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贾德灿

　　在近代中国，成都慈惠堂是一处镌刻着温度与风骨的历史地标。这座始创于清雍正年间的慈善机构，民国时期历经官办转绅办的变革，经尹仲锡二十年苦心擘画成为川西最大的民间救济实体；尹仲锡逝世后，张澜遵其遗命接任理事长，既赓续慈善事业，更将此地打造成抗战大后方的“民主之家”。

　　尹仲锡的慈惠堂坚守

　　尹仲锡（1869—1942），名昌龄，字仲锡，晚号约堪，四川郫县人，后入华阳籍，为近代成都“五老七贤”之一。他出身寒微却勤学不辍，1892年进士及第，入翰林院为编修，少登翰林。散馆后外放陕西，历任白河、长安知县，商州知州，兼摄凤翔、延安、西安知府，在任内推行兴学、练兵、劝工、蚕桑、铁路、游学诸新政，勤政廉明，获“八局知府”之誉，是晚清官场公认的良吏。

　　辛亥革命后，尹仲锡回归四川，先后出任四川军政府审计院院长、政务厅厅长、四川省赈务委员会主席等职。目睹军阀混战下的政局动荡、民生凋敝，尹仲锡渐淡宦情，转而以地方耆旧身份，躬身于社会救济与公益事业。1925年前后，成都慈惠堂因经费拮据、机构涣散迎来改制关键，市政当局与地方士绅三顾茅庐，请尹仲锡出任总理。念及孤贫老弱无依，尹仲锡慨然受命，将人生最后二十年悉数倾注于慈善事业。

　　尹仲锡治堂，以廉洁、勤勉、规范为根本，手握巨万资财却始终公而忘私。彼时的慈惠堂，下辖育婴堂、女婴教养所、盲童教养所、儿童工读所、培根火柴厂、养老院等八大机构，管理田产两万余亩、街房数百间，常年收养孤贫老弱四五百人，抗战战乱时期人数更增至两三千人。他为自己定下铁律：“厂中余利，专恤孤穷；若有私心，天地不容”，执掌慈惠堂二十年，从未私取一分一厘，直至逝世仍“家无半亩居，人得广厦庇”。“十二桥烈士”王干青长期在慈惠堂任职，挽诗赞其“余身二十年，存活亿亿万计”。

　　抗战时期，日机频繁轰炸成都，慈惠堂四百余名盲童因行动不便难觅避难之所，尹仲锡不顾年事已高，亲赴温江、郫县等地慈惠堂田产佃户家中，躬身恳请各户收留一名盲童，以减免租谷为酬，最终四百余名盲童无一伤亡。尹仲锡为盲童设立扬琴班，亲定班序字辈，让残障者习得技艺、自食其力；创办的培根火柴厂生产“娃娃牌”火柴，畅销全川，所有利润尽数用于救济孤贫，无一丝一毫流入私囊。时人评价其“巨万资财，尽涓滴施之于孤贫老弱”。尹仲锡以一生践行儒家“仁政”理想，由清官而善士，由良吏而耆贤，成为民国四川慈善界的标杆，也为慈惠堂留下了“廉洁奉公、教养并重”的根基。

　　张澜挽联的历史内涵

　　1942年11月29日，尹仲锡在成都病逝，享年74岁。噩耗传出，成都各界同声悲悼，赵熙、谢无量、林山腴等蜀中名流皆撰挽章致哀。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张澜，不顾事务繁冗，亲赴灵前祭奠，悲痛落泪之余，敬献挽联：

　　上联：想少登翰林、壮为良吏、晚年推耆旧，一生聪明正直、矫矫不群，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深为今日痛也；

　　下联：使老有所终、幼有所长、废疾有所养，廿载主持扩充、勤勤弗倦，仁为己任死而后已，独于先生见之。

　　此联由尹仲锡之子尹志纯在《怀念张澜主席》一文中完整记录，挽联上款题“慈惠堂总理尹老先生千古”，下款署“张澜恭挽”，经家属回忆与史料记载双重印证，是真实可考的珍贵文献。全联无溢美之词、无虚浮之语，以史写实、以德论人，既是悼文，更是勾勒尹仲锡一生的微型传记。

　　上联以时间为轴，精准勾勒尹仲锡少年登科、壮年为吏、晚年为善的人生轨迹，直言其聪明正直、风骨卓然的品行，叹其逝世不仅是私门之丧，更是国家与社会的重大损失；下联聚焦其慈善功业，化用《礼记·礼运》“大同”理想，盛赞其二十年主持慈惠堂，扩充善业、朝夕不倦，将“仁”作为终身担当。

　　这副挽联的背后，是两位贤达年岁相近、道义相知的深厚情谊。张澜与尹仲锡虽职业轨迹不同、社会角色各异，却因共同的清廉操守、为民情怀结下君子之交。尹仲锡生前对张澜的刚正廉洁、不畏强权、为民担当极为敬重，深知慈惠堂坐拥巨额公产，自己逝世后恐遭豪强侵吞，贻误数千孤苦生灵，因此弥留之际留下郑重遗嘱：“慈惠堂理事长必请张澜担任”，并再三叮嘱家人：“慈惠堂财产账目切勿轻为启动，待举公正者任事时，始办移交。”这份遗命，是一位善士对同道的最高信任，更是两位贤达“以心相交、以道相合”的最好见证。

　　慈惠堂的慈善赓续

　　1942年12月29日，慈惠堂理监事联席会议召开，与会人员一致投票选举张澜为理事长。彼时的张澜，身为民盟主席，一面奔走于成渝之间主持民盟工作、推动抗日民主运动，一面参与国民参政会事务，国事、盟务繁冗且不常居成都，因此起初婉言推辞。但念及尹仲锡的临终遗愿，更心系慈惠堂数千孤贫老弱的生计，在尹仲锡家属与慈惠堂理事会的再三恳请下，张澜最终应允，于1943年1月正式就任，且不受分文薪俸。

　　接任后的张澜，完全继承尹仲锡“教养并重、生产自救”的办堂宗旨，同时结合时代背景与实际需求，对慈惠堂进行制度化改革，让善业在传承中焕发新的活力。其一，整顿人事，厘清队伍，坚决辞退庸碌无为、敷衍塞责者，聘任王干青、李筱亭、杨伯恺、袁观等兼具才干与初心的中共党员与民盟盟员负责各部门工作，从根本上保证慈惠堂管理的廉洁高效；其二，强化生产，赋能孤贫，扩大培根火柴厂的生产与经营规模，完善工读教育体系，让孤儿、盲童、老弱皆能习得一技之长，实现由“受养者”向“生产者”的转变，真正做到“授人以渔”；其三，严明财务，坚守清廉，严格延续尹公的清廉家风，建立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所有收支逐项记录、公开公示，确保涓滴归公，从源头上杜绝公产侵吞与舞弊行为。在张澜的治理下，慈惠堂的慈善事业不仅未曾中断，反而规模更大、体系更完善，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民间慈善的典范。

　　张澜接任后，布衣蔬食，搬至九眼桥慈惠堂培根火柴厂后院的几间旧平房居住，与王干青、袁观等工作人员同吃同住、同商大事。张澜以慈惠堂为掩护，结合抗战形势与民主运动需求，开展一系列工作，让这座传统慈善机构完成向“民主之家”的转型。慈惠堂房舍众多、位置隐蔽，且以慈善事业为外衣，不易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这里逐渐成为民盟秘密会议、地下党员联络、进步青年聚集的核心场所，与重庆“特园”并称抗战大后方两大民主阵地。张澜曾在办公室门口撰有楹联：

　　国政盼统一，希望爱国诸君坚持民主奠国运；

　　人心思和平，但愿同仁君子团结建国利人群。

　　在这里，刘文辉、潘文华等西南地方实力派被秘密吸收加入民盟，增强了反蒋民主力量；张澜亲笔撰写的《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等重要民主文献在此酝酿完成，该文在蒋管区引发强烈震动，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纷纷发文评价，成为推动全国民主运动的重要纲领；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成都各界追悼二人的筹备工作在此秘密推进，最终两千余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得以顺利举行，让民主与正义的呼声传遍川蜀大地。董必武、张友渔、徐悲鸿等各界爱国人士纷至沓来，或传递革命信息，或共商抗日大计，或寻求支持帮助；民盟四川省支部的进步刊物《青年园地》在此编辑发行，各大学的进步青年在此联络革命活动，慈惠堂成为抗战大后方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统战阵地。

　　张澜常对尹仲锡的子女言：“我极其佩服你父亲。”张澜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尹仲锡的承诺，让慈惠堂的善业未断、公产未损、孤贫得所，更让这座慈善阵地，在救荒济贫之外，担负起争取民主、团结抗战的时代使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澜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身居高位的他，始终未忘在慈惠堂与底层百姓朝夕相处的岁月，多次提及这段经历让他更深刻体会到底层民众的疾苦。而尹仲锡的善举与风骨，也被川蜀人民永久铭记，雕塑家刘开渠曾为其塑造铜像，立于成都少城公园供世人瞻仰，其故事被写入四川地方志与慈善史，成为川地百姓口中“善不负民、廉不负心”的鲜活范例。

　　成都慈惠堂的烟火虽已远去，但尹仲锡与张澜在乱世中坚守的初心、践行的善举，早已融入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那副风骨凛然的挽联，那段以慈惠堂为纽带的往事，也成为镌刻在时光里的印记，静静诉说着两位川中贤达的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