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形成与拓路》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重大项目，2011年立项，历时13年完成。该书系反思了过去百年文学与文化的经验与问题，并自觉将当代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机联系起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认为：“站在今天回顾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和传统，在打通古今中西的当代视野中，探讨现代的形成和拓路，对于构建现代中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值此书出版，近日“百年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价值建构暨《现代的形成与拓路》典藏版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举办，三十余位学者围绕百年中国文学如何参与当代文化价值建构展开座谈。

重构百年文学史

《现代的形成与拓路》在编排上摆脱了传统文学史线性叙事的束缚，从传统、世界性、大众化、伦理、民间和新媒体六个面向对百年中国文学进行梳理与重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认为，这一叙事框架“打破了学科壁垒，融合文学、历史、哲学、文化研究、媒介舆论等多学科视角”，使得文学研究不再局限于文本内部，而是置于中国现代化整体进程之中加以考察。

关于书中“传统”这一面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沛谈到，现代性在中国始终是与传统对话、调试乃至抗争的过程，本书揭示了文学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桥梁角色。“世界性”面向则突破了过去“影响—接受”的单向模式，将中国文学置于全球格局中，审视其在与世界对话中如何确立自身主体性。

“大众化”、“伦理”与“民间”三个面向，共同勾勒出文学与人民、与社会精神建构的深刻关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张清华提到，书中对“大众化”进程的分析充满历史辩证法的智慧——从“五四”文学中的人文性追求，到革命年代的政治动员，再到市场经济下的分众化趋势，直至网络时代全新的文学生产与接受方式，这一脉络的梳理清晰准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陈福民则从“人民性”问题出发，指出本书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商业文明转型的过程中，文学究竟承担了何种社会功能与文化角色？

“新媒体”面向是全书最具前瞻性的部分。尽管课题启动于十多年前，AI浪潮尚未席卷全球，但著作已然敏锐地触及了视听文明时代文学形态的深刻变革。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对此评价道：“陈晓明老师认为视听文明时代将带来文学艺术的一场革命，如今AI的迅速崛起势必将这场革命引向深入。”书中提出，文学在未来可能以经典化、普泛化和幽灵化三种形式存在，这一判断为理解新媒体时代的文学命运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框架。

现场

从文学史到文化阐释

《现代的形成与拓路》在学术范式上的显著特征是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历史总体性考量。张清华在发言中感慨，阅读时“有一种重回八十年代的感觉”，那种纵横捭阖、上下求索的学术激情与思想张力扑面而来。然而与八十年代不同的是，本书建立在更为扎实的史料基础和更为理性的分析框架之上。

这种范式创新首先体现在对百年中国文学这一时间框架的处理上。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副总裁潘凯雄谈到，书中统合了“现代”、“百年”、“当代”三个容易产生分歧的时间概念，这种通观不是简单的年代叠加，而是在历史长河中探寻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延续性。

对现代性复杂面相的辨析，是《现代的形成与拓路》的理论基石。书中给出的答案不是封闭的结论，而是开放的探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沛引用哈贝马斯“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与利奥塔“只有是后现代的才能成为现代的”等论断，强调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不断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进程。在中国语境中，这种现代性探索表现为对传统既批判又依恋，对西方既学习又抵抗，在矛盾与挣扎中摸索自身的道路。

光明日报文艺部编辑饶翔谈道，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文学如何在不同文明形态的转型中调适自身？当书写文明遭遇视听文明的挑战，文学的价值是否会被消解？本书给出的答案是辩证的：一方面，文学的传统形态确实面临冲击；另一方面，文学的精神内核将以新的形式渗透到新媒体艺术之中，继续参与人类感性世界的塑造。

澎湃新闻记者 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