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俞晓群

在我的书房中，存有各种“图书目录”的专书或相关的书，仅就数量而言，大约有数百种不止。阅读频次，也大大超过我对于其他门类图书的抽取。究其原因，对我而言，无外乎三点：一是就书房或图书馆而言，现实空间的存书数量是有限的，谁都无法实现无限存储，怎么办？解决方案之一即是收存书目，比如《四库全书》规模极大，鲜见私藏，但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收存书目是一种虚拟藏书，更是一种智慧的存在。阅读书目是学术正途，也是必由之路。二是有背景、有传统的出版社，只要时代允许、管理到位，都会编撰本公司总书目、大事记、回忆录等。有选择地收存它们，记录一个时代的书业信息，非常重要且有趣。三是读书目、存书目、研究书目，是一个出版人的职业训练，也应该成为读书人的生活习惯。比如出版人参加书博会，标志性的动作是入场后先收集书目，晚上开始一本本研究，标注笔记，第二天按照研究结果去选书谈版权。其实读书人参加书展也同此理，他们也会按照类似的流程选书找书买书。

我本人以出版为终生职业，几十年与书为伴，逐渐形成了上面的认知。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特殊偏好，那就是为我任职的出版公司编书目，有总书目、存留书目、可供书目、分类书目等等，以此来完善企业的资料库，供研究选题时使用。即使在我离职的时候，公司为我编撰一部纪念集，题目正是《人文书目》，收入我任职时出版的好书书目。

言归正传，下面略记几种我喜爱的书目。

亚东图书馆书目。我是在汪原放的回忆录《回忆亚东图书馆》中，读到亚东图书馆书目。此书由学林出版社1983年出版，2006年再版时改名为《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亚东图书馆成立于1903年，是由安徽绩溪人汪孟邹创办的出版社，身后支持的名人有陈独秀、胡适。1953年亚东图书馆停业。50年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很多好书，比如首次标点中国古代名著，最早出版《胡适文存》《陈独秀文存》等。《回忆亚东图书馆》书前有王子野序言，早年王先生的父亲程健行曾在亚东图书馆工作，参加过校点《缀白裘》。后来王子野在亚东图书馆学徒，从此爱上了出版事业。1950年后他担任人民出版社重要领导，成为一代出版大家。1993年钟叔河去北京见到王子野，王先生说：“现在印古典小说很多，但都是辗转重印，走二三十年代上海滩上一折八扣的路子；那时候，只有亚东图书馆印小说是严肃认真的。”此后钟先生组织出版“亚东本古典小说”16种。前些年我去长沙拜见钟先生，他还对我说，不能忘记亚东图书馆等出版前辈的工作，许多事情我们可以继续做下去。此后才有了草鹭策划出版的“亚东版中国古典名著系列”陆续面世。时光流转，亚东图书馆久已不在了，但他们的精神还在，他们的书目还在，他们依然在为我们串联起一代代文化传承的故事。

文化生活出版社书目。我最初是在李济生回忆录《栉风沐雨，积累文化——记文化生活出版社》中，读到文化生活出版社书目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是1935年由巴金等人创办的。2010年前后，我在一家报纸上写专栏文章，讲述一些出版前辈的故事。当写到巴金时我感到资料不足，便向祝勇求助。祝勇帮我找到上海周立民，那时立民在上海巴金故居工作，他立即寄送我一本小册子《栉风沐雨，积累文化——记文化生活出版社》，作者李济生是巴金的弟弟。这本小册子似乎一直没有正式出版，但其内容让我非常喜欢，保存至今。我在这部小书中，首次读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书目，从中学到许多东西。后来我写文章《巴金：一个文化理想主义的出版典范》，谈到巴金从事出版工作的四个吻合：个人理想与职业特征的吻合、作家学识与编辑工作的吻合、认真精神与出版实践的吻合、服务意识与尊重作者读者的吻合，还谈到巴金创办“同仁出版”的模式与意义。我还多次建议，能够按照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书目，整理、影印出版巴金组织出版过的这些好书，让后来者能够从实物中体悟到巴金“出版好书还能够赚钱”的道理。

开明书店书目。开明书店创办于1926年，创办人章锡琛，得到胡愈之、郑振铎等人支持，陆续拥有夏丏尊、叶圣陶、顾均正、唐锡光、赵景深、丰子恺、王伯祥、徐调孚、傅彬然、宋云彬、金仲华、贾祖璋、周予同、郭绍虞、王统照、陈乃乾、周振甫等学者、作家担任编辑工作。1953年开明书店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我非常崇拜与开明书店相关的一些优秀人物，如胡愈之、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周振甫等，曾撰写专文介绍过他们的出版故事。我存有开明书店的一些原版书，如《文心》《倪焕之》《十年》《音乐入门》等，即使品相很差还是舍不得丢掉。我还整理出版过一些与开明书店相关的著作，如林语堂《开明英语读本》三册，丰子恺的大批作品，最终汇成《丰子恺全集》五十卷等等。总之开明书店是一个文化宝藏，它留下的书目只有很薄一册，但能量巨大，每读一遍都会有所收获、有所启发。2025年我在旧书网上，买到一册《开明书店书目1926—1952》，品相甚好，不知出处，可以收存。

郑振铎书目。即《西谛书目》，两册精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出版。书前有郑振铎公子郑尔康写的“新版序”，他谈到1958年郑振铎因飞机失事不幸去世，留下许多藏书，不少旧书店愿以天价全数收购。但郑振铎生前说过：“我的这些书将来都是国家的”，因此家人以此作为他的遗愿，将这些书全部入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文化部按照承诺建立“西谛藏书室”，并于1962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西谛书目》，当时只印几百部。直到40多年后《西谛书目》才重印，但此时“西谛藏书室”早已不复存在。如今又有20几年过去，私家能够存留一部《西谛书目》，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

近代汉译西学书目。《近代汉译西学书目提要——明末至1919》张晓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夏晓虹作序《“西学东渐”的如实记录》，她记到1896年梁启超编《西学书目表》三卷，1897年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十五卷，1899年徐维则编《东西学书录》二卷，三年后顾燮光编《增版东西学书录》四卷等等。夏晓虹还谈到本书编著者张晓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是赵祖谟教授的夫人，此前任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我收存的这部《书目提要》毛边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位出版同人寄送给我的。如今书中还附着一封信写道：“俞老师，冒昧给您寄书，想必也不失为一桩小小的雅事。因为经常在报章上读到您的雅作……前些日子又有一篇关于毛边书的文章，颇为有趣，特奉上一册供您批评，文中诸君若喜欢，请让他们直接联系我。”

四家出版社书目。这四家出版社是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它们是中国出版的重镇，因此对于它们的书目我格外重视，但收存不全，略述如下：一是《三联书店图书总目录增订版1932—2007》，2008年正式出版。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书目，内容丰富，差错率低，编排科学规范，具有研究性。三联书店的历史沿革本来就很复杂，分分合合、生生灭灭，能通过一本书目捋出头绪，实在让我敬佩。还有一本《三联书店大事记上册1932—1951》也编得极好，不过它只是“一只断尾的蜻蜓”，写到1951年就没有了，甚是可惜。二是《人民出版社总书目1949—2021》非正式出版，我在旧书网上购得。洋洋五大卷，大开本，让人震撼。尤其是每年都有出版物的记载，形式上看，人民出版社的出版工作没有发生过断裂，其维系之产品更让人难忘。三是《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1987年正式出版，我有收存。书前“编辑说明”称，1982年曾编《中华书局图书目录1949—1981》，此书目我未收存。四是《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949—1980》，非正式出版物，两册封面一蓝一红，书前扉页上钤有“商务印书馆建馆八十五周年纪念”印章。

商务印书馆是百年老店，我格外喜欢这个品牌，相信它的出版品质，存有的史料最多，有商务印书馆百年《大事记》，还有多部《纪念文集》。对于其中的优秀人物如张元济、王云五等人，我写过多篇研究文章，还撰有《中国出版家王云五》《现代中国出版前夜——鲍家的故事》等著作。我还存有商务印书馆的几本小书目，非正式出版物，如《丛书集成初编目录》，目录后附有“新闻纸本样张”。再如《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目录》《万有文库第二集目录》，装帧与《万有文库》相同，书目后也附有几本新书的样张。这些书目是我在上海一家古旧书店中买到的，书内还插着一张此前收藏者的卡片，上面注明批判《增广贤文》用，还记有两段批判内容，一是“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再一是“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家中无才子，官从何处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