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升

　　一地植物结构的形成与农业的发展、社会的演进存在紧密的联系。不同地区的植物结构又造就了不同区 域 人类 的 饮食 结构，诚如西方谚语you are what you eat（人如其食）所言，饮食甚至足以左右一个国家、民族的性格。所以，植物虽小，兹事体大。但是，由于各地植物资源并不均衡，即使植物大国——中国，在古代也有对异域植物的强烈渴望。甚至可以说，全球交往从植物的传播开始，毕竟在古代社会，农业是最初的和最基本的行业，吃饱是人最朴素和最本质的追求。

　　西方马铃薯史研究硕果累累，影响最大的首推劳费尔的《马铃薯的全球史》

　　历史上中国不断从域外引进植物，这些植物不仅丰富了国人的口腹与舌尖，完善了作物结构、种植制度，还与人民生计、医疗卫生、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同样，起源于中国的植物不断外传，演绎和丰富了世界农业文明。植物传播跨越山海，不仅织就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画卷，而且为构建人类知识新图谱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雄浑的历史力量。

　　马铃薯，原产南美洲，在中国更为广泛的称呼是土豆和洋（羊、阳）芋，系茄科茄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全球第四大主粮。在欧美国家，马铃薯早就成为仅次于小麦的主食。当今中国马铃薯产量与种植面积均位居世界第一位，2015年农业部提出“马铃薯主粮化”战略。马铃薯由于是西方社会的主粮，研究最多、硕果累累，西方出版的专著有几十部之多、相关研究更是不计其数，影响最大的首推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的长文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 The Potato. Part Ⅰ（1938年，即《马铃薯的全球史》）。可见研究马铃薯的历史与文化在植物传播这一显学中也是突出的存在。讨论马铃薯的全球史，马铃薯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传播，又如何助推了全球化进程，对于我们理解世界近代化、全球化的进程具有重要意义；马铃薯的入华史折射的也不仅仅是中西文化交流，这一过程还反映了文明互鉴，记录了东方与西方共生、共享、共荣的史迹。

　　作为二十世纪伟大的东方学者，劳费尔的著作以《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最负盛名，是书主要讨论的是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劳氏自称该书是研究“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并且“着重于栽培植物及产品之历史”的一部科学史专著。该书旁征博引，勾勒了一千五百年的“植物传播运动”，最能体现劳费尔的治学方法。

　　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中专门指出“十六十七世纪美洲栽培植物之输入标志着这种经济发展的最后阶段，我希望在另一篇专论里来谈”，显然劳氏打算进行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全面阐释美洲植物的历史。劳费尔最早论及的便是玉米，早在1906年劳费尔就叙述了玉米传入东亚的问题（论文于1907年结集出版），可以说专门的全球玉米史研究肇始于劳费尔，由此也可见劳费尔的研究均是超高难度的全新议题。《中国伊朗编》出版后，劳费尔继续探讨美洲作物的迁徙，于是相继撰写了关于烟草、马铃薯等的论文，1929年发表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一文，可谓这一庞大研究计划的总纲，可惜巨星突然离世，这一计划搁浅，后人发表了他的手稿The American Plant Migration: The Potato. PartⅠ。我们可以预见，原本在PartⅠ之后，应该还有Part Ⅱ、PartⅢ等数种关于美洲植物全球传播史的典型案例。

　　《马铃薯的全球史》不同凡响，也存在一些不足

　　为了更好地利用已有的劳费尔的思想财富，黄曙辉编的《劳费尔著作集》于2023年在中西书局出版，皇皇十三卷巨著，功莫大焉，然全为英本原著，部分读者利用不便。最近欣喜地看到重庆出版社将The Potato. PartⅠ这一长文翻译为中文，中文名为《马铃薯的全球史》，作为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陆海书系”之一种。本书体现了劳费尔一如既往的考证功力，写作图文并茂、资料信手拈来，大学者的大文章，果然不同凡响，堪称植物全球史的奠基之作。

　　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书第一章、第二章大谈马铃薯的起源，由于劳费尔并非考古学家，这两章基本都是援引别人的研究发现、结论进行证明和证伪。毕竟这是将近一百年前的文章，后来随着植物考古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关于马铃薯起源的考证已经不需要这么繁琐了，所以这两章也就显得冗长而枯燥。当然，这不是劳费尔的问题。

　　其次，本书花费了很大的篇幅来阐释和争辩马铃薯在英国推广的细节，却忽视了欧洲的其他国家；欧洲部分在本书所占篇幅又太大，对其他大洲的介绍却相对较少，很难说劳费尔没有陷入“欧洲中心论”的怪圈。本书的东方部分（尤其中国）叙述比较单薄，也有一些错误，似乎与劳费尔知名东方学家的身份不太相称，没有体现他的研究特色。不过，考虑到这是劳费尔生命末期的作品，我们也不能太过苛责。

　　再次，林筠因在翻译《中国伊朗编》时便指出：“就考据方法上说，本书突出的一个缺点是在于过分依靠语言学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古代语言资料的研究是重要的，但这本身有很大局限性。对音和还原工作是必要的,但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只能是假定的、不可靠的根据。”这种情况在本书身上也存在。毕竟语言学的证据很难证明事物的因果联系，过于天马行空的联想可能不是取得历史学确证的正确途径，最好仅仅作为佐证，单就求真而言，并不如一手文献证据更可信。

　　目前世界上关于马铃薯史的研究，基本均侧重于欧美，对于中国的研究严重不足，作为中国读者，很少看到中国在马铃薯全球史中扮演的角色，不得不说是一个缺憾；关于马铃薯历史与文化的图书作者很多是欧美记者、主持人、媒体人、作家等，通俗性有余、学术性不足，马铃薯史的研究不能仅仅是文化史（外史），更需要涉足技术史（内史）；最后，便是中国作者不能在这一关键领域缺席，但国内学者偶有涉及马铃薯全球史，或过于科普化，或过于自然科学化。基于以上，迫切希望有立足中国、展望世界，能够延续劳费尔传奇的著作问世。

　　（作者为东南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