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白云怡】在全球治理面临多重挑战之际——气候变化、地缘冲突、数字鸿沟和发展不平衡——国际社会亟需新的理念和方案。去年9月,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旨在弥补国际体系中的不足,为全球治理注入新的方向与动力。
作为“全球治理新思路——国际思想者访谈录”系列报道之一,《环球时报》记者专访英国知名学者、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访问教授马丁·雅克。他认为,将中国视为“文明型国家”的视角,有助于理解其全球治理实践的独特逻辑。全球治理倡议并非另起炉灶,而是立足现有国际体系,并直面当前国际体系面临的现实挑战,强调规则、法治和多边合作,同时力图扩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随着全球力量格局变化,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有望成为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包容和可持续的关键转折点。
环球时报:您常提及“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对全球秩序的深远影响。去年9月,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其中包含五大理念。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正在探索一种区别于西方主导模式的新治理范式?它与您所说的“文明型国家逻辑”有什么契合点?
马丁·雅克:我认为“文明型国家”这一概念与全球治理倡议密切相关。把中国理解为一个文明型国家,这一视角确实会改变我们看待中国治理模式的方式,而且这种理解本身也具有更广泛的参考价值。
全球治理倡议是一份非常清晰且颇具启发性的文件,系统地体现了中国对当前国际形势、现实问题以及未来可能演变方向的判断。在我看来,中国并非意在推翻现有秩序或另起炉灶,而是希望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能够在运行过程中真正遵循若干基本原则。现实情况是,这些原则在相当程度上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落实。
比如,全球治理倡议中强调“奉行主权平等”,这并非全新的概念,但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这一点却非常重要,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们直接承受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选择性、单边做法所造成的影响。
再比如“遵守国际法治”这一理念,它并非在主张建立一套新的国际规则体系,而是在强调现有的国际法本就存在,只是在实践中常常被忽视甚至被公然违反。
“践行多边主义”的理念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显得尤为关键,因为美国已经选择了单边主义的路径。而单边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对国际法和现有国际体系造成严重削弱。至于“倡导以人为本”的理念,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突破意义,因为在以往的全球治理实践中,这一原则并未真正得到强调和贯彻。但这一点显然至关重要,否则,全球治理只会沦为一种脱离广大民众的制度性“上层建筑”。
最后一项核心理念“注重行动导向”也十分重要,它强调的是取得实实在在成果的重要性。在国际外交、国际关系乃至国际治理领域,很多时候成果更多停留在表述和承诺层面,而非转化为具体而可感知的行动。
环球时报:与西方倡导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范式相比,您认为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的最大创新在哪里?
马丁·雅克:这一问题需要放在当前的国际形势和现实背景下加以理解。我们正在目睹一个长期以来运行的国际体系出现明显裂解,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也更加严峻,甚至潜藏着更高的风险。甚至可以说,我们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基本原则。
在这一背景下,正如我之前所说,中国所倡导的,并不是另起炉灶建立一套全新的国际体系,而是着眼于对现有国际体系进行修复、维护和完善,使其重新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轨道上。
环球时报:在大国竞争加剧、小国处境脆弱的今天,“主权平等”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您认为全球治理倡议能否成为推动国际关系去霸权化的新动力?
马丁·雅克:这无疑正是这一倡议的初衷。问题在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这一方向,并作出相应调整。
当前国际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美国在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失序”状态,或者说逐渐偏离了既有规则,转而按照自身的利益和意愿对国际体系进行重新塑造。这一变化正在削弱国际法治和多边主义等基本理念,因为这些原则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对美国的行为发挥约束作用。
当然,即便在此前,美国的做法也并非始终严格遵循这些原则。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前的情况呈现出新的特征:美国现任领导人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愿意在关键问题上否定甚至推翻既有规范,并以一种显著背离现行国际体系的方式行事。
环球时报:过去,发展议程的主导权往往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您认为全球治理倡议能否帮助全球南方把自身发展需求真正带入全球治理核心?
马丁·雅克: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回看1945年,也就是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主要国际机构相继成立的时期,我们就应当看到,当时的国际环境与今天存在根本差异。
彼时,世界上的主权国家数量十分有限,绝大多数被殖民地区仍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真正的转折出现在随后几年,民族解放运动逐步兴起,并在此后几十年间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绝大多数殖民地相继实现独立。如今,联合国已有约196个成员国——而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创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参会国家仅有四十个左右。
正是民族解放和去殖民化的历史进程,塑造了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也更加复杂的世界格局,并由此催生了一个新的国际体系。旧的国际体系是在西方老牌大国主导下形成的,而当下的世界格局中,则出现了数量庞大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其中一员,尽管其情况具有一定特殊性,因为中国最初便是《联合国宪章》的五个签署国之一。
全新的世界需要一个能够真实反映当今世界面貌的国际体系,而不是继续停留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形成的历史框架之中。这正是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即现行国际体系尚未充分体现全球南方的立场和关切。
尽管这些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中拥有正式席位,但在许多关键领域,其影响力仍然十分有限。特别是在气候变化、数字技术发展以及数字鸿沟等新兴议题上,全球南方的代表性依然明显不足。
基于上述原因,我认为,中国所倡导的是在既有国际原则基础上,对现行国际体系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改革,使其能更公正、合理地反映当今世界各国的现实状况,更好适应全球发展格局的变化。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会成为未来世界秩序转型的关键节点吗?
马丁·雅克:是的,如果能够推进这样的改革,扩大国际体系的代表性,并在国际法治等运行机制中不断完善和优化,这将是国际体系的一次深刻发展,也将是一场重大的变革。
我认为,任何能够全面涵盖全球南方的努力,都将在实践中使国际体系更加公正、包容和有效。国际体系的基本原则的代表性和公信力将不再局限于少数国家,而是能够更好地反映各国的共同利益和发展诉求。这既是一种全新的变化,也将体现国际体系的演进与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