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申

　　近期，不少游客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探寻那些承载数千年历史的文物，其中就包括各种各样的“马”。丰富多彩的“马”文物不仅展现了不同时代的造型艺术与工艺水准，更承载着礼仪制度、军事发展、社会文化等内容，成为记录历史的生动载体。

唐代打马球 国家博物馆藏品

　　驹尊铭文记周仪

　　早在先秦时期，造型精美的“马”物品便已问世。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盠”（音同“离”）驹尊，便是这一时期的珍贵遗存。这件文物发现于陕西宝鸡眉县的李村，1957年1月17日，李村村民向陕西省博物馆捐赠了三件青铜器，其中一件便是驹尊。

　　驹尊造型十分可爱，呈现出昂首站立的小马驹模样。马驹竖耳短鬃，身躯短小，矮足短尾，神情憨稚。其背部开有方口，配有兽钮盖，腹部中空，用于盛酒。这件活灵活现的文物，充分展现了先秦时代造型艺术的高超水准。

　　尤为重要的是，驹尊胸部刻有94字铭文，盖内另有11字铭文，总计105字。铭文记载了周王在某年十二月甲申日，于名为庄的地方首次举行“执驹”之礼的史实：周王先命使者（师）康传令，随后亲赴盠处举行仪式。事后，周王赏赐给盠两匹马驹。盠拜谢赏赐后，称颂周王不忘旧宗子弟，赐予自己莫大荣誉；又赞美周代先王奠定伟大基业，愿宗族万年永保；最后，盠为颂扬周王美德，将此事铭刻在祭祀其父太仲的彝器上。

　　何为“执驹”之礼？据史料记载，马长至二岁称为“驹”，此时已断乳，需与母马分离，编入马舍厩院，接受训练并配备马具，相关的隆重典礼便称为“执驹”。“执驹”之礼通常在春季或秋季举行，作为周王朝的重要典礼，周天子会亲自参与。而盠身为高级武官，同时兼管农牧业（这一点可从同时出土的青铜方彝铭文中得知），是此次大典的主持者。

　　有学者推断，这件驹尊所涉及的周王，可能是周昭王（西周第四代天子）、周穆王（西周第五代天子）、周恭王（西周第六代天子）、周懿王（西周第七代天子）。西周共历十三位君主，无论这尊驹尊出自哪位天子在位时期，都属于西周前期的文物。

驹尊 国家博物馆藏品

　　骑兵俑展现军事进步

　　马具的重大革新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组西晋骑俑，便直观地体现了这一变化。这些骑俑出自西晋高等级墓葬，骑士造型虽显简单拙稚，但马具雕刻十分精细。骑乘者双手持方版（用于记录向上级报告公务的内容），端坐在高高的马鞍上，马鞍左侧前端系有一只三角形马镫，此马镫仅见于左侧，且乘马者的脚并未踏入镫中，说明马镫此时仅用于上马时蹬踏，犹如随马携带的上马石，展现了马镫的最原始形态。学者们据此认定，这是中国保存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马镫形象。马镫被西方人称为“中国靴子”，它的发明推动了骑兵的发展，进而影响了战术的变革。

　　随着战争日益频繁，军事装备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了北魏时期，重装骑兵应运而生。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来自陕西西安的北魏重装骑兵俑，清晰呈现了当时的马铠样式。据军事史学者介绍，一套完整的马铠包括保护马头的“面帘”、保护马颈的“鸡颈”、保护马胸的“当胸”、保护马体的“马身甲”，以及保护骑乘者后背的“寄生”。由此可见，除了嘴巴、四肢和尾巴，战马全身均有铠甲防护。

　　重装骑兵在大规模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明显缺陷：披甲后的战马负担沉重，灵活性与速度受到限制，不利于深入、持久作战。因此，进入唐代后，重装骑兵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战马身上的沉重铠甲被轻便的装备所取代。

　　唐代马鬃流行剪瓣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唐代“三彩”陶马，造型精美，颇具时代特色。这匹马头向左侧视，辔饰齐全，胸前和股后均络有革带，鞍上披着深绿色绒毯状鞍袱。其颈部鬃毛经修剪装饰成三瓣，故被称为“三花马”。

　　学者研究表明，将马鬃剪瓣是唐朝流行的饰马方式，据说这一做法受到了突厥马饰的影响。唐人生前与马密不可分，死后墓中也常伴有造型精美的陶马俑。如今出土的唐墓马俑中，有一花、二花和三花之分。唐代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中，杨贵妃的姐姐便骑着一匹三花马。多年来，人们对《虢国夫人游春图》的主人公一直存有争议，但唐朝等级森严，三花马应代表着最高贵的级别。此外，李白在《将进酒》中提及“五花马，千金裘”，这里的“五花马”并非指比“三花马”更高的等级，可能是指马的斑驳毛色。也有学者认为，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李白，或许在此处进行了艺术化的夸张。

　　唐代贵族女性不仅喜爱骑马，还热衷于打马球。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组陶俑，便生动展现了唐代女子马球比赛的场景。这些女子身着紧身服，所骑马匹的尾巴均被束起，以防争抢中马尾相互缠绕。尽管她们手中的木质球杖早已腐朽，但策马击球的身姿与神情依旧栩栩如生。

　　辽代文物马具多

　　在国家博物馆“辽宋夏金元时期”展厅内，陈列着各政权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其中辽代的马鞍堪称体现辽国文明程度的典型。契丹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其历史与“骑马打仗”“游牧狩猎”紧密相连。一套精致的马鞍，最能反映契丹民族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契丹统治者的生活风貌。

　　考古发掘的辽代墓葬中，曾出土过大量马具，如马鞍、马镫、车马铃等。现存的辽代绘画和壁画中，也有大量契丹人与马共同生活的场景。马匹是游牧人家的重要财富，因此用马匹殉葬在契丹早期墓葬中十分常见。到了辽圣宗耶律隆绪在位时期（982年至1031年在位，辅佐其执政的便是大名鼎鼎的萧太后），或许是为了维持战马数量，朝廷明令禁止丧葬时杀马殉葬。此后，杀马殉葬的风俗逐渐被马具随葬所取代。

　　在已出土的辽墓陪葬品中，马鞍及其装饰是极为重要的一类。辽代马鞍制作工艺精湛，据文献记载，当时中原人称其为“契丹样”，其装饰艺术当时也受到其他民族的喜欢。官员许敬迁在《请禁断“契丹样”装服》的奏章中写道：“天下鞍辔、器械，并取契丹样装饰以为美好。安有中国之人，反效戎虏之俗？”他奏请后汉（五代时期）皇帝“明诏毁弃”，但这一请求似乎并未如愿。

　　到了北宋时期，中原地区仍在仿造“契丹样”马具。宋代太平老人在《袖中锦》一书中记载，契丹鞍与夏国（西夏）剑、端（广东肇庆）砚、蜀锦和定瓷并列为“天下第一”，足见契丹鞍具装饰在时人心中的地位。当时的辽朝皇帝还常将制作精美的马具和优良马匹馈赠给宋朝皇帝及其他邻邦，这也从侧面说明，辽宋之间并非战乱不断。至少在1004年“澶渊之盟”订立后，辽宋迎来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和平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