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年末，“1644史观”“悼明”等论调，在中国互联网掀起一场“狂欢”，泛起的层层涟漪甚至受海外关注。

这场“话语新解”，以1644年为截然的历史界限，将明清鼎革视作华夏文明的“至暗时刻”；生搬硬套“殖民”概念，将清朝污称为“外来殖民政权”；甚至从族群文明性角度，将近代中国的落后与屈辱全部归咎于清朝。与之一体两面的“皇汉”“悼明”，紧随其后，从中国古代经典名著中大搞“历史索隐”，抑或肆意歪曲解读明亡历史。

这些行为打着历史爱好、甚至文史研究名号，实则将各类现代概念、西方话语一知半解地拼凑起来生硬解读中国历史，割裂古代历史，对立传统和现代，否定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将多元文化视作族群隔离，分裂中华民族共同体。

但是，很多参与其中的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援引的一些观点、学说，其背后根源“大有来头”，其中不少早在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中国、拆解中国的理论基础中就已出现——“南北二元论”“征服王朝论”“满蒙非支那论”“内亚史观”……是不是很眼熟？如今也许只是换个词汇，变一下形。

这场网络风潮底下是复杂的，有探索求知的好奇，有现实情绪的宣泄，有爱国情感的表达，有网络物质的诱惑，也有别有用心的煽动……各种各样的议题和情绪交织其中“借壳上市”，只不过这次借的“壳”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作为普通大众，只有不断求索认知，以包容的心态，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过程，明辨分裂势力的别有用心，坚定历史自信，守护国家认同和民族团结。

一场争议也会成为我们正本清源、明辨是非的契机。为此，观察者网邀请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吴启讷老师，从所谓“1644史观”“悼明”舆论风潮着手，分析其背后隐含的多重涵义，反映了什么问题，在政策制定、话语论述中该如何调整？同时，现代中国的发展脉络、中华民族的构建过程，最核心的历史观是什么？如何看待古代中国与近现代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革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以下为整篇谈话的关键词，在此先行刊发上篇。

· 情绪、身份政治、大汉族主义，“1644史观”背后的三重隐喻

· 中国的民族观带有传统天下观，与西方民族国家叙事完全不同

· 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不是虚构的，而是实实在在的

· 革命中国的史观，反对什么、继承什么

· 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最大盲点，是对世界史缺乏了解

· 警惕变形的中国中心观与割裂的中国历史观

· 强迫症一般的索隐，对民族精神健康无益

·三重隐喻：情绪、身份政治、大汉族主义

观察者网：近期，大陆互联网上掀起一阵1644史观、“悼明”的话语狂欢，甚至溢出网络圈层，不得不在更主流的舆论圈层去回应它。从叙事、话术到网络活动，怎么看这场舆论风波从表象到本质的问题，您能否条分缕析、将此拆解出几个层面的议题？

吴启讷：关于这个问题，大致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回答。

第一个层面是，几个月前，我曾经针对“明粉”现象，在类似议题中谈过有关印刷资本主义时期出现时的情形，中国近代的印刷资本主义出现在19世纪晚期，甫一出现便产生了汉民族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显然跟彼时中国的留学风潮有很大关系，尤其是留日风潮；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一下子接触到境外很多本质上对中国国家利益怀有较大敌意的观点。

当时，由于中国精英和社会大众本身的政治需求，即反对清王朝统治，认为清政府丧权辱国，他们看到日本人穿着“吴服”，恍若“回到汉唐”，又遭日本人嘲笑脑后的辫子，急于向日本人辩解，在此动机下就非常容易接受汉民族主义思潮，并很快从日本扩展到中国境内，发表在众多报纸媒体上——当时的发表门槛很低，就这样汉民族主义思潮迅速扩张开来。

当时的汉民族主义革命派，主要就是兴中会、同盟会，背后得到日本方面的资助，甚至跟军国主义也存在关系。这里不是诋毁革命派，所有的革命都会经历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他们在跟立宪派关于中国未来国体的争论中，一开始非常激烈，但到20世纪初，双方的观点逐渐趋近，到辛亥革命前，其实双方的共识已经比较高了，即中国内部不能发生族群对立，这对中国的前途没有好处。

后来，革命派违背了此前有些人跟日本人签订的协议，比如中国革命成功后要把中国东北让给日本这类荒唐的建议；因为任何革命者一旦要执政，就会发现所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种主张窒碍难行，那将造成中国国土的分裂。所以，“五族共和”就成为革命成功后，立宪派跟革命派的共识，如果没有这个共识，今天的现代中国就无法存在了；这不只是简单排除一些领土而已，而是整个中国没有了安全屏障，就像围在院落外面的藩篱撤除了，门户洞开，帝国主义就可以直接深入中国。

到了21世纪初，中国舆论界再次出现类似印刷资本主义的热潮，发表网络言论的门槛基本不存在。显然，中国的舆论环境并不像敌对势力所形容那样没有言论自由，恰恰相反，中国在很多层面上的言论是不受限制、没有门槛的，这跟西方世界包括日本在内有鲜明对比，后者对言论有诸多限制，尤其是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议题，并没有讨论空间。

在这种舆论环境下，有些人由于知识积累有限，再加上自己对社会的一些情绪，放大了所谓族群矛盾，形成了新一波印刷资本主义之下的讨论潮流，但很明显这里面存在知识盲点。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很多参与这股热潮的人认为讨论民族和国家的议题不需要任何知识门槛。他们讲话有个习惯，“我对历史感兴趣，我闲暇之余去研究一下历史”，但从来没有人说“我对物理感兴趣，我退休要去研究物理”。举几个跟1644史观有关的例子：有些网文的作者尚未具备历史研究必备的时间感和空间感，他们话里话外的认知是，自己的祖父母是从明朝直接来到现代中国的，1643年受孕，1912年才出生；还有，中国和“满鞑”在空间上是隔绝的；“汉族”和“满鞑”甚至有生殖隔离，所以“民族”可以遗传，而自己是血缘上“纯正”的“汉族”，等等。

这里面有认知误区，历史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是中国自主学术体系的起点，但这个起点的门槛其实并不低，我并不是想用精英主义去包装历史研究的专业性，我主张历史的人民大众化，但如果我们认为不需要专业训练、不需要任何知识的积累、方法的获得，就能直接对历史下结论，那就势必导致结论的简单化，而这个简化的结论一定会对我们民族的利益、社会的福祉造成损害。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关于所谓的大汉族主义，在西方列强、殖民者，以及现代世界对华敌对势力眼中具有很大的作用。在18世纪末19 世纪初，西方世界就企图拆解东方的几个传统国家，对他们来说，这些传统国家妨碍其殖民体系的扩展和殖民利益的推动，而这些传统国家中最明显的就是奥斯曼土耳其、俄国、印度和中国。

他们拆解这些国家有一个整体方略，就是他们认为这些国家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其内部存在多元的文化和族群现象，这是他们最重要的切入点。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这些国家内部煽动民族分离，这是西方惯用的手法；但大家没有注意的是他们主要煽动哪些民族的分离？其中最明显的，在俄罗斯，他们煽动的其实是俄罗斯民族主义，或者叫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而不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白俄罗斯民族主义或者高加索山、波罗的海这些小型的民族主义。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其中影响最大、对于裂解沙皇俄国成效最高的意识形态。

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当中，其实也隐含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传统沙皇俄国内部其他民族主义的独立诉求。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后，是用革命代替了这些民族分离的诉求，由各民族组成了一个新的共同体，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危害，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他们就深有体会，所以都非常强调要反对各种民族主义，尤其是反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后一项主张在俄罗斯内部挑起了很多不满，觉得我们俄罗斯人首先牺牲了自己的利益，让利去成全别人，觉得自己吃了大亏。这和当时其他少数民族的反应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与俄国采用相同模式成立的国家是南斯拉夫王国，后来在铁托领导下变成南斯拉夫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其中人数最多的民族塞尔维亚族也有相同感受。南斯拉夫解体背后的原因也是相似的。1990 年代苏联解体，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不是中亚民族主义，不是波罗的海三小国民族主义，也不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而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

美西方注意到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是影响最大的势力，一直暗中鼓励苏联把所谓“俄罗斯母亲”的地位抬到苏联人民的整体利益，以及建构中的、新的“苏维埃民族”的地位之上，结果严重破坏了“苏维埃民族”的形成。最后苏联解体，“苏维埃民族”也没有真正形成，这是很大的缺憾，这其中不得不让人注意到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危害。

土耳其也是如此，奥斯曼帝国的核心群体是突厥（土耳其）族，是一个由军事贵族所领导的统辖其他伊斯兰世界的族群，他们认为阿拉伯区域还有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等，都是拆解、危害奥斯曼帝国核心利益的一些群体。当时就出现了所谓突厥基本教义派和伊斯兰基本教义派，这些人都想把突厥（土耳其）族的利益放在其他族群利益之上，而这种主张也是导致奥斯曼帝国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

印度也是同理，我们通常认为印度整体都被英国征服殖民，但我们往往忽略了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是分而治之，最主要的手段就是煽动婆罗多（Bharat）民族主义，也就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印度内部引发了其他非印度教少数族群的恐慌。在印度教民族主义看来，婆罗多是印度的主体，他们受其他族群，例如穆斯林的拖累，导致婆罗多的主体性无法呈现。而一旦婆罗多民族主义这种情绪被英国人重视后，他们就能方便地统治印度，因为可以让各个族群对立起来。

即便在英国殖民者撤出印度以后，印巴分治，恒河流域和印度南部地区的争议，甚至波及到印度的邻居——在斯里兰卡出现僧伽罗民族主义和泰米尔民族主义，这都是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手法的外溢。缅甸也是印度邻居，在英国统治前，缅甸曾是英属印度的一部分，缅甸内部的族群争议也是英国殖民者制造和挑拨起来的，而其中争议核心就是所谓的大缅族主义。

跟上述例子非常相似的，就是中国的大汉族主义，它看似有长远的历史渊源，但如果仔细看其诞生过程，大汉族主义完全是一个近代的现象。因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大汉族主义，只有正统观、道统观、大一统观，有华夷之辨，这些观念跟汉人的儒家文化、农耕生产方式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都不是西方式的民族主义诉求，这些观念背后的内涵是文化和制度等，而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对周边其他文化群体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于是慢慢形成了传统中国；汉人和非汉人群体之间的共同利益，是驱使中国古代逐渐整合为一个统一政治体的最重要动力。这是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是身份政治问题。从20 世纪初近代中国政府诞生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处在挣扎求生、艰苦奋斗，最终追求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其间的辛苦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人都不太容易体会得到的；无论是在近代中国革命，还是早期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很大。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在中国人民的奋斗过程中，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其中包括贫富分化、收入分配不均，以及因人口结构造成年轻一代的负担比较沉重等情况；年轻一代想要实现身份跃迁，主流渠道包括高考、公务员考试等。

我们都知道，在这些考试中存在一些偏向少数族群的政策，这种政策制定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教育资源的不足、地域的不平衡，其中最关键的是如果某个少数族群是非汉语使用者，要参加汉语考试存在先天弱势，而中国作为一个人民的国家，必须要考虑到全体人民的利益，要照顾弱势群体，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一个根本体现。

可是，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刀切，比如过于看重身份证上的民族标记，只要某个人不是“汉族”，不管他居住在哪个区域、受教育程度如何，也不管他的语言掌握情况，一律可以享受加分政策，在此情况下自然造成了汉人的强烈被剥夺感。

他们可能在生活中遭遇了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很多人心中是充满不满的，于是他们把自己内心的不满情绪怪罪到眼睛看得见的民族政策或整个民族话语上去。

这种情形并不是中国独有的。我前面列举的苏联的例子，俄罗斯人也是这样一种情绪。再比如美国也是如此，美国所谓的主流群体是“WASP”，主要出身新英格兰地区的白人新教徒，是代表美国传统价值的一群人；当他们的生活开始不好过之后，就把自己的境遇归咎于少数族裔，也怪罪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抢占世界市场——当然最早的怪罪对象还不是中国，从指向日本汽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而这些人是如今美国“红脖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支持特朗普作为凝聚点，将原本主要由自由派主导的身份政治这套模式运用到保守派圈层，形成了所谓“川粉”。这个现象中有非常非常多的不理性成分，虽然我们笑称“川建国”，但这恰恰说明“红脖子”这套身份政治对美国人民的利益是有害的。

当然，将自身处境的恶化归咎于别人，这是人性共同的弱点，它不仅会出现在美国，也会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现在出现在中国。

这次所谓的“1644史观”或是“悼明”狂欢，我大概从两年前就比较注意网上自称“明粉”的一批人，当时针对性地做了一些评论；甚至更早一些关于新清史的争论出现时，我也许是继何炳棣先生（与罗友枝论战）之后，在21世纪再次注意到这个现象的人当中的一员，当时就对新清史这种学术现象可能会在中国造成的实质影响有所担忧。

之前中国民间推动汉服，我是非常乐见的，任何族群，包括1952年之后被定义为“汉族”的汉人传统文化绝对都值得珍视和保护，汉人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近代转型和少数族群文化保护措施下受到遮蔽。但可惜的是，“汉服运动”很快在某种程度上变成“皇汉运动”，有点走到“邪路”上了。大汉族主义思想对中国的整合没有任何正面意义，相反它跟其他分裂主义思潮一样，极可能造成中国的解体。

中国的很多分裂主义活动在国际上得到诸多势力的支持。近几个月来，“皇汉运动”受到对中国一向不友善的国家的舆论，还有台湾地区反中舆论一面倒的支持。对电影《澎湖海战》铺天盖地的网暴，网暴者明示，面对仅余台湾一岛、但“正统”而“文明”的明朝，作为“异族”又“野蛮”的清朝没资格谈统一；但两岸的操盘手显然也在暗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资格”统一“正统”而“文明”的“中华民国”。这种支持其实已经表明“皇汉运动”的性质了，谁支持就说明这种活动究竟对谁有利。

身份政治在当代中国出现，对中国国家前途、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危险。能否阻断这种潮流，考验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和意志。美国之所以出现身份政治，是因为美国正处在一个长期稳定的衰落期，但我们是处于一个长期稳步的上升期，在这时候出现身份政治运动，背后推动者又隐然若现，显然，它对我们全体民族的前途是有害的。

· 中国的民族观带有传统天下观，与西方民族国家叙事完全不同

观察者网：历史新说或借古讽今，在我们社会中并不少见，将诸多议题或私货，包裹在一层外壳之下“借壳上市”。所谓1644史观、“悼明”或“明清之争”，借的外壳比较刁钻，涉及民族政策、历史观等重大议题。所以有些问题不得不清本正源。

首先，中国语境中的民族、族群，与世界范围内所流传的“民族、族群、民族国家”有什么区别？自近代中国以来，这类概念、词汇大量涌现，并在知识和政治精英群体中得到广泛传播讨论，甚至作为投身革命、构建新的国家政府的理论支撑，再进入民国、新中国的相关政治体制框架中，这一路下来的概念演变和政策施用，您怎么看待，它吸收了什么，造成了什么问题？

吴启讷：中国语境里面的“民族”，跟西欧民族国家的“民族”叙事相比，具有开放性。中国的民族观念是外来的，但在一开始在接受西方民族观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把中国的传统天下观带进来了。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下更重要，再确切一点，就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更重要，中国的制度更重要。因此，中国内部不同的文化群体，不会像西欧那样出现严重的宗教对立，宗教对立会让人丧失理性，将不同教派的人妖魔化，是可以无情杀戮的敌人，比如南斯拉夫解体就出现了这样的悲剧。

在中国内部，长期以来不同群体之间，文化是多元的，但价值在逐渐趋近。当然，我并不是否认中国古代的族群之间没有发生过冲突，事实上冲突长期存在，但更重要的是融合的趋势也是长期的。我们看到被视为所谓非华夏的群体入主中原后，一开始也会出现残酷的征服或屠杀——我们不需要否认，但当他们统治中国以后——不管是部分统治还是全面统治，都会朝着传统中国的主流价值接近，都要接受传统中国存在的多元文化现象，没有人想要全面改变中国的多元文化现象。

举个例子，日本人在台湾、东北施行殖民统治时，将日语强加给中国人民，曾经在台湾地区所谓的“国语”指的是日语，当时日本人基本禁止台湾的学校教育中教授中文，包括闽南方言也不能教，这是文化征服。但我们去看元朝、清朝，清朝将满语定义成所谓的清语，但这种语言不是汉人随便就能学的，如果没有得到特许，汉人是不可以学的。

相反，清朝不遗余力地推广汉文化，为此不仅编制典籍，还助力了今天的国语——普通话的普及。雍正皇帝认为，由于中国各地官员的方言不同，导致政令无法顺畅地上传下达，地方官员也就没法有效达成中央政府的目标，所以他在福建、广东等地设立了很多普及官话的机构。这就是今天大家能讲一样的普通话的传统基础。但这难道是文化征服？显然不是，相反它是文化融合。近代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继承了清朝所奠定的基础，这是非常明显的。

清朝这种主张的趋向，到了清末自然演变成立宪派关于中华民族的论述，即五族共和的论述，也就是所有人从清朝的臣民转变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成为立宪中国的国民，这是一个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过程。

同样，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历史上在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一开始对清朝的这种做法是有所反对的。当时国共两党都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在共产国际的训练和支持下进行的。在大革命时期，他们注意到中国的族群现象可以作为一种革命资源来运用，但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他们要担起全民族前途的责任时，观念马上就发生了改变。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中国共产党在长征北上抗日途中，很快意识到自己跟全民族的前途命运密切相关，于是他们就把自己对共产国际的机械式服从，变成按照中国的政治需求、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来发展自己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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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个论述在日后的发展中是没有缺陷的，反而必须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个明显缺陷，就是把传统中国内部文化族群之间并不清晰的差异清晰化、边界化、本质化；这种本质化、边界化造就了大众将一个族群身份的人与另一个族群身份的人想象成为利益对立的两种人，甚至有些人还在中间禁止通婚，而如果追溯中国传统，其实是没有禁止通婚的，否则中国现代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就不会生下来了，翦伯赞先生除了维吾尔血统外，还有汉语穆斯林和湖南汉人的血统。

所以将文化族群的差异本质化、边界化，非常容易导致各种地方性的民族主义或者说小民族主义，乃至于成为大汉族主义这种民族沙文主义所利用的对象。

当然，我绝对不是说新中国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民族区域自治，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设想，新中国的最终目的是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凝聚力，在中华民族团结的前提下去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但当时在制度设计中有一些不够成熟的地方，造成族群之间的边界清晰化以及所谓族群定义的本质化。

· 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不是虚构的，而是实实在在的

观察者网：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现在在叙事，乃至包括实际政策中，应该作何调整？

吴启讷：我认为重点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不是想象的也不是虚构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整个中国境内的各个族群自1949 年以来的发展进步，基本都是在各族群的互动中取得的；中国边疆的发展，离不开内地的人力、技术、制度等方面的转移，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发展，这种支持是很重要的。

同样的，中国内地、沿海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发展所需要的矿产、资源、原材料等等，都是依靠中国边疆地区所提供的低价、甚至无偿的流动。两者缺了其中一个，都无法形成今天的格局。

这是实实在在的现象。所以，我们有必要持续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在生活中强调中华民族意识，而不是强调个别族群的特殊意识——无论是汉族的特殊意识，还是少数民族的特殊意识。这些目标，国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权威性，利用手中掌握的丰富资源，进行引导来达成。

对于少数族群文化和汉文化，我们都乐见保存传统，也乐见这些多元文化作为人类文化遗产被小心翼翼呵护，但这些文化遗产不能化为一种政治独立的资源。换言之这些文化遗产不能政治化，而且事实上一旦政治化，其效果恰恰是相反的，文化遗产政治化反而妨碍其传承与发扬。在世界范围内，把民族文化政治化而导致其衰弱消亡的例子非常多，我们必须把它们当作经验教训吸取。

观察者网：您提到的中华民族意识，倒是想到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观察和经验，这些年我们一直强调铸牢学，去云南、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旅游，其实随处可见像石榴籽、铸牢学的相关标识和宣导，相较之下在内地、沿海地区的汉人聚居区，好像对铸牢学的意识反而比较薄弱、稀缺。

吴启讷：是的，这跟我们的生活经验也有关系，一方面不是所有人都有时间或精力到边疆地区或是非汉人聚居区走访，因此会出现一种误解是将少数族群和汉人之间的差别想象得非常大，对少数族群存在一些刻板印象，比如前些年的网络笑谈，碰到从内蒙古来的大学同学，就好奇你们是骑马上学的吗等等。

这其实是大家无意识地在内心构建了一个边界，而国家可以利用政策、资源去打破这些边界和壁垒，而不是去强化它。我们要强调的是一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而不是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各自的独特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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