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夏

　　马本不羁，天性奔放。古人驯服、驾驭马的过程，漫长而悠久。回顾书法史，马伴随中国文字书写的历史源远流长，与马相关的名作比比皆是。马年话马，这一次，我们从书法中的马说起。

商 王宾中丁·王往逐兕涂朱卜骨刻辞“马”字

商 戊寅作父丁方鼎铭文“马”字

西周 叔夨方鼎铭文“马”字

西周 散氏盘铭文“马”字

西周 虢季子白盘铭文“马”字

战国 石鼓文-《吾车》鼓铭文“马”字

悬泉置汉简“迎天马”简“天马”二字

额济纳旗汉简《死驹劾状》“马去”二字

汉画像石《家产黑驹》拓片局部

青玉制弘历撰梁国治书《千里马说》册局部

米芾书《韩马帖》

苏轼书《三马图赞并引》残卷局部

赵霖《昭陵六骏图》卷卷尾赵秉文跋语

　　“马”字演变

　　目前，中国能被释读的最早的文字，可追溯至商代，甲骨、金文中均出现有“马”的形象。容庚曾评价甲骨文中的马像其丰尾长颅。早期书法中的马，可谓名副其实的“因物赋形”。相较于狗、猪、牛、羊，马的驯化对古代先民来说更为不易。因此，即使商人的先祖以精通畜牧业著称，甲骨、金文中作为役畜的马，不论骑或驾，依旧彰显出一种桀骜不驯的本色。

　　至周朝，马匹的使用与商类似，马在田猎、征战与祭祀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一时期的铭刻中，也出现了大量的马字。从书体看，“马”依旧保留了“马头、髦尾、四足之形”与怒、武兼具的特质，只是从最初的朴茂向端凝、华美过度，字形愈加庄严肃穆。

　　《石鼓文》，共十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组石刻文字，因文字篆刻在形似鼓的石材上，故得名。内容是先秦时期记叙游猎的十首诗，因此又称《猎碣》。诗多为四言，与《诗经·小雅·秦风》类同。《吾车》《田车》《銮车》《霝雨》《马荐》《吾水》六鼓的诗文中均出现了“马”，多为歌颂车马完备，骏马精良，车马队伍齐整，良骏奔腾涉济一类。而从书风看，其书体上追大篆，下启小篆，与陕西宝鸡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类似，型体齐整稳定，严整规范，线条疏展、平直，笔意圆转，畅朗端庄，虽已跳脱出象形图画的模式，但依旧流露着自然生动的气息。

　　除铭刻外，言及早期书法中的“马”，睡虎地秦简是绝不能除外的，在出土的《日书》甲种中有一篇《马禖》，内容为祠祝马禖、先牧等神灵的仪式和祝词。类似内容后来又陆续在多地出土汉简中有所发现，大概这是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一项祭祀祝祷活动，祈求马匹耳聪目明，四肢健壮，繁衍兴旺。其书体保留了篆书笔意，字形扁方，笔画短促，呈现出秦隶方整厚重的风格。而这类文书则侧面印证了秦汉时期，马匹在生产、运输、军事上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汉代的铭刻与墨书中，出现的“马”字不胜枚举，其中不乏一些以“马”为主题的个案，为人瞩目。“迎天马”简是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一枚木简，其上墨书“元平元年（前74）十一月己酉，□司诏使户籍民迎天马敦煌郡。为驾一乘传，载御一人。御史大夫广明下右扶风，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记载了西汉昭帝派遣奉诏使节甘延寿与御史大夫田广明到敦煌郡迎接“天马”之事。此简记录的“天 马”即“大 宛 汗 血马”。自汉武帝太初年间，朝廷征伐大宛，首获汗血马后，武帝亲自命名“宛马”为“天马”。此后，大宛国“岁献天马二匹。及至东汉，大宛仍贡马不绝”。

　　《死驹劾状》是甘肃居延甲渠候官遗址出土的木质简册，含16枚简，400余字，顾名思义，即对死去马驹的最后调查结论。此册为东汉建武三年（27）甲渠候获奉居延都尉府记之命，对塞尉放马驹之死一案进行的调查审讯，并报送案结的文书副本。是年初，塞尉放向女子冯吴借了刚产驹的母马和马驹。后执行公务时，因所借马疲惫不堪，即交换了止害隧长焦永的官马继续办公。焦永则骑放所借的母马至止害隧，第二日马驹死于圈中。结案裁责认定焦永因执行公务无责，而塞尉放因擅自调用官马被追责。《死驹劾状》不仅为研究汉代的马政、边塞行檄、责任追究制度提供了实证史料，更为今人留下了珍贵的书法实证史料。全篇一气呵成，潇洒飘逸，流畅轻快，是研究汉代章草的典范之作，代表西汉末东汉初发展成为约定俗成的日常草体技法。

　　在河南登封嵩山南麓的中岳寺前，有一对东汉元初年间（114-120）的石人，名翁仲，其原型是秦朝人阮翁仲。传说他身高一丈三尺，天生神力，骁勇异常。秦并六国后，秦始皇封其为临洮将军，镇守西北，威震匈奴。他过世后，秦始皇为其铸铜像，置于咸阳宫广场。匈奴人见后，无不拜服。立于宫阙庙堂和陵墓前的铜人或石人称为“翁仲”，约始于秦。而中岳寺前的这一对，则是现存最早的石翁仲。其中东侧石人，以一“马”字冠顶，此字由黄易在嘉庆九年（1804）访得，是谓“深刻极古，真汉人八分”，故宫即藏有此刻拓本。遥想古人对马的描摹、驾驭与征服，或许这个“马”字真能加持翁仲的神力，成就其镇守中岳两千年，坚忍不屈。

　　四川郫县东汉杨耿伯墓的右扇墓门上，有一幅“出游图”，图中刻一骏马牵引一辆轺车，马头上方刻有一则重要题记“家产黑驹”，即我家养的黑色小马。而这四个字，长期以来都是为研究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有人在讨论“黑驹”是否指代“骊马”一类的名马，有的则在讨论缘何以年幼的“马驹”驾车出行，涉及古代养马的方法，更多的人则在共情墓主人与其未成年的爱驹生死相依的真挚情感。该条题记收录于《中国书法全集》，结体方整，线条平直、浑厚，波磔含蓄。

　　以“马”为名

　　时至唐宋，以马为主题的绘画、文学、书法创作愈发多了起来，也愈发为今人所熟知。昭陵六骏刻于唐贞观十年(636年)，太宗李世民为纪念开国战争中曾立有战功的六匹战马，令画家阎立本先画出六骏的图形，再由雕刻工艺家阎立德依形复制刻于石上，由欧阳询将太宗撰题赞书丹于图像上方一角，刻成后放置在昭陵北麓的祭坛之内。依次为“特勤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六骏均为高浮雕，其中三匹立状，三匹奔驰状，姿态英俊，神韵飒爽，造型生动，眉目传神，鲁迅曾誉其为“前无古人”的杰作。然欧书赞语，今已不传。昭陵六骏石刻业已出现不同程度的残损、缺失。金人赵霖所绘《昭陵六骏图》，则是依昭陵六骏石刻仿绘，全卷分六段，每段画一马，旁有题赞。卷末有金朝著名学者、书法家赵秉文所书跋语，其书体随内容的铺陈由行楷向行草过渡，兼具沉穆、飞动之感，节奏感强并富于变化，配合赵霖再创作的“天闲六马”，赋予了昭陵六骏新的时代气息。

　　中国历史上，关于马的散文，最著名的莫过于两篇，其一为韩愈的《马说》，其中“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经典论断为人们称道千载。关于《马说》的书法作品并未能得见，但在故宫的藏品中乾隆帝反其道而行写下的《千里马说》不仅留下了墨书，还由造办处刻成了玉册，以彰显其哲学主张与帝王智慧。《千里马说》大意讲的是，以今马推想古代的马，物必有类，则千里马是不存在的，是道听途说的伪命题。而智者需明理而不惑，伯乐千里马之说，仅为韩愈时运不济所创作的寓言。用时下流行的话术讲，读者大概会有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的感觉吧。

　　另一篇则是米芾《天马赋》，是其为一幅韩幹绘于阗所进黄马图轴所书作。《天马赋》的文本，是对韩幹画马的再创作。他所描述的画中天马“翘举雄杰……有天骨之超俊……目星角而电发，蹄踠踣以风迅……风靡格頺，色妙才骀……踄云追电，何所从而遽来”。传世的米芾《天马赋》文本与书迹包含墨书与刻帖的多个系统，每个系统又有多个版本，其中最为著名的即曾为《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的墨迹本。鉴定家们对此卷的鉴定意见基本达成一致。故宫徐邦达曾详述其书写过程，“用淡墨勾描，然后依样一笔临写，因非全‘廓填’，而是半临写，所以比较生动，但到底不易瞄准细线的框框，有的地方露出了‘马脚’，见到淡墨线勾，一望而知不是真迹”。即便如此，明清之际的孙承泽、王铎还是给予了其书法很高的评价，均极口称叹以为“奇逸”，“矫矫沉雄”“光怪陆离”。明、清两代宫廷的递藏，又为此卷增加了不少神秘之感。张伯驹亦称其为“伪书之佳作者”。至于米芾笔下的真“马”，故宫藏有一卷米芾《行书三札》卷，其中一帖名《韩马帖》，是米芾向友人借观韩幹绘鞍马画作时写下的便札，徐邦达认为当是米芾在汴京时所书，书法面貌体现出其晚年风格。行文疏密有致，用笔则以侧锋取势，笔画迅疾有力，墨色沉着，行气连贯，尽显其自诩的“刷字”特色。

　　同为书法宋四家的苏轼，也有关于马的书作。《行书三马图赞并引》残卷，是其六十二岁书，时苏轼谪居惠州，展阅李公麟承其请所绘《三马图》，因感而作。残文中写道“走马以粪”“海内小康”，而叹“三马之神骏”虽为“八尺龙，神超遥”，但依旧改变不了“籋归云，逝房妖”的结局。文辞与书法都显示出其渐趋平和的心态，颠沛流离的人生境遇，造就了其沉稳从容的笔墨，结字章法亦不再追求更多的变化，大概“人书俱老”便是如此罢。

　　马，之于中国人，恐怕是寄予了最丰富情感层次的动物。马总能象征些什么，比如征服的决心，交流的勇气，被知遇的渴望，忠诚的守望，不屈的精神，挣脱桎梏的信念，动、静总相宜的伙伴，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正因如此，总觉得书法中的马是追风骏足，性生笔先的。人们也用与马有关的词来形容书法，比如“风樯阵马”“快马轻裘”“丰骏”等。马年又至，温故知新，在临帖学习中不妨多留心书法与马的故事。（作者为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