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务部街南起史家胡同，北至东四六条，东西两侧还连着好几条支巷，从头到尾不过六百多米。跟老北京人唠起内务部街，准会先掰扯它的名字：“你可别瞧这名字听着挺正式，跟官府沾着边，搁在明清那会儿，这儿可比现在接地气多了，叫‘勾栏胡同’！”
明永乐年间，朱棣迁都北京，开始大规模修建内城，东四一带渐渐形成了热闹的居民区和商业区，内务部街就在那会儿慢慢成形了。那时候它还不叫这个名字，甚至不叫“勾栏胡同”。最早的名字，据明万历年间沈榜编撰的《宛署杂记·街道》明确记载，叫作“勾阑胡同”，“阑”和“栏”同音同义，属通假字，后来在民间流传中，逐渐简写为“勾栏胡同”。在古代，“勾栏”就是戏楼、戏台的意思，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剧场、影院，这一释义可参考《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中对宋代勾栏的记载，明代沿用此称谓且特指市井戏场。
据《明宫史·木集》（明吕毖编撰，万历至天启年间宫廷见闻实录，现存中华书局点校本）记载，明代的勾栏胡同，不仅有固定的戏楼，还有不少流动的戏班，在胡同口搭个临时的台子，就能开唱。戏的种类也多，有昆曲、弋阳腔、秦腔，还有老百姓最爱听的京剧雏形（时称“皮黄腔”，尚未形成完整京剧体系），唱的都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厢记》之类的经典故事，演员们穿着华丽的戏服，画着精致的脸谱，一唱就是大半天。除了看戏，胡同里还有不少配套的小摊子，卖糖葫芦的、卖糖画的、卖瓜子花生的，还有沏茶倒水的伙计，来回穿梭在人群中，吆喝声、叫卖声、唱腔声、喝彩声混在一起，成了明代东四一带最鲜活的市井图景。
明代的勾栏胡同，不光是老百姓的娱乐场所，还是不少文人墨客聚会的地方。那时候，很多进京赶考的举子、在京任职的文人，经常会约上三五好友，来这里的茶园看戏、品茶、吟诗作对。他们一边听着婉转的唱腔，一边品着清香的茶水，兴起之时，就提笔写下几句诗，赞美戏文的精彩，感慨人生的起落，不少流传至今的明代诗文，就是在勾栏胡同的茶园里诞生的。据《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清钱谦益编撰，收录明代诗人传记及诗作，现存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记载，明代著名诗人袁宏道，就经常来勾栏胡同看戏，其《锦帆集·卷二》中“勾栏夜夜笙歌起，醉里不知身在京”的诗句，生动描绘了当时勾栏胡同的热闹景象，诗句原文可查，确为袁宏道咏叹京城勾栏之作。
不过，明代的勾栏胡同，也并非只有热闹和繁华，背后也藏着不少辛酸和无奈。那会儿的艺人，社会地位很低，被称为“下九流”，归为“倡优”之列，不管唱得再好，也得不到世人的尊重，甚至还会被达官贵人随意欺凌。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记载，明崇祯三年（1630年），有一位名叫苏昆生的艺人（苏昆生为明末著名昆曲演员，与李香君、侯方域等有交集），唱腔婉转，技艺高超，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可就因为拒绝了一位权贵的无理要求，就被诬陷入狱，受尽了折磨，出狱后，只能流落街头，再也不能登台唱戏。这样的故事，在明代的勾栏胡同，还有很多，那些看似热闹的唱腔背后，藏着的是艺人们的血泪与卑微，也藏着那个时代的残酷与冷漠。
这种热闹的景象，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明末战乱四起，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京城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勾栏胡同的戏楼、茶园，大多被战火焚毁，戏班也纷纷解散，曾经热闹非凡的街巷，渐渐变得冷清起来。清军入关后，定都北京，开始大规模重建京城，勾栏胡同也得以重建，但此时的它，已经没有了明代的繁华，戏楼的数量大大减少，看客也不如以前多了，“勾栏胡同”这个名字，也渐渐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到了清代，这条胡同的名字，慢慢发生了变化。据清康熙年间张远编撰的《隩志·街巷》记载，此时的勾栏胡同，已经改名为“狗栏胡同”。为啥会改这么个名字呢？老辈人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清代初期，胡同里有不少人家养狗，而且都是体型较大的狼狗，用来看家护院，胡同里经常能看到狗的身影，久而久之，人们就顺口叫它“狗栏胡同”了；另一种说法是，清代初期，朝廷下令整顿街巷名称，觉得“狗栏”二字关联市井戏场，过于低俗，而且当时勾栏胡同的戏楼已经所剩无几，不再是核心娱乐场所，于是就借着“勾栏”的谐音，改名为“狗栏胡同”，这种说法，在《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志》（1986年版，北京市东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撰，官方权威地名史料）中也有明确记载。
狗栏胡同因为地理位置优越，离紫禁城、吏部、户部等官府机构不远，不少官员都在这里购置宅院，定居下来。据《清史稿·地理志一·京师》记载，清代的狗栏胡同，隶属于镶白旗满洲管辖，住着不少八旗官员和汉族官员，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清代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他的宅院，就在狗栏胡同的中部，规模宏大，建筑精美，是当时胡同里最显眼的宅院之一。
英和这个人，在清代历史上，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他出身于满洲正白旗，是清代著名的学者、书法家，也是一位难得的清官。据《清史稿·卷三百五十一·列传一百三十八·英和》记载，英和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庶吉士，从此踏入仕途，先后历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一生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敢于直言进谏，深受嘉庆、道光两位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他不仅为官清廉，而且学识渊博，擅长书法，尤工楷书、行书，他的书法作品，笔力遒劲，风格沉稳，深受当时文人墨客的喜爱，至今，在北京的不少古建筑上，还能看到他的书法遗迹，如故宫博物院藏《英和楷书轴》、颐和园“谐趣园”匾额相关题跋。
英和在狗栏胡同的宅院，是他亲自设计建造的，据《啸亭续录·卷三·英协揆宅》（清昭梿编撰，清代宗室笔记，记录宫廷及官员轶事，史料价值极高）记载，这座宅院坐北朝南，分为东、西、中三个院落，院落之间有回廊相连，院内种植着不少花草树木，还有假山、池塘、亭榭，既有北方四合院的规整大气，又有南方园林的雅致幽静。宅院里的建筑，都是青砖灰瓦，雕梁画栋，门窗上的木雕、墙上的砖雕，都十分精美，栩栩如生，堪称清代四合院建筑的典范。英和非常喜欢这座宅院，经常在院内的亭榭中读书、写字、会客，还邀请当时的文人墨客来家里吟诗作对，切磋书法技艺，这座宅院，也渐渐成为清代京城文人聚会的重要场所之一，相关聚会场景在英和《恩福堂诗集·卷七》中的题咏有所记载。
据《清史稿·英和列传》记载，道光八年（1828年），英和奉命负责主持修建道光皇帝的昌陵妃园寝，因为工期紧张，用料不当，导致陵寝的地基出现下沉隐患，道光皇帝得知后，十分生气，下令将英和罢官免职，抄没家产，流放新疆伊犁，他的子女们也受到了牵连，被革去官职，贬为庶民。英和被流放后，他在狗栏胡同的宅院，也被朝廷没收，后来，几经易手，被一位名叫崇礼的官员买走。
清代的狗栏胡同，除了英和、崇礼这样的大官，还住过不少文人墨客和八旗子弟。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清代著名的词人纳兰性德的后人，纳兰性德是清代著名的词人，他的词，风格婉约，情感真挚，深受后人的喜爱，被誉为“清代第一词人”。据《纳兰氏族谱·正白旗支谱》（纳兰氏后人编撰，现存北京图书馆，家族权威史料）记载，纳兰性德的孙子纳兰瞻岱（曾任兵部侍郎），在清代中期，迁居到了狗栏胡同，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继承了纳兰性德的才华，不少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经常在胡同里的茶园、书院中吟诗作对，切磋文学技艺，为狗栏胡同增添了不少书香气息。
清代末年，随着时代的变迁，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京城也陷入了一片动荡之中，狗栏胡同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胡同里的不少宅院，被战火焚毁，不少官员和八旗子弟，因为家道中落，纷纷变卖宅院，离开了这里，曾经热闹非凡的街巷，渐渐变得冷清起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狗栏胡同也遭到了列强的洗劫，胡同里的不少珍贵文物，被列强抢走，不少宅院，被列强烧毁，曾经精美的建筑，变得残破不堪，让人十分痛心。据《庚子国变记》（清李希圣编撰）记载，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在狗栏胡同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胡同里的百姓，深受其害，死伤无数，不少人家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相关惨状可与《辛丑条约》附件中“京城街巷损毁清单”相互印证。
辛亥革命（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封建帝制被结束，中国进入了民国时期，狗栏胡同的名字，也迎来了一次重大的改变，正式改名为“内务部街”，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要说这个名字的由来，还得从民国时期的政府机构说起，民国初年，北京是首都（1912年至1928年），政府在京城设立了不少机构，其中，内务部就设在了这条胡同里。据《民国政府机构沿革史·第一编·中央政府》（钱实甫编撰，中华书局出版，权威民国行政机构史料）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设立内务部，负责管理全国的民政、户籍、治安、宗教等事务，内务部的办公地点，就选在了狗栏胡同的崇礼旧宅，也就是当年英和的宅院，办公地点变迁情况记载于《民国元年北京政府各部门办公地址清单》。因为内务部设在了这条胡同里，人们就渐渐把这条胡同叫作“内务部街”了，民国三年（1914年），北洋政府正式下令，将“狗栏胡同”改名为“内务部街”，并在胡同口设立了路牌，明确标注了这个名字。其实，它并不是一条大街，只是一条普通的胡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叫法，大概是因为内务部设在了这里，人们觉得这条胡同比较重要，就顺口叫它“大街”了，这种叫法，在《民国北京街巷图志》（1925年版，北京市政公所编撰）中也有相关记载，属于民间俗称。
民国时期的内务部街，不仅是政府机构的聚集地，还是不少名人的聚居地，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教育家傅斯年，他的故居，就在内务部街的西段。傅斯年是民国时期的文坛巨匠，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出身于山东聊城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勤奋好学，才华横溢，早年留学欧洲（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回国后，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校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傅斯年传·中卷·北平时期》（岳玉玺等编撰，人民出版社出版，权威傅斯年传记）记载，傅斯年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迁居到了内务部街1号宅院，在这里居住了整整十年，直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才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北京，前往南京，居住时间及地址可查傅斯年亲属回忆及相关档案。
除了傅斯年，民国时期的内务部街，还住过不少名人，比如民国时期的著名将领鹿钟麟，他的故居，就在内务部街的东段。鹿钟麟是民国时期的著名爱国将领，他出身于河北定州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参军，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奋勇杀敌，保卫祖国，立下了赫赫战功。据《鹿钟麟回忆录·上册》（鹿钟麟口述，李树槐整理，中华书局出版）记载，鹿钟麟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迁居到了内务部街36号宅院，在这里居住了五年。居住地址及事迹鹿钟麟亲属佐证及相关历史档案均有记载。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民国政府在内务部街的办公地点，依然没有变动，但此时的民国政府，已经腐败不堪，民心尽失，百姓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内务部街，也渐渐变得冷清起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同年9月27日，北平改名为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内务部街，也迎来了新生。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依然设在内务部街，直到1954年9月，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内务部被撤销，其办公地点，被改为其他政府机构的办公地，后来，又成为居民住宅。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务部街里，还设立了不少学校和幼儿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这所学校，就设在当年内务部的办公地点，也就是崇礼的旧宅。据《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校史·1917-2017》（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编撰）记载，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成立于1917年，原名“孔德学校”，是由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创办的，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学校，校名取自法国哲学家孔德，倡导“科学与人文并重”。1952年，根据北京市政府教育机构调整方案，学校改名为“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搬迁到了内务部街15号（崇礼旧宅旧址），在这里办学至今。
据《北京市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第一批》（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1984年公布，官方文物保护文件）记载，1984年1月，内务部街被确定为北京市东城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胡同里的英和旧宅、崇礼旧宅等8处老宅院，被确定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受到了严格的保护，不得随意拆迁、改造。
如今的内务部街，虽然已经融入了现代都市的生活，但它，依然保留着老北京胡同的传统与韵味，那些古老的宅院、精美的建筑、动人的故事，依然在这条胡同里，流传着，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北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