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州贡院内景

　　舒小骅

　　前不久去河北定州旅游，市区里有两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离很近——定州贡院和定州文庙。若将二者比较一下，耐人寻味。

　　作为全国唯一一座保存有文、武两个考场的贡院，定州贡院选拔的是秀才与贡生。一进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清代衙役对考生搜身检查的塑像，这不禁令人生疑：莫非他们怀揣利刃，要图谋不轨？待步入魁阁下的考试大堂，方才知晓答案：通道一侧的玻璃柜里，展示了几件“夹带”（古代作弊工具）——密密麻麻抄录在绢帛或纸张上的经书段落。这些夹带有的藏在马甲中，有的塞于鞋袜间，更有甚者还夹到窝头里……难怪赴文考场的考生要被逐一搜身检查，这是官方为保证考试公平而采取的无奈之举。清代法律对考试作弊的处罚相当严厉，如果考生被发现夹带，立即取消考试资格，先套上枷锁示众一个月，再问罪处罚；不仅身心受损，而且名誉扫地。尽管如此，作弊的考生仍绵绵不绝，为何？功名利禄的诱惑，使得一些学业不精的人甘愿以身试险。

　　进武考场的考生没有搜身检查的环节，原因一目了然：这里凭的是实打实的武艺，不可能投机取巧，蒙混过关。所考科目，无论是拉一百多斤的硬弓、舞近百斤的大刀，还是提二百多斤的石礩子……没有真功夫，哪样都玩儿不转。一些游客在现场体验射箭，上靶者寥寥；至于那立在考场一隅的方墩般的石礩子，我铆足劲儿提了提，纹丝不动。按照清代的规定，必须将其提拉过膝，才算及格。

　　定州文庙是祭祀孔子的场所，主体建筑大成殿中供奉着孔子及其四配和十二哲人的泥塑，文质彬彬，恭谦有礼。文庙沉静肃穆，感受不到一丝勇武刚劲的气息，这与立庙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风尚息息相关。定州文庙创建于北宋年间，沿袭了唐太宗“罢周公，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的做法，突出儒家的文化味道，后来几次重修也是“依样画葫芦”。北宋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盖因宋太祖赵匡胤靠“陈桥兵变”坐上龙椅，宋史学家邓广铭先生如是说道：“（赵匡胤）深恐若使军权高于一切而无所制裁，则‘黄袍加身’的戏剧性事件可能还要继续重演。因此他特别提高文职官员的地位，在王朝内外和举国上下都造成一种重文轻武的气势，把一些根本没有造反能力的士大夫压在将帅类武职官员之上。”与此同时，宋代的统治者提倡尊孔读经，广开科举，形成了“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局面。在读书人吃香、习武者遭贬的社会风尚中修建的文庙，自然要体现“郁郁乎文哉”的风格。

　　定州贡院乃清乾隆年间所建，满人以武力得天下，立国后直至康乾盛世，对“骑射”的重视程度一直未变。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十全武功”维护了国家统一，“武备”在他心中的分量始终很重。每当有人建议“偃武修文”，即停止武事、振兴文教，他便郑重批驳：“守中国者，不可徒言偃武修文以自示弱也。彼偃武修文之不已，必致弃其故有而不能守，是亦不可不知耳。”正是在这种既要兴文又要扬武，才能确保国家强大的社会风尚的引领下，清代的贡院多是“文武兼备”。

　　由此可见，文庙（孔庙）的修建只反映了孔子文绉绉的一面，忽略了他孔武有力的一面。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孔子和后人心目中的孔子之所以相去甚远，恐怕与《论语·微子》中荷蓧丈人说的一句话有关：子路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时落伍了，他在路边遇见一位锄草的老者，上前询问孔子的去向，老者答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荷蓧丈人真的认识孔子吗？只怕连面都没见过，所谓“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出于主观臆断，不足为凭。可这句话流传了两千多年，导致人们对孔子产生误解，以为他就是一个文弱书生。

　　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身高“九尺有六寸”，换算一下，要超过1.9米了。俗话说“身大力不亏”，《吕氏春秋》中就提到“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关”指的是城门的木闩，其重量在四百斤以上。孔子臂力过人，应得益于其父、鲁国大夫叔梁纥（曾以力托千斤闸而勇冠诸侯）的遗传基因。而孔子授课的主要科目“六艺”中，就包括“射”（射箭）和“御”（驾车），这“二艺”格外讲求体力与技能。试想，如果孔子只会空谈，一示范就射箭脱靶、驾车失控，还会有那么多杰出弟子死心塌地地追随吗？所以说孔子“四体不勤”，完全站不住脚。另据《论语·八佾》的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为了掌握“礼”的内容，孔子进入周公庙，每件事都详细询问一番。供奉祭品就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祭品的食物主要有牺牲（六畜）和粢盛（盛在祭器内的五谷），对“每事问”的孔子来说，盛在祭器内的谷物究竟是黍、是菽、是麦、是稷，还是能区分清楚的，所以说孔子“五谷不分”，也站不住脚。《论语》中有一段话：弟子樊迟问孔子如何种庄稼，孔子说自己在这方面不如老农。孔子的回答实事求是，毕竟“术业有专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辨五谷。

　　其实，孔子能文能武，文武双全。《左传》记载，公元前500年，齐、鲁两国在夹谷会盟，齐国企图利用会盟的时机劫持鲁定公，以要挟鲁国。鲁定公临行前，担任鲁国大司寇兼摄国相的孔子提出“文事必有武备”，部署军队随行护卫。由于武备充分，加之孔子充分发挥以“礼”服人的外交智慧，彻底粉碎了齐国的阴谋。公元前498年，孔子为加强君权，防止家臣占据私邑叛乱，建议鲁定公拆毁“三桓”的私邑，史称“堕三都”。在“堕三都”的过程中，费邑宰起兵造反，率军攻入鲁国国都，还是孔子派申句须和乐颀带兵击败叛军，才救了鲁定公。

　　历朝历代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只偏重孔子在创立儒家学说上的贡献，对他“能武”的一面隐而不提，这确实有些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