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鸣（蒋立冬 绘）

1935年10月8日，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中铅）于上海斜徐路1176号正式开工生产，这是中国第一家能够自己生产铅笔板、笔芯、笔杆及外观加工的全能铅笔企业。从这个时间节点算起，中国民族铅笔制造业已走过了九十年的风雨历程。

徐鸣，1975年2月被招入中铅一厂技校并留厂工作，1977年12月参加高考，后毕业于同济大学，长期从事上海近现代史研究。作为中国铅笔工业的亲历者与研究者，他近期出版了《“笔”路蓝缕：中国民族铅笔制造业史话》。该书采用史叙与科普结合的方式，系统梳理了中铅、上铅、长铅三家铅笔厂的兴衰分合，记述了行业奠基人、“铅笔大王”吴羹梅的传奇人生，以及“飞机”“鼎”“长城”“中华”等国民品牌的创设历程。近日，徐鸣就中国民族铅笔制造业的相关历史话题接受了《上海书评》的专访。

《“笔”路蓝缕：中国民族铅笔制造业史话》，徐鸣著，上海大学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285页，78.00元

虽然从民族铅笔制造业史来看，1935年中铅的成立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但其实中国铅笔业的起步是在晚清，只是很长时间都发展得很缓慢，而西方的现代铅笔业起步是早在十七、十八世纪，是这样吗？

徐鸣：“铅笔”自古就有，但那种是真的用金属铅做成的、靠铅棒在纸上划动而留下痕迹的笔，所以叫“铅”笔。自从十六世纪英国人意外发现石墨后，彻底颠覆了书写工具的性质，采用石墨书写，既醒目又可直接获得，且无需像金属铅一样冶炼，因此当年英国政府将石墨视为奇珍异宝，以王室名义专卖经营，甚至派重兵看守，并命英国议会通过一项议案，凡是偷盗石墨运往外国者，一律杀头；开采石墨的矿工下班时须搜身，还限时开采，以维持石墨的高价位。由于一开始英国人把石墨误认为是“黑色的铅”，又因为石墨的外观有点像金属铅，所以直到今天，人们依旧习惯称石墨笔芯的笔为“铅笔”。

早期用石墨作为笔芯制造铅笔，英国人采用的是纯石墨传统做法，即直接用两块木片把石墨夹在中间；德国人采用的是将采来的石墨捣碎，加入硫磺，然后加热混合制成笔芯；法国人则采用石墨粉与烧融化的金属锑相混合制成笔芯。大约过了一百多年，开始出现铅笔工业作坊。据史料记载，1662年德国纽伦堡市注册了一家叫做“施德楼”的铅笔制造作坊（“施德楼”牌铅笔目前也是世界名牌），这可算得上是世界上第一家铅笔制造企业。1761年，德国人法伯开始以家庭作坊制造铅笔。不过那时候制造出来的铅笔比较粗糙，质量一般。直到“康德法”的出现。十八世纪末，当拿破仑发动了对邻国的战争，英德两国切断了对法国的铅笔供应，尤其是用石墨卡法国人的“脖子”。逼得拿破仑只好自力更生，下令法国化学家康德在自己的国土上找到石墨矿，然后造出铅笔。没料到法国的石墨矿质量差，且储量少。康德急中生智，另辟蹊径，采用水洗从而改进石墨质量着手，制造出了那时世界上最优质耐用的铅笔。“康德法”的成功，无论对石墨的利用还是笔芯质量的提高，都是一次重大突破，为现代铅笔制造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几乎在康德法发明的同时，奥地利人穆特在生产陶瓷的过程中，偶然发现粘土是石墨良好的粘结剂，且利用粘土调节笔芯的硬度，可以生产出不同硬度的笔芯（这就是今天H、B、HB的由来）。笔芯有了，就要给笔芯穿上“衣服”。法国科学家孔捷反复试验后，觉得用椴木、雪松和赤杨的木材做笔芯的外套最合适。这就是沿用至今的铅笔杆木材。

徐鸣2024年出版的《中国民族工业摇篮：76条马路旁的上海老工厂纪事》

1812年美英战争爆发，英国依然采用了卡脖子的老办法，中断了对美国的铅笔供应。美国人迫不得已也只好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有一个木匠门罗，别出心裁地把石墨笔芯放在两个半圆形的木槽内，再用胶水将两块木板粘牢，笔芯则被紧紧地嵌在木槽里。该铅笔的样子即现代铅笔的雏形。门罗也因此成为了铅笔制造企业家。

在英国人发明现代铅笔三百多年之后，亚洲人才了解这一新生事物。尤其是明治维新后，为了尽快发展资本主义，日本明确宣布“求知识于世界”。1878年，日本人真崎仁六出席巴黎国际博览会，见识到了各式各样的铅笔，内心大为震动。回国后，他便开始研究。经过近十年时间的钻研，并赴法学习康德法，真崎在铅笔制造上才取得一定的突破，于1887年在东京新宿创办了真崎铅笔制造所，一家只有十名员工的小小作坊，开始生产铅笔。从此，铅笔制造技术由欧洲传入亚洲。1925年真崎铅笔制造所与大和铅笔制造所合并成立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即现在的三菱铅笔株式会社）。

那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知晓并引进现代铅笔的？实际上同日本差不多时间，晚清报刊已有关于铅笔的报道。1881年，《益闻录》（天主教在中国办的第一份刊物）第八十六期有《铅笔新制》一文云：“以细铅条嵌入木心，用刀削尖便能作字名曰铅笔。”1906年废除科举，成为中国人开始接受铅笔、改变书写工具的重要契机。尽管中国与日本在现代铅笔认识上几乎同时起跑，但就在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大力推行先进的科学技术之时，清朝政府却固步自封，闭关锁国，由于停滞不前，不仅落后挨打，且在工业制造技术方面也大大不及西方和日本。即使小小的一支铅笔，也要从国外进口。由于铅笔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的优点很快凸显，国内市场需求量巨大，洋货乘虚而入，十九世纪末，德日美等国家的铅笔先后输入我国，霸占了我国的铅笔市场。当然，中国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工业落后，提出“实业救国”，但主要是集中在重工业或与民生关系最密切的衣食行业，而对铅笔这个小行业，就忽视了。所以造成中国民族铅笔工业落后的局面。

谈到中国民族铅笔制造业史，吴羹梅是无可争议的灵魂人物。书中铺陈的产业兴衰，也是他动人一生的记录。为什么说他对这个行业的贡献无人能及？似乎从体量、产量等指标看来，他创办的中铅并非龙头老大。

徐鸣：这要先从吴羹梅的青年时代谈起。吴羹梅，1906年1月17日生于江苏省常州武进县，父亲是时任山东督军靳云鹏手下的高级幕僚，后来当上北京劝业银行总行副行长。吴羹梅五岁在老家武进私塾启蒙，十二岁进北京正志中学（吴羹梅毕业前改为成达中学）求学。1922年入上海同济大学深造。在校期间积极投身学生爱国运动，为当年同济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曾参与抗议日本大班残暴枪杀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的示威游行和请愿，以及“五卅”惨案后的“三罢”运动。

吴羹梅手书“中国人用中国铅笔”

正是因为从青年时期起，吴羹梅就追求进步，充满爱国情怀，为将来选定铅笔行业作为“实业救国”目标，奠定了基础。实际上在吴羹梅之前，有中国人开过铅笔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崛起，出现了一些手工业生产铅笔的萌芽。我国第一家铅笔制造工厂是1932年在香港九龙成立的“大华铅笔厂”，后来在1933年至1934年间又相继出现了北平“中国铅笔公司”和上海“华文铅笔厂”。因为这两家铅笔厂仅为来料加工，并不是全套生产铅笔的工厂，且生产技术和设备落后，日产量不足一万支，加上洋货倾入，导致两家铅笔厂不久被迫停产。

吴羹梅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代表证

而吴羹梅格局大，从办厂起，便不同凡响：一是厂名大气，以“中国”命名。二是为了开厂，吴羹梅可以不惜变卖家产，义无反顾。三是开办的“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从木头、石墨到铅笔，全套都是自己生产，且逐步将原材料从进口转为国产，掌握主动。四是培养学徒，青年工人进厂先得做练习生培训两年。在这两年内，白天工作八小时，晚上学习两个小时。在建厂之初招进来的那些青年工人，经过学习和实践，进步很快，后来有些青年工人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五是心胸宽，尽管两位合作者郭子春（郭子春还是留日同学）和章伟士因经济原因后来分道扬镳，给他在企业经营上造成极大困难，但是吴羹梅照样不计前嫌，同两位在销售上共同对付美国铅笔的倾销。六是有节气。作为留学生，留日的吴羹梅在抗战期间，旗帜鲜明，坚决不同日本人合作。明明晓得经济一定会损失，甚至血本无归，也在所不惜，为民族工业保留实力，为大后方军民文化学习提供铅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重庆期间，吴羹梅曾经两次共两卡车，将铅笔按成本价，供应给延安军民，帮他们度过作战和学文化无铅笔的困难。后来在西柏坡，毛主席就是拿“鼎”牌双色铅笔画的作战地图（即用红色代表我方，用蓝色代表敌方），来指挥的三大战役。因此，中铅生产的铅笔，为中国革命成功做出过贡献。七是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吴羹梅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离开铅笔行业，去政务院、全国工商联等单位做领导，但他依然关心全国铅笔企业的发展，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议案和建议，为中国铅笔制造业成为世界大国，呕心沥血，竭尽一生精力。开厂时，吴羹梅说过“中国人用中国铅笔”；老年时，吴羹梅总结道：“我这一辈子做的事情中，最最重要的就是办了一家铅笔厂。”所以，尽管后来中铅的铅笔产量及铅笔档次不及上铅和长铅，吴羹梅的专业技术不如郭子春研究得深、掌握得全；理财能力不及章伟士，但“铅笔大王”桂冠还是落在他头上，他得到毛主席夸赞，参加过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

抗战爆发之后，上海的民族实业内迁优先考虑的是重工业，像中铅这样的企业是如何能够一步步内迁武汉、宜昌一直到重庆的呢？

徐鸣：中铅经过两年的苦心经营，已初具规模。正当厂里业务蒸蒸日上之际，国内形势发生巨变。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鉴于当时全国的工商业比较集中在沿海商埠，特别是上海，因为交通、原料、电力、技术、市场、金融、劳工等方面所具备的优势，工业特别发达。无论是数量、资本，还是技术力量，在全国都首屈一指。假如这些代表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工厂一旦陷入日寇之手，势必会增加敌方的经济实力而削弱我方的抗战力量。为此，广大爱国实业家，出于民族大义，宁愿冒着炮火，不计个人安危以及财产损失，想方设法将工厂迁往内地。为此，8月11日成立了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次日，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成立。在两个委员会的具体安排布置下，上海工商界便开始着手拆迁的准备工作。

1935年10月，第一铅笔初创于上海市斜徐路1176号。

刚开始决定内迁工厂的范围很小，主要是重工业。因为重工业至关重要，更与军工制造相关。而轻工业、手工业等相对来讲地位偏弱，因此中铅并未列入内迁行列。得悉迁移委员会该计划后，吴羹梅万分焦急。要内迁，谈何容易。且不说拆迁原厂、到新的地区新建厂房、复工复产等众多具体事务，光拆迁过程中和运输途中所受到的损失以及沿途可能遇到的风险，都可想而知。这些难题足以令吴羹梅迟迟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再讲开厂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而内迁肯定得赔钱。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爱国决不做亡国奴，即使毁家纾难。同时，吴羹梅预感到，这场抗日战争不可能会在短时期结束，而铅笔制造是文教事业和宣传工作必不可少的工业，内地又尚无铅笔厂，正好中铅可以填补这一空白。况且时间也不允许多思考，吴羹梅很快做出决定：内迁，并起草申请，表达了加入内迁、共赴国难的强烈愿望。大约过了个把月，中铅得到了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同意内迁的通知。

明确方向后，中铅便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拆迁，首先召开全体职工大会，希望广大职工尽量随厂内迁。会后，全厂立即投入紧张工作。拆卸过程中，日军飞机无数次从中铅上空掠过，并在离厂址不远的地方，丢下两次炸弹。炸弹腾起的气浪和巨响，令人心惊肉跳。就是在这种危险环境里，中铅员工争分夺秒，拆卸机器设备。看到炸弹扔下来便伏地躲避，敌机刚一离去又拼命工作。仅用了几天工夫，就完成了全部机器设备的拆卸和打包。但是要想将机器设备冒着炮火从上海这座危城安全运出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最困难的是运输。当时由于火车通行不正常，时开时停，且拥挤不堪，人们都发疯似的往外地逃，以至于从陆路运输机器设备已经完全不可能。而水运，因为黄浦江吴淞口已被日军封锁，长江航运不通，只能走内河太湖到镇江，再装上长江轮船驶往武汉。内河吃水浅，大轮船不能航行，仅靠木船载货，用小火轮拖运。如此所运输的货物吨数有限，再加之上海的内迁工厂不少，需要运输的东西很多，一时间可供雇用的木船紧张起来，吴羹梅不得不花了一笔不菲的费用才雇到一艘小火轮和三四条小木船。中铅员工们赶紧冒着生命危险，将打好包的机器设备运到沪西码头，夜以继日装船。待机器设备全部装上船后，已经是10月底了，吴羹梅总算松了一口气，立即下令开船。每只木船之间相隔半里地左右，这样既能避免暴露目标，又可前后照应。途中若遇到敌机空袭，马上停泊在芦苇丛中。尽管厂里随船押运的职工一路小心谨慎，依旧危机四伏，翻船、被炸、丢失等等突发事件，随时会发生。

中铅的机器设备约于11月中旬运到武汉，经过努力，于年底正式复工，把在上海已制作成半成品的白杆铅笔，油漆加工为成品，行销市场。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安庆、九江也相继沦于敌手。武汉的局势越来越严重。此刻汉口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各厂均放弃将武昌龟山和蛇山作为内迁工厂建厂基地的计划，准备再次迁移。1938年4月间，中铅迁移到宜昌后，半年内，中铅就生产出一百多万支铅笔，供应市场。1938年10月25日，武汉会战失利，武汉沦陷，宜昌离武汉不远，受到直接威胁，内迁工厂在宜昌肯定是呆不下去了，只能继续西迁大后方——重庆。从宜昌到重庆，也是走水路，一路危滩林立、暗礁丛生，险象环生。中铅职工是豁出性命咬着牙，才到达重庆的。

最初怀抱“实业救国”信念共同创办中铅的吴羹梅、郭子春、章伟士三位创始人，为何在抵达重庆并暂时安顿后，反而出现关系破裂，最终分道扬镳呢？您怎么看待三剑客前后几十年关系的分合变化以及他们对产业的贡献？

徐鸣：自1934年中铅筹建到工厂大迁徙的头几年里，由于“实业救国”理念以及不愿做亡国奴，吴羹梅、郭子春和章伟士三位创始人之间一直比较融洽。论关系，吴羹梅与郭子春是多年的同窗，亲如兄弟；吴羹梅与章伟士是同乡，虽然在建厂时才相识，但章伟士年长吴羹梅近十岁，管理经验和社会经验均较丰富，所以吴羹梅对章伟士相当尊重，请章伟士担任总经理一职。而章伟士对吴羹梅的意见也基本赞同。作为三剑客，郭子春主管厂里的生产技术；章伟士主持财务管理；吴羹梅则负责供销和对外公关兼管生产技术。三个人通力协作，使得中铅稳步发展、蒸蒸日上。甚至在历次董事监事会上，对各人提出的建议和计划，三剑客之间都是给予完善和补充，此后便一致通过。三剑客从来不互相拆台，大家都是为了把中铅搞好这一共同目标努力工作。

可工厂千辛万苦西迁到重庆后，民族企业经营本来就困难重重。又处于战争环境，生存和生产已经苦苦挣扎，而国民政府非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保护，还无情刁难、压榨，并实行虚盈实税，即从工厂的账面上看是有盈余，实际上由于物价飞涨，账面上的盈余根本无法与相应的实物相等。因此真实平衡下来是亏损的。国民政府却根据账面上的盈余来收税。同时因为货币贬值，卖出产品所回笼的资金补不足买进原料。为了维持正常生产，为了支援抗战，吴羹梅始终坚持薄利多销，坚决不卖黑市价，不发国难财。因此，中铅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银行借钱，致使厂里债台高筑。

1936年，上海中国铅笔一厂周年纪念合影（第二排左七为吴羹梅，左八为章伟士，左九为郭子春）。

由于经营压力巨大，三剑客之间牢固的“铁三角”开始出现裂痕。章伟士对吴羹梅的做法略有微词。因为章伟士长期从事财务管理，对钱看得比较重。所以当中铅在重庆生产无多少利润可赚时，章伟士情不自禁回忆起在上海的黄金时期，认为抗战全面爆发前，中铅生产的“飞机”牌和“鼎”牌铅笔在国内市场上已有一定声誉，占有一定份额。而内迁后，上海市场上日货铅笔趁机卷土重来，而中铅在重庆生产的铅笔又无法运回上海经销。既然中铅在重庆未能正常生产，勉强维持下去随时有破产的可能，倒不如重返上海，利用中铅原有的影响，继续生产国货铅笔，夺回被日商挤占的市场。

于是，章伟士极力说服吴羹梅和郭子春回上海。而郭子春从1937年内迁后，妻子丁瑞云留在上海，长期夫妻分居两地，彼此挂念，也倾向返沪，因此马上就站在章伟士一边，同意章伟士观点。

至于吴羹梅，坚持工厂内迁宗旨不能改变，坚决不赞成回上海，因为那里除了租界，全被日军占领。吴羹梅不管是思想上还是感情上，都很难接受日军统治。吴羹梅自幼接受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等，负笈东渡以来始终如一的“实业救国”理念，绝对不允许自己在侵略者的铁蹄下求生存，办实业。况且，吴羹梅认为大后方只有一个铅笔厂，战火中的国家需要中铅，即使再艰难都要尽力维持下去。

不过这时吴羹梅已经独木难支了，在章伟士和郭子春的坚持下，出于无奈，只能同意在上海重新开厂计划。1939年，启动上海铅笔厂（简称“上铅”）筹建。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拿出一万元法币资金，作为对上海铅笔厂的投资，占上铅最初投资的五分之一。上铅的筹建事务，主要是章伟士、郭子春主持，并由留守上海的郭子春夫人丁瑞云具体负责。

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在重庆菜园坝的厂门遭日机轰炸后。

三剑客的关系不和谐了，铅笔产量又低，根本赚不到钱。厂里还被炸过两次，从幸存的照片中可以发现，厂大门口一片狼藉，万幸的是未造成重大人员和财产损失。随着时间推移，三剑客关系越来越僵，隔阂加深，貌合神离。不得已，1941年底，吴羹梅、郭子春和章伟士散伙。三人协商决定：章伟士辞去中铅总经理一职，由吴羹梅继任。中铅撤出对上铅的投资；章伟士撤出其手上的中铅股本。三剑客的早期合作到此为止。章伟士撤出中铅，使得中铅的生产经营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不仅一下子抽走大量资金，吴羹梅短时间很难弄到那么多钱。且更重要的是章伟士带走了一批生产技术和销售骨干，吴羹梅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递补上去，导致许多事情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导致吴羹梅常常忙得焦头烂额，疲于奔命。身累，心更累。而郭子春弃吴羹梅而去，更令吴羹梅倍感伤心。东渡日本，吴羹梅与郭子春是室友，一起学习，一起商讨开办铅笔厂计划。回国后，俩人又一同创办了中铅。从筹建到内迁，历经坎坷，俩人始终同舟共济。郭子春不仅为人踏实，且扎实的制造铅笔工艺的技术，厂里其余人无出其右。

三剑客分道扬镳，对吴羹梅打击极大。过度的劳累和精神上的痛苦，令吴羹梅大病一场。经过中医诊治调理，才渐渐好了起来。痊愈之后，吴羹梅立刻回到厂里。此时中铅已群龙无首，吴羹梅必须面对章伟士、郭子春离去后的残局，率领全厂职工，进行全面整顿。通过一系列变动和人员补充，使得中铅由于章伟士、郭子春等出走所造成的暂时困难局面很快结束，中铅生产管理重新步入正轨。

如果上海不沦陷，我个人认为三剑客是不会散伙的。三人各有特长：吴羹梅大局观强，民族意识浓，社会活动积极分子；郭子春技术好、肯钻研，但不太过问政治；章伟士读经济出身，善于财务管理，比较看重利润。在和平时期，三剑客能相安无事通力合作。不过一旦到了非常时刻，处于极端压力下，章伟士的心理不免会产生波动（刚开始内迁时，章伟士还是挺投入的），并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如吴羹梅立场坚定。

还有，如果三剑客不分道扬镳，中铅一定会实力更加强大。因为分开后，三者力量分散，从合作者变成竞争对手，而中铅因为内迁，实力明显下降，章伟士、郭子春开办的上铅后来居上。当然，新中国成立后，中铅（即铅笔一厂）和上铅（铅笔二厂）都为中国铅笔制造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全国几十家铅笔厂，基本上都是在这两家厂的援助下成长起来的。甚至朝鲜、越南、巴基斯坦等国家的铅笔厂的开办，也有这两家厂的功劳。毫不夸张地讲，斜徐路是中国铅笔制造业的产房（两家厂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均在那里设厂）。更让三剑客意想不到的是，过了大约半个世纪（三人均已过世），两家厂又合并在一起了。这世上的事情，有时就那么奇妙。

我注意到书的作者介绍，您放的照片是您在中铅一厂技工学校的学生证，这段经历是您写作本书的初衷吗？书中的宏观产业史中也藏着您个人人生的一段微观史，包括您也写到了很多当时厂里的工人如何娱乐，如何洗澡，职工子弟如何入托等等情况，这些内容给了产业史一些生活史的视角。

徐鸣：中铅一厂是我中学毕业、踏上社会后的第一份工作，厂里四个车间，我全部实习过（不是每个工种），至今左手手腕处还留着半个世纪前烫伤的疤痕。据我所知，“五零后”对自己第一份工作还是念念不忘的。且当我后来知晓中铅一厂的历史以及“铅笔大王”吴羹梅的创业经历后，我一直有个愿望，尽我能力，为中铅一厂，也等于是为中国民族铅笔制造业立传。因为有太多的故事，已经被那些铅笔厂的老前辈们带走了，十分遗憾。所以我觉得刻不容缓，我有责任将现在能记录下来的东西写出来，薪火相传。书写完后，当我偶然翻到那张学生证时，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将其放在书的勒口上，作为介绍我的照片，我觉得很有意义。况且五十年前的照片，本身就有点史料价值了。

徐鸣在中铅一厂技工学校的学生证

徐鸣在中铅一厂的工作证

徐鸣1977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的奖状

书里介绍的关于中铅一厂的职工文娱活动和福利，有些是我亲身经历；有些是我采访老职工的回忆；有些是厂史里的记录。其实在工厂工作，并不仅仅埋头干活，而是有丰富多彩的内容的。过去不少大企业，都拿出钱来单独办职工子弟学校，且只有该企业职工的子女才能享受入学资格。还有不少企业的文学活动，也是开展得轰轰烈烈，像杨浦区的工厂，就曾经出过不少作家；体育活动和文娱活动更是如此。另外发票子给家属来厂里洗澡，这件事情对于“九零”以后的年轻人来讲，可能不可思议，但当时家里冬天是无法洗澡的，要么上浴室。因此让家属来厂里洗澡，是职工的一项福利，且并不是每家工厂都实施的。我进厂时该福利已经取消了。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记录下来。将厂里工人们的业余生活一并写入书中，我认为不光是增添气氛，更重要的是显示那年月的工厂，除了上班的忙忙碌碌，还有文娱和福利的生动活泼的一面。

说到中国的木杆铅笔，中华101高级绘图铅笔是一个标志性产品，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这款产品是如何诞生的？据说以“中华”作为商标的产品屈指可数，而我们所熟悉的墨绿杆竹叶经典造型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能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吗？

徐鸣：据我所知，目前上海仍有三家企业产品是以“中华”命名：一家是上海卷烟厂的“中华”牌香烟；一家是上海牙膏厂的“中华”牌牙膏；一家就是中国第一铅笔有限公司（即中国铅笔一厂）的“中华”牌铅笔。由于这三家产品的商标名称均是几十年前申请和批准的，而现在国家是不允许用“中国”“中华”“长城”一类的名词作为产品商标名称的，所以原先所拥有的便显得极其珍贵了。至于名牌产品“中华”牌101高级绘图铅笔的诞生过程，就是民族企业奋发图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想当年，“一五计划”期间，新中国大规模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后，用来绘制工程设计图纸的铅笔需求量很大，但高级绘图铅笔基本上是洋货的天下，像美国的“维纳斯”牌、德国的“施德楼”牌。而国产铅笔大多数是中低档产品。又因为国产铅笔的笔芯耐磨力差，在绘图划线时，会出现线条粗细不均匀的现象；笔芯的硬度也不够准确，两种硬度不同的铅笔，划出来的线条往往深淡不易区分；同时笔芯发涩不滑，容易损伤纸张。于是，国产绘图铅笔一般仅用于复写，但也因笔芯发涩不滑，复写时用力稍微过重就容易划破纸张；用力轻却只能复写三四份。如此效果影响了国产绘图铅笔销路。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纷纷要求中国百货公司指导铅笔厂，提高绘图铅笔质量，使产品能适合实际需要。

中华101高级绘图铅笔

于是百货公司上海采购供应站将消费者的要求和建议不断反映给中国标准铅笔厂。为了改变市场过于依赖价格昂贵的国外进口铅笔现状，为了生产出令消费者满意的国货，从1953年下半年起，中铅就开始着手研究如何改进绘图铅笔的质量。研究结果不是小打小闹，而是大胆提出使用国产原料试制高级绘图铅笔，以取代进口洋货铅笔。具体研制过程，书上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1954年3月，终于成功试制出国产高级绘图铅笔，并正式投入生产。为此全厂职工派代表敲锣打鼓，乘着卡车送喜报到位于外滩的制笔公司报喜，并赶在当年国庆五周年前，生产出一批高级绘图铅笔，为此，厂里全体职工非常高兴，大家一致将该笔命名为“中华”牌101高级绘图铅笔。商标名称中的型号“101”，便是向10月1日国庆献礼的意思。“中华”牌101高级绘图铅笔适用于办公书写、工程设计、机械制图、地质测绘、素描绘画等，售价仅进口铅笔的十分之一左右。

中华101高级绘图铅笔

“中华”牌101刚问世时，厂里将产品创新的主攻方向放在笔芯的配方上，对外观图案考虑较少，大致借鉴美国“维纳斯”牌的鱼鳞花纹。关于后来如何改成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竹叶花纹，又是谁设计的，在2022年厂里举办成立八十七周年“史料与实物展览”时（自1935年成立后第一次大型展览，我是主要参与者），现任厂领导想确切知道当年真实情况，所以我就采访了几位健在的老职工，但是竟然得出三种结论，听上去好像都有道理：一说是老美工（过去不叫设计师）王宝君的功劳；二说是王宝君的大徒弟苏建民设计的，因为竹叶花纹的飘逸灵动，与其画风相似；三说是王宝君的小徒弟柯烈想出来的。我的想法是，六七十年代不讲究个人署名，都是集体创作，到底是谁第一个提出竹叶花纹并画的样稿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只需要记住的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出来的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花纹就好了。

除了这些经典款，在这九十年的国产铅笔制造史中诞生过很多款式、型号，包括很多定制款的铅笔。能就您的了解，谈谈这些珍版、绝版产品，包括一些产业相关其他实物史料的收集、收藏情况吗？

徐鸣：铅笔收藏属于小众。在中铅一厂九十年的厂史中，确实生产过一些特别的铅笔。如初创时生产的印有“中国人用中国铅笔”字样的铅笔，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发现踪迹。还有1942年在重庆时为举办“内迁工厂出品展览会”而特制的那两支大铅笔（一丈高，半尺直径），估计也没了。还有1943年特制的“飞机”牌1225号胜利铅笔、1944年为纪念厂里四位青年志愿参军打鬼子特制的“飞机”牌119号铅笔、1950年为纪念朝鲜实习生来中铅一厂实习特制的纪念笔、1985年小批量生产专供外宾购买的“中华”牌绘图旅游铅笔、2008年为北京奥运会特制的吉祥物铅笔等等，以及历年来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制的铅笔，如“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型号，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政协特制的会议用笔，为各种会议和组织特制的纪念笔等等，都算是铅笔高端收藏。

1983年，中国制笔协会成立大会与会者合影。

除了铅笔，有关铅笔厂的老股票、老照片、老票据、老资料、老广告纸、老铅笔盒、老腰封、老茶杯、老饭碗……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试试收藏一些，都非常有价值。

木杆铅笔很早就被认为是夕阳产业，而作为国货老品牌，在新时代都面临着转型更新的问题，您对于国货铅笔产业创新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徐鸣：因为制作铅笔所需要的原材料，包括木材、石墨、粘土，都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其中木材，以前用的是东北森林里的椴木，我1975年进厂时，还看到过泡在水里（防止木头开裂）的椴木，大概有两个成年人合抱那么粗。后来越砍越少，逐渐改成速生林杨木，所以说铅笔制造业是夕阳行业，也确实没错，且铅笔制造业对环保要求较高。但是如今依旧缺少不了铅笔，不仅仅小学生需要用铅笔学习写字，铅笔还可以派很多人们意想不到的用场，如素描、测试（用铅笔划可测试汽车油漆的强度是否达到规定标准）、化妆（眉笔、口红笔、眼影笔）等，尤其是在航天领域。航天员出舱活动时，如需与舱内未出舱的同伴沟通，因身处太空无法进行常规语音通话，只能在出舱活动手册上用笔书写传递信息，或记录需要当场留存的要点。为此，美苏都曾组织大量科研人员、投入巨资研制适用书写工具。由于要在真空、失重以及极端冷热环境下使用，钢笔和圆珠笔容易漏墨，难以胜任。多种方案反复试验后，最终“胜出”的竟是日常使用的铅笔。不过太空用笔要求极高，在2008年之前，中国人不具备这个技术，“神五”“神六”上使用的都是从美国进口的书写笔，且仅仅局限在舱内使用。美国和俄罗斯已经拥有成熟的太空笔制造技术，不过这些技术属于核心机密，完全对中国人保密。为了独立自主，打破超级大国对太空笔的垄断地位，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于2006年10月向全国制笔行业招投标太空笔研制。最后第一铅笔有限公司中标。太空笔的要求重量必须小于四十克，一次卷削好至少可以书写两百个字，浓度不小于3B，还要耐受高温和低温的考验，这对笔杆、笔芯都有极高的要求。经过近两年的全力攻关，第一铅笔成功地为“神七”研制出了国产太空笔，并于2008年5月通过了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验收。

1992年，股份制改革后的中国第一铅笔股份有限公司位于东汉阳路的厂门。

1994年，浦东金桥新一代出口产品生产基地。

位于松江文兵路120号的中国第一铅笔工厂新址。

尽管铅笔“宝刀不老”，可毕竟要耗费大量自然资源，因此我认为木制铅笔终将要被淘汰，只需保留极少数厂家生产，以供应一些特殊行业。对于大量使用的小学生来讲，可能会普及电子笔，就是像现在银行里签字的那种笔，写完可以擦掉，又能保存。至于国货老品牌，我觉得应该摒弃中端产品，而是像德国、日本的铅笔一样，生产高端产品，提高产品档次。如此，在减少产量的情况下保证利润，也维护了“中华”牌和“长城”牌的名声。中国铅笔制造业不仅要做世界铅笔制造大国，更要做世界铅笔制造强国。我想这也是吴羹梅等老前辈们一生的追求。

澎湃新闻记者 方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