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1875-1947），这个名字，在新加坡与香港引发迥异评价。在香港，他建立了第一所官办中文学校——官立汉文学校（1951年更名为金文泰中学），但在新加坡他将免费公立教育限定于马来语学校，对华校政策严厉。金文泰在新加坡、香港展现出两副对待华教截然不同的面孔，此落差非善恶评判，而是殖民权力因地制宜的结果，与他精通华文、粤语的“中国通”特性并无关系。从金文泰看似天差地远的两套政策里，才能窥见英国殖民统治的深层逻辑。
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
时至今日，两地以金文泰命名的地标与建筑不在少数，新加坡有金文泰新镇、武吉知马亦有金文泰自然步道；香港则有“金督驰马径”及以他太太命名的“金夫人驰马径”等等。港人历史学家曾锐生就对金文泰评价甚高，他在《管治香港》写道：“在这期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除了总督金文泰外，资深官学生鲜有表现出知识分子的才智和无畏精神而敢于挑战同僚自以为是的思想。”在香港，他的形象是“亲善华人、雅好中文而被人所津津乐道”，但在马来亚及海峡殖民地时，他则限制华人移入，并打压华校，金文泰在香港与新马两地的任期相连，何以换了地方，面孔变幻如此迅速？
金文泰怎样被培养
人的事功像陈世骧先生评金庸小说异军突起的小说一样：“既表天才，亦关世运”。金文泰在香港雅有官声，首先与他个人修养与作风密不可分，他本人热爱学问，热衷于中国文化，而且敢于坚持己见，有胆识推动认为正确的事。这点从几件小事可见一斑。
如殖民地官员每年都有回乡探亲的长假期，但金文泰却相信男儿志在四方，要建一番功业，多次放弃回英的假期，改为深入中国内陆考察，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陈学然在《中英关系与殖民管治：金文泰在香港（1925-1930）》就写到他几次壮游经历：“1901年，他由越南进入云南展开华西水陆两路的考察之旅。1904年，他以上海为起点，遍游华中、华北，考察各省市的铁路建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因此，早在仕途早期，金文泰就颇受注目，卜力爵士曾形容他是殖民地部“东方司最有才干的人，作为一位思想家和学者，他日必有所成”，卢吉爵士也认为金文泰才华洋溢，富有同情心，一度打算在香港大学成立时提名他出任创校校长。
澳门理工大学教授黄兆辉在《积极不干预：港英政府的中国通》里就写道：“1899年入职的金文泰则是公认的汉学家，为青山禅院以墨宝写下‘香海名山’四字，书法不比一般华人逊色。”印度有名诗人泰戈尔更形容金文泰是“我在东方遇见过最有涵养的欧洲人”。金文泰作为殖民地官员，热衷并熟悉中国文化，颇受各方肯定。
金文泰墨宝“香海名山”牌楼
中国通金文泰
金文泰作为英国殖民地官员里中国通的代表人物，背后有一套培养制度——“官学生”计划教育，培养了一批中国通官员。“官学生”制度在1862年于香港建立，原本官学生尚需担当两年传译官，才参与行政管理，但实际上由于人才有限，他们经过两年的中文以及其他学术课程训练，便转入官场实战。除金文泰曾分任香港及海峡殖民地总督，还有骆克担任过香港、威海卫总督；葛量洪担任过香港及斐济总督等等。
金文泰对中国文化熟悉，甚至能用广东话演讲，旅居香港一段时间的大文豪鲁迅一开始还以为金文泰是前清遗老，得知金文泰是英国人后大惊失色，在《略谈香港》上写道：“在报上见过一篇‘金制军’（按：制军是明清时期对总督的别称）的关于国粹的演说，用的是广东话，看起来颇费力；又以为这‘金制军’是前清遗老，遗老的议论是千篇一律的，便不去理会他了。现在看了辰江先生的通信，才知道这‘金制军’原来就是‘港督’金文泰，大英国人也。”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曾锐生（Steve Tsang）就评论港英政府里的中国通：“他（骆克）将管治殖民地的专业与研究中国的热忱融为一体，以独特的方式体验官学生的工作与生活。1941年前加入的官学生也有少数跟他一样，当中以金文泰和彭德最为人乐道。”
中国通是一种个人修养的才情，也是一种管治的手段，象征殖民管治系统中“怀柔”的一面，但金文泰同样有着“猛”的一面，两者结合，也就是清朝乾隆皇帝所说的“宽猛相济”，用现代话语来说则是“一手硬，一手软”。
金文泰在港实施的“宽”政策、对华人友好的政策有其时代背景。金文泰走马上任港督在1925年，前任港督司徒拔及辅政司施勋处理省港大罢工失当，过去强硬令香港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因此换上金文泰。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主张暴力强硬应对的司徒拔并未奏效，在1925年6月23日的沙基惨案里，英国向广州游行群众开枪射击，造成61人死、百余人伤，结果激起国民党更进一步的封锁，令香港处于断粮险境，最终急召金文泰代替司徒拔出任港督，改而采取和谈策略，才渐渐平息大罢工。此大背景为日后金文泰“友华”政策之张本。
包括1926年开办大埔官立汉文师范学校、同年成立官立汉文学校（1951年更名为金文泰中学），以示对中华文化的友好。同年，金文泰又委任新界乡绅出任咨议和乡长，让他们组成乡议局，负责签发乡民籍贯证、审裁民事案件，并担任政府理民官的地方行政顾问等等，在新界实行间接管治。
黄兆辉认为“中国通现代绅士官员例如港督金文泰（Cecil Clementi）、华民政务司夏理德（Edwin Hallifax）、理民官傅瑞宪（John Fraser）等人，则用心了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深信只要处理得宜，不要排挤华人，耐心取得他们对自己的信任，工潮便会慢慢解决，暴动也会逐渐放缓”。“同情之理解”作为一种策略或个人修养，有助于管治，然而作为殖民地，纯粹的“宽”也不见得有限，还得宽猛相济。
中国通的极限
陈学然就注意到金文泰“宽”与“猛”的两副面孔，宽的一面上述已有所及，不必赘述。在“猛”的一面，陈学然就提道：“他在工潮期间与国民政府及罢工委员会的谈判手段，工潮后无情打压工会及管控舆论方面的雷厉风行，都显示他是英帝国殖民地管治系统中‘佼佼者’的特性。”。在省港大罢工结束后，他也并未取消司徒拔任内设立的《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反而继续实施相关新闻审查措施，在其任内的1928年5月更有《晨报》案。
1928年中日两国在山东济南发生冲突，日军大举屠杀六千多名中国人，即“济南五三惨案”，香港华文报纸《晨报》报道了上述事件并发表了多篇爱国社论。于是，该报的编辑和出版人被指违反《报纸规例》第一条规例而被捕，原因是报道中某些语句和段落并未得到新闻检査处预先批准。即便是与金文泰友好的罗文锦为《晨报》辩护，也无济于事。最终《晨报》所有印刷公司的合伙人被罚款250元，报纸出版人被罚款500港元，他们都被判处一个月监禁。
金文泰任内在香港大学增设中文学院，也并非纯粹为了支持中华文化，他委任前清太史赖际熙担任中文学院主任，主要目的就是对抗当时中国内地的“新文化运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也就是成了保守派的大本营。
从《晨报》案及港大中文学院之设可见，金文泰等中国通“友华”的是“文化中国”，但他与大英帝国殖民部对中国革命没有任何同情可言，在英国地缘政治利益下，蓬勃的中国革命反而是他们防范、打压的对象，这一点影响了金文泰在马来亚、海峡殖民地采取截然不同的华人、华教政策。
从香港到新加坡
作为雅好中文的中国通，金文泰自香港调任新加坡，同时担任海峡殖民地总督兼英国驻马来亚高级专员，管理范围等于今天的西马与新加坡，自言是以“巨大痛苦”（Great Wernch）告别香港，到了新加坡，我们就似乎难见“亲善华人、雅好中文”的风度翩翩，更多见其于省港大罢工期间“雷厉风行……大英帝国殖民地管治系统中‘佼佼者’的特性”。
金文泰到新加坡赴任时是1930年，世界刚刚经历了经济大萧条，而且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共产主义“世界革命”开始席卷世界，使得金文泰在马来亚和海峡殖民地的管治手腕全然不同。
他就职总督当天，就深为当地华侨浓厚革命热情所震撼，刚巧碰上国民党马来亚党支部党务会议在新加坡举行，四十多名来自马来半岛各地代表赴会和受委领导，会场四周悬挂国民党旗帜，使得金文泰决心禁止国民党在马来亚的活动。他下令国民党在马党部于2月24日后一个月内自行解散党部。金文泰此举依旧大出英国政府所望，但香港的“友华”不同，金文泰此举变成中英关系的矛盾焦点，中国外交部旋即电告驻英公使施肇基和驻新加坡领事唐榴，分别于两地提出严正抗议。
依斯干达沙苏丹与海峡殖民地总督金文泰爵士于1930年3月17日访问江沙（Kuala Kangsar）时合影
金文泰在马来亚与海峡殖民地的管治重点，除了恢复受大萧条影响之经济，更要提防中国革命在当地的散播，演变成反英殖民统治的。因此，金文泰一改在香港对华校大力支持，既延续在港对华文报章的审查，也对华校予以打压。
周兆呈博士就在《语言、政治与国家化：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关系》里提到：“马来亚华校与中国革命……关系日趋密切…都在逐渐改殖民地对待华校的政策，这又并非仅仅是对民族教育的压制和歧视所能简单加以解释的了。”在香港，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之设有对抗中国革命的功能，但在马来亚与海峡殖民地情形则全然不同了。周兆呈也提到：“当时的总督金文宣布，政府提供的惟一免费教育只能是马来语学校。”一方面支持马来语学校，将其变成政府免费教育的一环，就显然有拉拢马来人，提高其地位，以牵制华人及华校的意图。
与此同步，金文泰还采取缩紧移民政策和限制外侨，使数量庞大的华人跨境移动与社会空间受严格限制，被当地华人视为种族歧视之举。立法议员陈祯禄就大力批评金文泰的政策，认为这是排华政策。
金文泰在港政声甚好，但在马来亚则被华人所鄙夷，以致金文泰在马来亚四年后就黯然论辞，由布政司郝德杰爵士代理，未能善始善终。马来亚与新加坡也成了金文泰仕途的终点站，余生他都在英国进行研究与写作，著有《思考分析要素》、《英属圭亚那宪制史》等书。
两副面孔的统一
从金文泰对华教的两副面孔，可看出他对华人的两副面孔，将两副面孔拼凑完整，才可懂得英国殖民管治的艺术。金文泰本人是在香港培养的“官学生”中国通的典型杰出例子，熟谙中国文化，能与华人士绅打交道，本人亦有极强的政治魄力。不必怀疑金文泰对中国文化的热情，他的汉学功底、书法水平可能还在不少华人之上，确实也陶冶了其性情，使他成为黄兆辉所说的“洋儒”。
然而，修养性情的“内圣”与实际治术的“外王”可以断裂，金文泰在香港管治时就有两副面孔，宽猛相济，只是经宣传过滤，今日在港留存更多的是“宽”的一面，猛的一面往往为大众所忽略。但到了马来亚与海峡殖民地，世界形势丕变，金文泰留下的就只有“猛”的一面，正面部分仅有经济建设，软实力就付之阙如了。两副迥异面孔统一的是金文泰作为殖民地官员的身份，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持殖民地管治，哪怕与殖民地部和外交部冲突，也是手段之争。
此一“矛盾的中国通”现象，在近代世界史并不孤立，前年去世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基辛格就是一个显例，中年推动中美建交的“外交革命”，晚年则倡导“联俄制中”的外交战略转向，背后不变的是他对“均势理论”（Balance of Power）的信奉，与金文泰一心维护英殖民利益，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来源：黄宇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