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庞国翔
在重庆江津鹤山坪石墙院陈独秀旧居陈列馆，有一个工艺精湛的老物件——长方形的棕榈编箱，它是陈独秀走南闯北随身携带之物。这只棕榈编箱随陈独秀到江津后，还有一番离奇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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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已被关押了五年的陈独秀从南京监狱提前释放。此时，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和陈延年已先后牺牲，前后两任妻子高晓岚、高君曼和长女陈玉莹也都因悲伤过度离开了人世。陈独秀带着患难少妻潘兰珍，携带两只棕榈编箱和少许用品，出南京、奔武汉、颠沛长沙，并于1938年8月流浪到了重庆江津。
他先是住在江津县城的郭家公馆，次年初移居至黄荆街88号延年医院，然后迁到朋友在城外为躲避日机轰炸而建的康庄，最后又搬到了城外三十里的施家大院。但是，陈独秀总感觉这儿也并非安身之处。当年5月，江津乡绅杨学渊仰慕陈独秀，邀其到杨氏祖屋鹤山坪石墙院居住。陈独秀则以“为杨氏修订家谱、整理杨氏先人遗稿”给予回报。
石墙院是一个典型的巴渝风格农家院落，因四周筑有两丈高的石墙而得名。这里到县城全是崎岖山路，但有长江水路相通，墙院下便是五举沱渡口，乘坐约30分钟下水船即可到达江津城。鹤山坪森林茂密，石墙院静雅别致，陈独秀夫妻住在院内里间左边的两间小偏房里，虽简陋至极，但两人仍营造出小家的氛围，这里成了他们的理想避难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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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深居简出，但陈独秀的到来，还是引起了山村的骚动。当地人大多不知这位“下江人”早前的经历，大家见一些穿长衫戴眼镜、说话斯文的人，常坐轿来拜访他，就猜想这人不简单。穿着整洁的潘兰珍，有时会和石墙院的几个老太太玩麻将，因语言不通，多是败局，但仍时常参与，大家更认为他俩是有来历的。除在家写作，陈独秀早晚也会出来散步，隔三差五还会去附近赶场或去县城。鹤山坪村民办红白喜事时，他常帮忙写对联、记账，逐渐融入了当地村民生活中，就像山里的一个老学究。
1940年8月2日，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那天清晨，陈独秀在潘兰珍陪同下去县城看病，回来时发现家里被盗了。他一边催伙夫报案，一面清点损失，最后发现木柜上的一只棕榈编箱被盗走，内有衣物十来件、朋友杨鹏升所刻“独秀山民”印章一枚，还有《小学识字教本》下篇《合体字》草稿，这是陈独秀在身患重病中辛辛苦苦完成的，是他的心血。
陈独秀非常着急，但警察局却以“只是一桩小案”为由迟迟不予侦办。陈独秀极为生气，马上给当时的江津县长黄鹏基写信。黄鹏基系北大毕业生，素来敬重陈独秀，怕事情闹大授人以柄，于是下令由双石和麻柳两乡团正组织壮丁，配合警察局侦办此案，并限三天内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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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员装模作样来到鹤山坪，借口清查到处抄家，搞得人心惶惶。
还是两乡的团正有办法，他们将当地几个“惯首”集中起来“拿语言”。三天后，参与盗窃的肖、黄、张、刘四人便告归案。案子破了，箱子和衣物找了回来，但遗憾的是印章和手稿没了踪影。
最后，官方公布的案情是：四人均是双石、麻柳两乡的小蟊贼，认为陈独秀来头大、有钱，于是就进行了几天踩点。次日，四人见陈独秀夫妇出门，便钻进室内，盗走了棕榈编箱。得手后，四人在后山坡打开箱子，见是几件旧衣和印章、书稿等，不禁大失所望，于是扔了印章、烧掉书册，弃箱而走。后来，还是姓邱的伙夫帮陈独秀捡回了那个空空如也的棕榈编箱。
案虽破了，陈独秀却郁郁不乐。失窃第二天，他给成都的老友杨鹏升写信说：“敝寓昨失窃，窃失衣被等十余样，惟失去兄在武昌为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未出版书之草稿，甚为可惜也。”他还在信中附言说：“此间已势不可居，拟九月初赴渝治病，在南岸至多住一个月，即拟移居赤水或江安县城居住，不知此城中兄有知友否？”由此可看出，陈独秀对石墙院也不乐观，想搬到贵州等地去。但最终，陈独秀还是留在了石墙院，但这次打击严重影响了他的身心，呕心沥血写成的书稿突然没了，怎能不让他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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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27日，风烛残年的陈独秀因急性胃炎与脑溢血突发，医治无效，溘然长逝，享年64岁。
陈独秀去世后不久，棕榈编箱被盗案背后的实情传了出来：原来，陈独秀家被盗，并不是几个乡间小蟊贼所为，而是军统重庆稽查处暗地搞的阴谋。军统见陈独秀天天在室内写写画画，想探其内容，于是秘密指示当地一姓张惯偷，伙同另外三个蟊贼，偷走了陈独秀棕榈编箱。棕榈编箱到手后，他们见无价值，就将书稿点火一烧了事。
陈独秀去世后，在江津国立九中任庶务的三子陈松年保留了其中一只棕榈编箱，1947年返乡时带回了安徽老家。另一只棕榈编箱则赠与杨鲁丞后人，以作纪念。1985年全国文物普查时，杨氏后人捐出了那只棕榈编箱，后来成了陈独秀旧居陈列馆藏品，并被评为国家二级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