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扬子晚报

父 亲

那一年的春天，已是七十五岁的父亲领着我们几个在异乡长大的兄弟姐妹，第一次回到他的出生地——江西上饶所辖的广丰县枧底乡——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那儿度过的 。从上饶城里陪同我们一道返乡的大表叔指着村里的一片农田对我说，你爸爸小时候读书很用功，经常是一早天刚亮就跑到这没人的田边来念书、背书 。高中是到广丰县三岩中学读的，平时住校，寒暑假回来，也都有晨起跑到周边田野上读书的习惯 。他喜欢大声地背诵英语单词，村里的农人听不懂，讲他是“癫子”，一早起来就胡言乱语的。可正是凭着这股“痴劲”，你爸爸考上了省城的南昌大学，时间是 1946 年的夏天。

关于父亲早年求学和以后工作阶段的履历，他并没有很正式地同我谈过，父亲读完南昌大学后居然又“再下一城”，考上了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所学专业是飞机发动机 。毕业时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1 年 。照道理，根据专业对口，他应当被派分到国家飞机研究所或飞机制造厂这样的单位，但父亲被改派到了彼时还较落后的苏北行署所在地扬州（当时的江苏省分为苏南行署和苏北行署），具体单位是苏北行署农林科，做技术员工作 。大约到了 1952年，父亲被抽调参与筹建当时扬州的第一所大学——苏北农学院，并让他担任新成立的农业机械系的系主任 。安排在这个专业里领头，父亲认为得益于他在中央大学的学习 。虽然飞机与农业机械分属两个行当，但发动机的原理却是相通的。记得在我成年后，父亲有一次同我开玩笑说，没能上得了蓝天，却一头扎到了泥土里，和拖拉机、农业机械、植保机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我出生于父亲创业不久的 1954 年，在我很小的记忆里，就有父亲几乎每晚在灯下伏案看书的身影 。家里的一面墙上总挂着他教学用的挂图 。有一块用几根木条支起的约一米多长半米多宽的五合板，是他备课时贴一些图纸用的 。上端两角用图钉按着，不时地会做一些调换 。他备课十分认真，喜欢抑扬顿挫地讲出声来，仿佛面对课堂里的一众学生 。但父亲的普通话说得很蹩脚，始终有改不掉的浓浓乡音 。父亲工作起来不要命似的，给自己排的课一直都很满 。他患胃病多年，胃经常泛酸，因此背着讲义的包里常年备一只铝制的小盒子，里面放几块苏打饼干 。碰到胃酸受不了时，就塞两片嘴里抵挡一下。

父亲曾参与了由江苏省农科所等三个单位相关专业人员组成的编写小组，负责编撰后来由

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共计八个分册的《植物保护手册》。父亲承担其中的《植保机械》分册，这本书有近四十万字，是对当时国内普遍应用的各类植保器械及其动力配套机的集中展示 。为写这部书，父亲花了近两年的时间，跑了全国大部分省市的数十家科研单位和生产厂家，收集了彼时植保器械的最新资料 。出版后受到广大农村用户和各使用单位的广泛欢迎。

不光教学、著书，父亲还主持过多项省部级的科研项目，设计出了一批受到各地农村或农场欢迎的农业机械，诸如稻麦豆多用脱粒机、沤田拖拉机、手推收割机、育苗制钵机等 。尤以一种少（免）耕全自动营养钵移植机被称作是“我国种植机械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填补了国内外的空白，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和世界优秀专利，获得农业部、国家科委等颁发的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江苏省科技成果金质奖。

作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教授，父亲在七十岁退休以后，仍然整日埋首于书桌，在七十二岁那年完成并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他 50 万字的《植保机械学》；更令其同行为之惊叹的是，八十四岁那年，他还捧出了一部砖头般厚重的大书——71 万字的《植保机械理论与设计》（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年7 月版）。时间跨度达二十五年的“植保机械三部曲”，凝聚着父亲大量的心血，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在我个人的成长历程里，最不能忘却的是那一年他以父亲的威严“逼 ”着我考大学。1972 年底，我高中毕业后进了一家工厂做学徒，辛辛苦苦干了几年，刚刚满师 。书本已扔得太久，对于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一点不感兴趣 。可父亲却认定了年轻人必须读书这条死理 。那些日子他在我耳边不停地唠叨，说书读到你肚子里，别人是拿不走的，将来总归有用 。拗不过他的“软硬兼施”，我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临阵擦枪”，总算没有拂了他的一片美意 。如今想来，当初若非父亲那般坚持，我必然也就与大学失之交臂了，那我的人生无疑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父亲九十二岁那年离世，在学校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我含着泪水表达了对父亲一生刻苦奋斗的敬意 。读书——教书——写书，这六个字基本构成了父亲简单、平实而又丰富的一生 。他至死没能给我们留下什么财富，但他身上那种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却令我终身受益。

母 亲

母亲出生于一个手工业主的家庭 。我的外祖父做木工出身，脑子比较灵活，从上海浦东乡下来到杭州，业务慢慢做大，能独立承揽一些有一定规模的建筑项目 。后来抗战爆发，外祖父带着他的三个女儿四下逃难 。母亲是他的第二个女儿 。逃难中母亲的姐姐被日寇炸死 。母亲流落到了江西广丰县的一所中学读高中，在那儿认识了我的父亲，不久后恋爱，成婚 。至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她随同父亲来到了扬州。1952 年，父亲参与筹建苏北农学院，母亲则在新建的学院图书馆做了资料员的工作 。随后的几年里，我的二姐、我、弟弟和妹妹陆续出生，较为密集的生育使得母亲的身体一直比较瘦弱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农学院有过一次对在职人员进行压缩和调整的行动，母亲在那次行动中被劝其离开图书馆的岗位，安排她到郊区的一所农村小学任教。母亲人老实，平时不太讲话，对这样的安排，尽管感到有几分委屈，但仍无条件地服从了 。其后的几年里，她又被调到距扬州市区 20 多公里的江都县实验小学和距离更远些的江都县张纲中学任教。

母亲读书时有较好的英语基础，在张纲中学前后待了近十年，主要从事高中英语教学 。也就在那些年里，我曾跟随母亲陆续去往那所农村中学或长或短地住过 。那时我已在扬州市里读中学了，只是因为当时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比较松，向老师请个假，十天八天不去学校也没人会问 。母亲独自一人远在几十里路外的乡村学校，每至夜晚，那所连围墙也没有的学校，真的是如死一般的寂静 。孤单的母亲有时带上我是为了有个伴。

早晨我和母亲一道去学校的伙房打稀饭，稀饭装在一只印有毛主席语录的搪瓷缸里捧回宿舍 。稀饭熬得挺稠，母亲告诉我，那里面放了食用碱 。做饭的师傅姓王，见到我常常表现出挺喜欢的神情，母亲让我叫他王叔叔，他笑笑，叫我小三子（我在家中排行老三，是母亲跟他说的），时不时地会当着母亲的面夸我几句 。早餐除了稀饭还有馒头，有时候还能吃到花卷或咸菜馅的包子 。每天能和母亲面对面地坐在一块吃饭，早晨的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照在我和母亲的脸上，我感到特别的温暖。

张纲是一个不大的小镇，却有点历史 。老街上有一条不是很长的麻条石铺就的道路，两边是一些各种各样的商店 。记忆较深的，是镇子的东头有一座水闸，一些卖鱼虾等水产的商户，在水闸旁的那座桥上吆喝各自的生意 。母亲有时候会买些蔬菜或鱼虾，在宿舍里用煤油炉来制作，改善一下我们母子星期天的伙食 。有两次弟弟和我一块去母亲那儿，好像是夏天，我们和其他老师的孩子一道用自制的小钢叉，在学校的池塘里捕捉青蛙，跑啊叫的，玩得十分开心。

也有些星期天，我和母亲一道回扬州家里。从张纲镇可以坐车去江都，但母亲为了省些车钱，有时带着我走小路，步行约七八里地可到达江都长途车站；然后再乘一个多小时的车才能到扬州 。每次同母亲一块步行，沿途看田野里的庄稼，蜜蜂、蝴蝶在油菜花地里飞来飞去，农民们扛着农具在田埂上行走或在地里干活，觉着那些画面都很美，心情也特别放松，感觉自己也成了一只自由自在飞翔的鸟 。有时候跑得头上出汗了，母亲会停下来，从那只每次回家都会提着的柳条篮里，拿出从镇上小店买的金刚脐给我吃，让我歇歇再走。

记得在当时的背景下，受“读书无用论 ”的影响，学生们上英语课大都马马虎虎，不肯学，母亲在课堂上拼命提高嗓门，教得很吃力 。尽管课堂纪律不好，但母亲从来不骂学生 。若干年以后，母亲在扬州病故，她当年的学生赶到我们家中吊唁，说起母亲那些年在课堂上苦口婆心教学的情景，一再地向我们表达歉意，说长大后尤其是工作以后才慢慢懂得孙老师（我母亲姓孙）在当时肯那样教学生有多么地了不起。

到我开始读高中的时候，学校注重抓教学了，成绩好的学生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 。回忆起来那一阶段我在学习上知道用功了，写作文也有了较显著的提高，而且还会在老师布置的作文以外，主动写一些自己命题的作文 。我把这些小作文拿给母亲看，母亲总是很高兴地说写得蛮好，她还把我的课外作文簿带到她的学校，请当时担任教导主任的张松卿老师、高中语文组的组长范鸣国老师看，让他们来指导 。记得有一次我看了朝鲜电影《卖花姑娘》，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几十行的诗，两位老师都很用心地对诗作做了批改，给出了让我深感振奋的评价 。母亲的这些举动，对我后来比较自觉地爱上写作，包括一种自信心的建立，我以为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母亲和她所在的那所乡村中学，在我少年成长发育的阶段，的确给了我许多终身受益的东西 。和她相伴生活的那些日子里，母亲身上所表现出的亲切、善良，随遇而安，与人相处中的挚诚，对人的尊重，以及日常生活里的节俭、勤勉，和物质并不丰富情况下的自得其乐，这些向上且美好的精神品质，成为我一生努力学习和要求自己做到的基本要素 。几十年里，工作以外我一直坚持写作，不同的年代尽管写作的侧重点和表现体裁有所变化，但有一个基调是我始终不变的，那就是对于身边的人和事我总投以关注的目光 。他们 ，或是我工作中的同事，或是有相同爱好的文友；更多的是茫茫人海里萍水相逢的各种普普通通的人 。我努力了解他们，贴近他们，并对他们的种种生活情态做下忠实的记录 。我看重人间烟火里点点滴滴的光亮与温暖，那些令人心生感动的瞬间会在我的笔下定格 。我以此为乐，并试图用这些素描式的文字去感染身边尽可能多的人。

母亲早在 1998 年便离开了人世，但她曾经工作过的张纲中学，却因了母亲而一直是那么生动和真切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不久前我又专门去了一趟这所很难再觅到旧迹的学校，给那儿的师生送去了一些历年来我所出版的作品集，我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怀念我亲爱的母亲，也表达对我有着特别意义的这片土地的一种感恩之心。

弋阳年糕

叔 父

有一年春节期间，看一个说年味的电视片，讲到已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江西弋阳的年糕（又称大禾米粿），其制作过程是怎样的一种艰辛——从选米、洗净、浸泡，到入甑以大火蒸熟，再放入石臼之中用木槌反复捶打；待打茸后捏成团，二次入甑，燃大火复蒸；之后再行循环，做足“三蒸两百捶 ”方才大功告成 。说弋阳人打年糕已有了一千两百多年的历史，此处所产稻谷一年仅一次收成，春播，夏种，秋养，冬收，吸“四季之水”，得“天地之养”，故尤显软糯。所制年糕洁白如霜透明如玉，油光发亮，韧性甚好，较他处年糕，无疑胜出一筹。

而这产自弋阳的美食其实在我少年时便已品尝过多次，只是一直不知其得来竟如此不易。今日睹物思人，想到了当年不远千里从弋阳把重达几十斤的年糕哼哧哼哧背来的叔父。

祖父生有二子 。父亲年长，少时肯读书，考上大学后也就早早离乡；而小他十岁的叔父，则因厌于学业而未能摆脱贫困之故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去了邻县弋阳的一座垦殖场当农工 。由于没什么文化，终日辛劳也只能混饱个肚子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几个侄辈已陆续出生并长大 。记得每年临近春节，叔父早在腊月初始就找人相帮打好年糕，而后乘汽车转火车，几天几夜，经受旅途劳顿，跨越三省来到他并不熟悉的扬州，为的是和我们一道过个团圆年 。一年里的绝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孤单而寂寞的，所以每次来了他都想多留些时候 。过年那一段全家老小的忙碌与欢乐，记忆中总有叔父并不高大却憨实的身影。

可惜因种种缘故，叔父这一生终身未娶而无子嗣；可怜六十岁不到又碰上效力大半辈子的农场宣告倒闭，遂孑然一身来到他兄长身边 。最后的几年则由幼时受过其抚养的侄女（我大姐）照料其生活起居 。辞世之年为八十二岁 。我们兄弟在扬州为他选了块墓地，让其与兄嫂（我父母）相伴，比邻而居。

作者：王慧骐 曾任江苏青年杂志社副总编辑、江苏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图书编辑出版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