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华语文学与思想史上，陈映真以其独特的精神姿态，成为无法忽视的存在。作为一位祖籍福建、生长于台湾的作家与思想家，陈映真的写作始终兼具双重向度，突破了单一地理与文化边界，在两岸乃至整个华语世界唤起关于文化认同、历史记忆与思想启蒙的共鸣。早在20世纪90年代，陈映真的小说就已在大陆文坛引起广泛关注，而他那些将文学关切与社会现状审思紧密交织的评论文章，同样是其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联书店出版的《陈映真文选》，正是对其思想与批评实践的一次系统梳理与集中呈现。
《陈映真文选》依主题脉络编为五辑：第一辑收录自述文章，勾勒其精神发展历程；第二辑聚焦“乡土文学论战”及相关论述，展现其文学观念与社会意识；第三辑批判“台独”思潮与殖民历史遗绪；第四辑剖析当代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第五辑则探讨两岸文学的历史联系与精神对话。完整再现了陈映真从文学实践到社会介入、从历史反思到文化重建的多维度思想图景。
《陈映真文选》第一辑清晰还原他思想演变历程，从早期个人化的感伤与虚无，逐步转向社会关怀与批判现实主义。他在《试论陈映真》中自述，那种弥漫于早期作品里的彷徨情绪，实为“市镇小知识分子”在时代剧变下体认的惶惑与无力。然而，陈映真并未沉溺于此，而是通过长期的阅读与思考，实现了从“个人的忧郁”到“社会的忧郁”的精神转向。在《后街》中，陈映真回顾自己如何经由鲁迅作品、左翼文学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阅读，不断拓宽思想的疆域。他坦言：“我越是读这样的书，越是变得跟别人不一样，我就变得越来越孤独。”这种孤独，并非消极地避世，而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为保持独立审视所必须持守的清醒姿态。
陈映真曾以“在后街中行走”自况其生命历程。“后街”之于陈映真，既指涉台北莺歌镇那些承载其成长记忆的市井空间，更象征一条边缘而坚定的思想路径：它既不附和官方规训的文学路线，也不盲从现代主义的创作潮流，而是坚持以现实主义为根基、以社会关切为内核的写作立场。这一立场的确立与成熟，不仅塑造了陈映真深沉而富有历史感的文学风格，也使其在华语文学与思想史上，成为一个持续散发批判光芒的精神坐标。
第二辑收录了陈映真于“乡土文学论战”期间撰写的系列文章，如《现代主义底再开发——演出〈等待果陀〉底随想》《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等。在这些文章中，他批评台湾现代主义实为一种“亚流”文艺，认为其如同所有后进地区对西方文化的机械移植，“只看见那末期的、腐败的、歪扭了的亚流化的恶影响”，缺乏真正的思想与知性内涵。基于这一批判，陈映真呼吁回归民族、立足现实、植根民众的创作路向，并由此系统阐述了“乡土文学”的理论内涵。陈映真提出的“乡土”，并非狭隘的地域概念，而是“民族”精神在文学中的具象化，是文化主体性在文学领域的自觉重建。他特别推崇黄春明、王祯和、王拓等人的作品，因为他们的作品直面美日经济文化支配下台湾城乡的真实处境，摒弃了西方输入的形式与情感模式，转而以本民族的鲜活语言，深刻描绘了当下台湾社会与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在陈映真看来，乡土文学是民族文学的重要支脉，其根本目的在于树立一种不依附于西方，也不屈从于威权体制的文化主体立场。
需要强调的是，陈映真的“乡土文学”主张并非孤立的本土化诉求，而是始终置于“第三世界”的全球历史视野之中。在《对我而言的“第三世界”》中，他明确表示，台湾的命运与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国家息息相关，共同面对着帝国主义、文化霸权与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性困境。在《美国统治下的台湾》中，陈映真犀利指出：“天下没有白喝的美国奶。”美援表面是经济援助，实为政治与文化支配的载体。与此同时，陈映真也对日本在台的文化渗透保持高度警惕。如在《台湾内部的日本——再论日本战争电影〈联合舰队〉》中，他便剖析了日本影视作品如何借助“爱与死的戏剧”“战争宿命论”等叙事策略，掩饰侵略战争本质。
正是在“乡土”与“第三世界”的双重维度的辩证交织中，陈映真建构了一套具有辩证张力的批评体系。其“乡土文学”主张，既是对台湾本土现实的积极回应，也是对全球殖民结构与文化霸权的有力批判；而其“第三世界”视野，则为本土的文化主体立场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之打开了一个宏阔的历史纵深。二者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陈映真思想内在统一的整体。
陈映真始终将文学写作、思想批判与社会实践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他而言，写作从来不是书斋中的文字游戏，而是扎根土地、联结人民、回应历史的社会行动。在《知识人的偏执》中，陈映真批评某些知识分子陷入“教条主义”与“派性斗争”，丧失了对现实的真切感知与批判勇气，并强调真正的知识分子应具备“自我批评的意识”，坚定“站在民众的一边”。在《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中，陈映真进一步阐明：“文学像一切人类精神生活一样，受到一个特定发展时期的社会所影响，两者有密切的关联。”他以欧洲浪漫主义为例，说明文学思潮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息息相关。正是基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陈映真主张文学必须回到现实，从现实中汲取养分，否则便会沦为“氧气罩里的生命，虚弱而且不健康”。
陈映真不仅通过文字进行思想介入，更以创办《人间》杂志为实践载体，推动文学走向街头、工厂与田野，以报告文学与摄影直面底层民众的生存实况，践行“文学的社会功能”。“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温暖的人，是一个充满了人味的思索者。”这句话正是对其整体性视野的生动诠释，在陈映真那里，文学既是审美表达，也是伦理实践与历史参与。这种将创作、思想与行动熔于一炉的“整体性视野”，使陈映真成为台湾文艺界中少数真正将“人的文学”落实为“人的实践”的思想者。
台湾评论家南方朔曾感慨：“在世变日亟，倒错、淆乱、残暴等充斥的这个时代，具有乌托邦信念的人已成了空谷跫音。陈映真在我们这个时代受人推崇，它的最真实的原因不是别的，或者正是他源源不绝的信念给予人们的召唤。”此评揭示出《陈映真文选》在当下的独特意义——书中那些看似“不合时宜”的坚持，恰恰构成了其当代精神价值核心。陈映真曾反复强调，这个时代正逐渐丧失一种能够在消费主义与价值虚无中指引方向、提供精神抵抗的批判视野。这一视野在今天非但未曾过时，反而显得尤为珍贵，其现实意义至少体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在文化认同日趋碎片化的当下，它致力于重建历史连续性与文化主体性。陈映真所提倡的“民族文学”，并非排他的民族主义，而是文化自主的觉醒，是对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同质化的自觉抵抗。其二，面对知识生产日益学院化、体制化的困境，它呼唤重返社会现场，保持对现实的直接感知。陈映真秉持的“人间”精神，宣明知识分子的使命不应止于构建封闭的理论体系，更须介入具体现实、回应真实问题。其三，在全球权力结构不断固化的形势下，它试图恢复“第三世界”的批判性联结，促使我们主动寻求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资源，在横向的全球对话中确立自身的批判立场。
综上所述，《陈映真文选》不仅是一部个人作品的辑录，更是一份未完成的、指向未来的精神遗嘱。提醒我们，在当代华语文学与思想场域中，仍存在着一种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全球结构相连的批判传统，以及一种立足于整体性视野的思考方式。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