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经济不能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生态环境保护也不是舍弃经济发展而缘木求鱼，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这一重要论述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二者能够协同推进。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根本压力、实现质量改善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保障；高水平保护并非限制发展，而是通过坚守生态红线与环境底线，推动发展更可持续。新征程上，要在高水平保护中厚植高质量发展底色，也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提升保护效力，推动二者从对立走向统一，实现良性互动。

第一，秉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互支撑、互融互促的思维方式。科学的思维方式是人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有效工具。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思维方式问题。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矛盾运动中全面观察、正确分析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始终秉承两者相互支撑、互融互促的思维范式，坚决破除将二者相互割裂、相互对立的思想壁垒，有力驳斥两种形而上学的机械式发展观念，一种是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致力于保护生态环境，一种是以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发展。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要使绿水青山长效地转化为金山银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

第二，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这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也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目的是改变传统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排放”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使资源、生产、消费等要素相匹配相适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统一。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将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前提基础，自觉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给自然生态留下休养生息的时间和空间。要通过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和环境标准提升，加快传统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升级，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打造绿色低碳产业集群。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推动煤电、钢铁、建材、石化等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节能降耗，大力发展新能源，持续降低碳排放强度。

第三，强化绿色低碳科技支撑。绿色低碳科技是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动力引擎和关键支撑。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要立足国家发展战略任务，面向绿色低碳科技创新前沿领域，应对气候变化、新污染物治理等重点领域，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核心领域，加强基础性、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研究，抢占绿色低碳领域的科技制高点。要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绿色、低碳、环保等领域的技术短板，加强新型清洁能源技术、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零碳工业流程再造技术等先进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布局智能电网、高效率储能、氢能、核能等新赛道新领域。要强化科技力量，培养一支高水平生态环境科技人才队伍，重视科学精神、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的培育培养，完善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机制，造就一流绿色低碳科技领域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构筑集聚全球优秀人才的绿色科技创新高地。

第四，完善相关政策制度体系。完善的政策、优越的制度是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基础支撑和有力保障。其中，在政策方面，要强化财政绿色投入，各级财政支出可以综合运用专项支出、转移支付、财政补贴、投资和政府采购等方式向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优化配置。强化税收政策支持，将高耗能、高污染的产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同时加大对碳捕捉、碳封存、林业碳汇领域的税收支持。强化金融支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证券、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等政策工具服务于生态环境保护。在制度方面，要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明确产权归属、利益分配和保护责任等重大问题。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按照受益者付费原则，采用市场化、多元化方式促进生态保护者利益得到有效补偿。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将环境破坏成本、生态资源消耗等一系列反映生态效益的指标纳入到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

（作者单位：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