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南薰殿旧藏范仲淹像
在洛阳龙门石窟东南十公里伊河东岸的万安山，有一座名为“范园”的墓地，是宋代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的长眠之地。范氏先茔并不在河南，范仲淹为何葬于此处？原来，这里是他与母亲谢氏的合葬地——谢氏曾携范仲淹改嫁朱氏，范仲淹成人后恢复原姓，入仕后迎母侍养。按照宋代礼法，谢氏去世既不能归葬范氏先茔，亦不能入葬朱氏坟茔。为恪尽孝道，范仲淹效仿唐人母子合葬先例，卜地于河南而葬。因此，范园中埋葬着范仲淹的母亲谢氏、范仲淹，还有他的四个儿子及其后代。
范仲淹与麟州
2006年，范园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巧合的是，同时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陕西神木“麟州故城”。说“巧合”，是因为在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宣抚陕西河东时，曾亲赴麟府路，亲临麟州城。据其五世孙范之柔所撰《范仲淹年谱补遗》，他在庆历四年十月十日抵达麟州，至十二月十六日离开麟府，驻足停留近两月之久（范之柔，《范文正公年谱补遗》，载楼钥：《宋范文正公（仲淹）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268-269页）。将近千年之后，范仲淹与麟州城又以这种奇妙的方式相遇，可不谓是巧合！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宋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从二十八岁入仕，至六十四岁病逝，历官多地，多有惠政嘉言，遗迹颇多；他也是著名的文学家，任职各地时留下多首诗词，有的堪称千古绝唱。其中，《留题麟州》，应即其在麟州巡察时所作。诗曰“宣恩来到极西州，城下羌山隔一流。不见耕桑见烽火，愿封丞相富人侯”（此诗《范文正公集》《全宋诗》《全宋文》均未收录，首见于康熙《神木县志》卷四《艺文·留题麟州》，雍正《陕西通志》卷九十七《艺文十三》题为“麟州”）。前两句写实，点明麟州城的独特位置特点——宋代麟州为河东路西北极边之地，州城高踞窟野河东岸山巅，隔河与西夏相望，而建立西夏政权的主体党项人被认为是羌族分支，羌人生息之处被称为羌山；后两句化用典故，寓情于景，以汉武帝罢兵休战、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的故事表达对和平的期盼。范仲淹少有大志，曾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弘愿。因此，对百姓疾苦的关心，始终挂在范仲淹的心头。
但是，正如明人说绥州是“山城突兀枕寒流，界限华夷是此州”一般，宋代麟州亦具有同样战略位置。更重要的是，范仲淹宣抚河东的背景，是辽王朝陈兵边境、准备与西夏开战，而宋人担心辽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对河东路发动突然袭击。因此，范仲淹到麟州时，表面上宋夏已处于和平，但因辽朝的异动而出现“不见耕桑见烽火”的紧张气氛。直至元朝实现空前大一统后，元好问曾有一首《雁门关外》的诗，说“四海于今正一家，生民何处不桑麻”——北宋时期的麟州与雁门关同为战略要地，“生民何处不桑麻”在元好问的时代是活生生的现实，而在范仲淹的时代却是期盼的梦想。总之，《留题麟州》一诗与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诗中所展现的边塞苍凉与家国忧思，正是范仲淹在河东巡视时真实心境的写照。他登临麟州城楼，目及荒烟蔓草、戍鼓声声，心中所念并非个人荣辱，而是边民安危与社稷稳固。即便表面平静，他仍主张加强防务，强调“守内之外，必先固其藩篱”。这种居安思危的远见，与其政治理想一脉相承，亦使《留题麟州》超越一般边塞诗的抒怀，成为承载士大夫责任精神的深沉表达。
地方文化对《渔家傲》创作地的竞争
范仲淹毕生创作无数，留有《范文正公文集》，今人聚为《范仲淹全集》。范仲淹的诗文，可与其毕生行迹相验，互为印证。因此，从宋人楼钥《范仲淹年谱》、范之柔《范仲淹年谱补遗》开始，已将部分诗文系年交代明白，但仍有许多诗文未有系年，堪称绝唱的《渔家傲·秋思》甚至未有收录（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补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734-735页）。宋元时期，这阕千古名词虽未收入《范文正公集》，但世上已有流传信息。如宋人魏泰《东轩笔录》即记载：“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镇边之苦。”（魏泰撰、李裕民点校：《东轩笔录》卷十一，中华书局，1983年，126页）《草堂诗余》《花庵词选》亦有收录，题为《渔家傲·秋思》。明人叶盛《水东日记》记载：“初予有关北之行，叔简司丞手书《渔家傲》一阕见赠，云是范魏公经略西边时所作。其辞曰：‘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角声相对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叶盛撰、魏中平点校：《水东日记》，中华书局，1980年，108页）至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范时崇重刻元代天历元年（1328）家塾岁寒堂刻本《范文正公集》，新增《范文正公集补编》五卷，新增四阕词中即有《渔家傲》。另，《范仲淹全集》第1379页收录历代有关《渔家傲》的评论。
宋人魏泰在前述文字后又谓：“欧阳公（欧阳修）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出守平凉，文忠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战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东轩笔录》卷十一，中华书局，1983年，126页）今检《欧阳修全集》，确知欧阳修极其欣赏《渔家傲》，先作二十首，又做十二首，再做十二首，又做五首，尚不包括魏泰所引断章，简直可谓“玩疯了”（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2012-2017、2027-2030、2547-2550、2554-2556、2573页）。但若论脍炙人口，还要数范词。可是范词既然如此有名，为何到清代才收入文集呢？对此，清代词人贺裳有言：“按宋以小词为乐府，被之管弦，往往传于宫掖。范词如‘长夜落日孤城闭，羌管悠悠霜满地，将军白发征夫泪’，令‘绿水碧帘相掩映，无人知道外边寒’者听之，知边庭之苦如是，庶有所警触。此深得《采薇》出车、《杨柳》雨雪之意。若欧词，止于谀耳，何所感耶！”（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1380页）这就不仅说清了范词流传途径，也对范、欧高下作了评判。
范仲淹的人格魅力，在北宋时期已露端倪。当他还在庆州守边时，王尧臣即曾为他仗义直言，说“范仲淹、韩琦，皆天下选，其忠义智勇，名动列藩，不宜以小故置散地”（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庆历元年六月己亥”，中华书局，1995年，3144页）。范仲淹去世后，好友富弼、欧阳修为他作碑传，宋仁宗亲赐“褒贤之碑”；南宋人刘宰曾谓其为北宋第一人；金元名士元好问曾评价他说：“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元好问著、狄心宝校注：《元好问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400页）明清以来，范仲淹备受尊崇，从祀孔庙与帝王庙。“范园”之中即有道光皇帝亲书“以道自任”牌匾。在他任职的各个地方，有关他的遗迹、传闻也被精心保存，成为后世不可多得的一道文化景观。
鉴于范仲淹的伟岸人格，明清各地纂修方志时，多有将传世的《渔家傲·秋思》列入艺文卷，暗示其与本地之间的创作关系。如明正统《宁夏志》、雍正《陕西通志》与嘉庆《定边县志》、光绪《延绥镇志》分别以《渔家傲·秋思》《秋思·渔家傲》为题记录在案，而道光《神木县志》《榆林府志》则以《麟州秋词·调寄渔家傲》为题收录——可是，更早的康熙《神木县志》则只记录了《留题麟州》一诗，并无这首《渔家傲·秋思》。这种记录显示，《渔家傲·秋思》在明清时期已成为地方竞相争夺的文化资源。
近年来，文化资源已然成为文旅开发的热点，关于这首千古名篇创作地的争夺也愈加热闹，产生了作于延安、麟州、庆阳以及大陕北等多种历史认知。麟州说虽以范仲淹曾到访麟州、留题麟州为据，但不研究史源、迷信《神木县志》而忽视学术界文史研究成果；庆阳说以范仲淹父子三人四知庆州为据，将题目改为《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亦未能尊重已有成果。
学术界较早的研究，认为此词创作于延州。关于范仲淹的研究硕果累累，以传记而言，计有吴季桓《范仲淹》（1970），李涵、沈学明《范仲淹》（1983），程应鏐《范仲淹新传》（1986），李涵、刘经华《范仲淹新传》（1991），鄢家生《北宋重臣范仲淹》（1995），丛香、澄泉《范仲淹》（1997），方健《范仲淹评传》（2001），诸葛忆兵《范仲淹传》（2012）等等。像程应鏐《范仲淹新传》、方健《范仲淹评传》均附录年谱以及系年诗文。程应鏐《范仲淹新传》附录虽不曾显示《渔家傲·秋思》的系年，但正文引用在知延州时期（程应鏐：《范仲淹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84页）。方健《范仲淹评传》正文与附录均将其系于康定元年知延州时期（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22、494页）。
学术界近年来的研究，认为此词创作于庆阳。如范仲淹研究会公布的《范仲淹年谱》，就系年于庆历元年，即在庆州。《范仲淹边塞词的现场勘查与词意新释》一文考证虽然将创作时间定于庆历二年，但创作地仍在庆州（王兆鹏、肖鹏：《范仲淹边塞词的现场勘查与词意新释》，《文艺研究》2017年第2期）。最新的成果是《范仲淹作品编年系地谱》，“姑系之”于庆历二年（郭红欣：《范仲淹作品编年系地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4年，298页）。
《范仲淹边塞词的现场勘查与词意新释》一文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篇力作，后收入《重返宋词现场》第一篇，且有充分延展（下文讨论以《重返宋词现场》为主）。该著首先根据宋人魏泰《东轩笔录》的记载，指出这首《渔家傲》不是单阕的偶作，而是一套组词，原作至少有三首以上；又据王素庆历四年出守渭州时，欧阳修仿范仲淹亦作《渔家傲》送行的情节，得出“范仲淹创作《渔家傲》，一定在庆历四年之前”的看法（王兆鹏、肖鹏：《重返宋词现场》，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10页）；同时从题材内容分析，指出该词为思乡之作；分析人物身份，认为宋代普通知州是文官，不能称为将军，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虽是将军但仍是副职，“直到后来调任庆州，才能算作真正的坐镇将军”（《重返宋词现场》，第9页）。经过以上分析，认为《渔家傲》中的“孤城”，必然是延州、庆州和泾州三城之一。下一节“寻找孤城”，把“塞下秋来”“孤城”“落日”“将军白发”等意象，同相关的三场战役结合起来，对比勘查现场、地貌、地图、历法、物候，仔细考证，认为创作于庆历二年（1042），即在庆州任上。
《重返宋词现场》将《渔家傲》创作时间卡在康定元年至庆历二年之间，并指出这是一组词而非一首词，这两点认知是值得称道的。
范仲淹于康定元年“九月末”到任延州一说的两点缺陷
《重返宋词现场》还深入探究了一个细节，即范仲淹到任延州知州的时间。通过范仲淹《论夏贼未宜进讨》所载“臣昨于九月末至鄜延路”，该著判定“范仲淹是在秋天的最后一天才赶到延州的。刚到任的那天就流着眼泪写思乡词，好像不太可能。可见，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渔家傲》写于延州，是错误的”（《重返宋词现场》，24页）。
这个排他性的论断有一个前提，即范仲淹于康定元年“九月末”才到任延州。对此，笔者不能赞同。因为，这个认知存在两处明显缺陷。
第一，忽略前人已经指出的范仲淹一封书信即《上枢密尚书书》的细节。“枢密尚书”指晏殊，其时他以刑部尚书之阶知枢密院事。细论起来，晏殊比范仲淹还小两岁，但比范仲淹早中进士，又曾荐举范仲淹，因此范仲淹始终将他奉若恩师，走到哪里都要给晏殊写信致意。在《上枢密尚书书》中，范仲淹说到“秋凉”“今至延安，北入金明，视城垒之役，且欲深见边事”，述及“戎马之后，原野萧条”的景象，随后一口气说了有关延州防卫六件事。其中第四、第五两事值得注意，其一是讨论知延州人选，“如佥议未谐，即某不敢避。儒生之算，岂能决成，但一方之忧未有当者，此夙夜切切不得已也”（《范仲淹全集》，260页）。其二是近日延安气象，“秋霖弗止，禾穗未收，斯民之心，在忧如割”（《范仲淹全集》，261页）。
这份书信反映，身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范仲淹在尚未“兼知延州”之前早已抵达延州，并深入“孤城”金明寨巡察。换句话说，书信细节透露，范仲淹早在当年八月前已经抵达延州，并立即开展工作，并非九月最后一天才赶到延州。
范仲淹在致信晏殊的同时，还给当朝宰辅吕夷简也写了一封《上吕相公书》的信。相比范仲淹与晏殊推心置腹的关系，他与吕夷简则可谓“有仇”——吕夷简此时是第三次为相，第二次为相时指范仲淹等人为“朋党”，直接导致范仲淹被贬外放；但这次因为西北边患，二人关系稍微缓和，表现出相互合作的态势。对比来看，《上吕相公书》的内容与《上枢密尚书书》类似：“仲秋渐凉……初至长安……寻来鄜延路巡按，北视金明之役，止数日复还延安。极边之情，指掌可见。”（《范仲淹全集》，254-255页）只是对于知延州人选的问题，范仲淹未敢直请，只好说“唯相公裁之”。总之，这两首书信内容大同小异，均有力地反映范仲淹早在八月兼知延州前，已经抵达延州开展整顿边防的工作。因此，《重返宋词现场》说范仲淹在九月最后一天才赶到延州就任，是不得实情的论说。
第二，最新研究显示，所谓“九月末”应是“九月未”，且行文省略主语“贼”字。这个发现是《范仲淹作品编年系地谱》的贡献。该书研究显示，康熙岁寒堂刻本《范文正公全集·补编》原文是“九月未”，并据上下文指出此处承前省一“贼”字，原文当为“臣于九月，（贼）未至鄜延路”（《范仲淹作品编年系地谱》，245-246页）。这一说法虽贸然增一“贼”字，但从文献溯源角度讲，可备一说，并与前述两封书信一起有力地反对了范仲淹于九月末才到任延州的说法——该书研究显示，范仲淹早于该年七月底即已抵达延州。
《范仲淹作品编年系地谱》序言之二为《重返宋词现场》第二作者肖鹏，从其表述反映，他们也认为这个看法有一定说服力，但并未放弃原来的观点，而是认为范仲淹在七月抵达延州后于各地巡察，行踪不定；后兼知延州后，才于九月底前往延州，正式长驻（《范仲淹作品编年系地谱》，第Ⅳ页）。该书在范仲淹《渔家傲》创作地“系地”时，虽认识到创作时间是在康定元年、庆历元年、庆历二年的某一年秋天，但最终还是支持了《重返宋词现场》的判定，系于庆历二年秋，即庆州任上。
《渔家傲》中的忧患意识
《重返宋词现场》研究极其仔细，作者在“寻找孤城”时，首先设定四条推理路线：第一，“范仲淹当时的身份是将军”；第二，“这座城池是宋夏边界的前沿重镇”；第三，“范仲淹当时已经较长时间驻守边寨，与手下将士有着同样的思乡情怀，所以才能痛切地感同身受，为戍卒一洒思乡热泪”；第四，“必须是那一年的秋天，同时他身为将军，作证孤城，戍守日久”（《重返宋词现场》，21-22页）。在满足这四个条件的前提下，该文直接将孤城判定在庆州，然后才开始利用各种精细方法去印证。
该文四条推理路线原本没有错，但作者既已笃定《渔家傲》的主题为思乡之情，又认定范仲淹在九月末才到任延州，那么他刚到任延州一天就思乡是不对的，必然是久驻边地后才能思乡，才能对戍卒艰苦感同身受，当然也不能开首就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这个判定，既忽略范仲淹早在七月时分已经抵达延州的事实，更忽略范仲淹在《渔家傲》一词中展现的“忧患意识”。
范仲淹在调任陕西路前，已经五十二岁。在此之前，他的仕途历经三起三落，第三次被贬外放时已经四十八岁，先后知饶州、润州、越州。在此数年中，范仲淹流连于江南的山水之间，所作诗文多以抒情为主。西夏建立后，与他同时被贬的友人一个个先后回朝，但朝廷丝毫没有召回范仲淹的意思。所以直到五十一岁知越州时，他写的诗还是“春山无限好，犹道不如归”。最终，是韩琦冒着被再次指为朋党的风险，请求朝廷起用范仲淹入陕防边。康定元年的三月到五月，范仲淹的身份一而再、再而三地变更，先是知永兴军、继改陕西都转运使，又改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尽管官阶始终是文官，但范仲淹的职务一再变化，到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时已是统帅之任，虽无将军之名，却有其实。以文官作统帅，这是宋代的特色。
如在五月《举欧阳修充经略掌书记状》中说，“臣叨膺圣寄，充前件职任，即日沿边巡按。其有将帅之能否，军旅之勇怯，人民之忧乐，财利之通塞，戎狄之情伪，皆须广接人以访问，复尽心以思度，其于翰墨，无暇可为。”（《范仲淹全集》，432页）七月出巡鄜延，《举张方平充经略掌书记状》，云“臣今分经略安抚都部署司职任在延州，又发遣延州兵民公事。”（《范仲淹全集》，433页）八月，听周美复金明，北行巡视金明；《乞别选人知延州奏》，自荐“所贵依得约束，训练兵马”（《范仲淹全集》，222-223页）。《延州谢上表》，“臣职贰统戎，志存殄寇，所宜尽瘁，敢昧请行。自荐老臣，固惭于汉将；誓平此贼，讵拟于唐贤？……臣夙夜敢宁，奔驰罔暇，刻时莅事，翌日兴师……所期克胜，少慰焦勞……仰赖圣威，即纾边患。”（《范仲淹全集》，392页）同时，苏舜钦的辞谢，富弼、欧阳修为他作的碑传，都可反映宋人也认为他已经是统帅一方的将军了。
同时，范仲淹自己也意识到自己作为统帅的重担，如前述“职贰统戎，志存殄寇”“誓平此贼”“所期克胜”等语，而这些言论的目的就是要“纾边患”。
确实，韩琦冒死举荐范仲淹，就是看中了范仲淹务实的能力，就是要他承担戍守边防的重任。对此，范仲淹非常清楚，他给吕夷简的信中就说，“某奉命此行，至重至忧”；给晏殊的书信说，“而朝廷过听，越此寄任，拳拳负荷，不能无忧”“一方之忧未有当者，此夙夜切切不得已也”“斯民之心，在忧如割”。因此，从范仲淹受命之时起，他就明白自己的重担，胸中始终充塞着忧患之意。
《重返宋词现场》设定的第三条，说范仲淹必然是久驻长守，才能对士卒戍边之苦感同身受。细读《上枢密尚书书》，范仲淹在七月抵达延州后，即“北入金明，视城垒之役，且欲深见边事。”这次视察，对他全面掌握延州防卫局势至关重要。前文述及范仲淹向晏殊一口气诉述了六件事，剩余四件：一是原本为延州藩篱的李士彬部族尽皆被掠，“尽没蕃境，人不敢诣”；二是延河交通随川取路，跋涉艰难；三是将帅无谋，“不务训练，坐困粮道，唯请益兵。兵聚城中，无舍可泊，人马暴露，时苦寒凛”；四是近日在延安练兵之事（《范仲淹全集》，260页）。读此书信，孰谓范仲淹对戍边将士之苦要常驻久守才能感同身受！——正是基于这份书信的真情流露，方健《范仲淹评传》才说：“范仲淹写给晏殊的信，是这首词（《渔家傲·秋思》）最好的注脚。”（《范仲淹评传》，122页）
该词上阕写实，展现的是边境秋来的景色，但原本是秋高气爽、五谷成熟的景象，却因宋夏战争蹂躏而表现出万物肃杀、紧张危险的氛围。下阕写情，思乡之情是有的，但如果仅理解为思乡之情，那这首词作的意境未免与唐代边塞诗无异了。使得这首词作思想得以升华的，是其中浓浓的忧患意识。如“燕然未勒归无计”，既可以说作者要建功立业，更应理解为作者深感边防责任重大、暂无良策应对——范仲淹在延州时，刚开始也是主动出击，到次年正月就持重不前，而直到庆州任上，才有了攻守二策，明确了应对措施。“羌管悠悠霜满地”的“霜”，可能为霜，亦可代指月色——夜已深，将军、士兵一因思乡，二因边防重任而夜不能寐。至庆历三年春，范仲淹修筑大顺城后，他写诗说“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虽则依然未能还家，但显示的是一身轻松的状态，而非《渔家傲》中的忧心忡忡——这一点，与《上枢密尚书书》《上吕相公书》主题是一致的。
总之，结合这两封书信，再读《渔家傲·秋思》，鄜延路当时紧张危险的局面历历在目，而范仲淹虽然已经着手解决练兵、筑城、进攻等事宜，但始终没有周全的破敌之策。这种忧患煎熬，才是《渔家傲·秋思》最佳的创作背景。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得这闋词足以睥睨唐代边塞诗。近日，著名宋史学者、陕西师范大学李裕民教授也发文持此说（李裕民：《范仲淹〈渔家傲〉创作时间地点考》，《杨家将文化》2025年第3期）。因此，将《渔家傲·秋思》创作地系于延州任上是最妥当的。
内蒙古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中心副教授 高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