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飞扬

　　现在信息多发达，年轻人在手机上划拉几下，就能和五湖四海的人聊天，可不想结婚的人却越来越多。倒回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情况完全不一样——无论男女，但凡过了25岁还没对象，自己着急不说，家里老人更是愁得睡不着觉。那时找对象，要么靠亲朋介绍，要么去婚介所登记，最时髦的，就是上电台播征婚启事。

　　1998年，我正好27岁，在北京东城区一所小学当老师。用老家的话说，“房没一间，地没一垄”，工资刚够养活自己。我住在学校分配的单身宿舍里，每天不是抱着课本上课，就是窝在屋里看书，社交圈小得除了学生就是同事，找对象成了全家人最头疼的事。

　　转机出现在一次家访。我班上一位学生的妈妈特别热情，聊天时得知我单身，眼睛一亮：“我在北京电台上班，我们有档征婚节目《空中鹊桥》，特别火！我帮你报名吧！” 盛情难却，我把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了她。没承想沾了“熟人”的光，第二周，我的信息就播了出去：“27岁征婚者，男，小学教师，性格温和，喜欢读书，诚寻一位温柔善良、志同道合的女士为伴……”

　　节目播完没几天，我就收到了十几封应征信。我揣着信跑回宿舍，手都有些发抖，拆信封的动作，比批改学生作业还要认真。翻来覆去比较半天，我从中挑出三位，捧着来信，对照着电话号码开始拨号。

　　第一位是张女士，信中说她是某中学语文老师，巧的是，学校离我这儿还不远。我紧张得手心冒汗，拨通电话后，声音都有些发飘。我们约好当天傍晚在三元桥见面，还特意约定：各带一本杂志当标志。

　　见面时，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深蓝色职业套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说话温温柔柔。她跟我聊李白、聊鲁迅，我们聊得挺投机。可聊了近一个钟头，分手时，她却轻声说：“抱歉，我心里想找个比我‘厉害’点的，小学老师……不太适合我。”那一刻，我像被当头泼了盆凉水，手里的《青年文摘》差点儿掉在地上。

　　第二位见面的是李女士。她是一家大公司的主管，身高一米七三，性格开朗，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我们约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刚一见面，她就笑着伸出手：“文老师，久等啦！” 接着便拉着我逛起了服装区。这件呢子大衣刚试完，她又拿起那件皮草往身上比，售货员忙得脚不沾地。她还时不时摆姿势问我：“这件怎么样？”

　　我拎着她的小包跟在后面，两个小时愣是没走出女装区。我心里直犯嘀咕：就您这消费水准，我那点工资，怕是连一件衣服都买不起。就算她愿意，我也养不起啊。分手之后，我们谁也没再联系对方，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孙女士是最后一位见面的。她是通州一家宾馆的中层，地地道道的山东人，在北京打拼已有七八年。从信里就能看出，她是个独立干练的女性。接通电话，听筒里传来清脆甜美的声音：“喂，您是哪位？”“我是《空中鹊桥》节目里的第七号征婚者。”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真对不起，我原本确实想在北京找个男友成家，可昨天接到总公司人事部通知，年底要调我回山东，我爸妈都在那边，我还是决定回去发展……祝你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缘分。”

　　就这样，经历几次相亲后，我的“空中鹊桥”之旅，最终以失败告终。

　　不过我并没什么遗憾，毕竟，我勇敢地尝试过。后来，我也拥有了幸福的家庭。如今，电台征婚早已不流行，可人们主动追寻缘分的心没有变。爱情，始终是人类最朴素、也最美好的情感。那些带着温度的书信、略显笨拙的相遇，也成了岁月里一段有趣又温暖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