定了国家财政汲取能力的提升必须经过某种权力共享的“民主化”阶段，并未充分考虑到不同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中制度移植的适应性问题。事实上，这种偏见在梅斯奎塔和2024年诺贝尔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等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中也较为常见。

如果将本书的理论推导至更加一般的情形，那么影响全球边缘国家走向现代财政体制的关键变量可能是统治精英在原有财政体系下面临的国内统治压力——维持军事开支或安全承诺所需的财政成本。假如外部威胁（例如战争）未能增强维系政治统治所需的财政压力，甚至因资源出口、外部借贷、国际援助或特定行政手段而缓解了传统财政体制的支出压力，那么统治精英便缺乏动力去创设新的税收杠杆以撬动更稳定、更大规模的财政资源。

本书突破传统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尝试不仅为理解19世纪全球边缘国家的历史轨迹提供了全新理论线索，也对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融资环境变化中如何摆脱“被典当”的命运、直面国家建设的残酷“成人礼”具有深刻的政策启示。历史上看，现代财政体制的成功形成往往源于初始环境的政治不确定性与财政压力。全球南方国家的脆弱性可能恰恰源于其长期依赖外部资本，因而未能建立起富有韧性的国内财政与生产体系。因此成功背后的秘诀在于，如何在政治联盟内部的精英激励和租金分配危机的驱动下塑造维持统治所需的财政刚性约束，主动实现将“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的财政制度创新。

（作者系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