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公馆）
目录
一、“斩杀线”是个什么话题？
二、如何讨论这个问题？人们真的关心这个问题？
三、回顾一下对“斩杀线”的最初讨论
四、三条“贫困线”
1，三条线之一：14万美元的“伪贫困线”
2，三条线之二：ALICE阈值——最贴近“斩杀”的概念
3，三条线之三：流浪汉线——真正的“斩杀”在此
五、是社会问题，还是个人责任？——以亚裔为例
六、美国人：不同的物种？哪个“美国人”？
七、一点小结
八、美国“斩杀线”为何在中国成为热度话题：触动了哪根神经
九、2025年：中国对美国的祛魅之年
源自：tuzhuxi
一、“斩杀线”是个什么话题？
有朋友问我对时下网上流行的“斩杀线”讨论的看法。
我问讨论什么。是讨论美国是否存在“斩杀线”么？什么是“斩杀线”？哪条线才是“斩杀线”？何为“斩杀”？谁斩杀谁？
我不是研究这个领域的专家（包括学者、调查记者），也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这个问题无从讨论。而我发现大部分人就算关注这个问题，对上述情况也说不清，他们只是在传递一个朦胧的概念，即美国中低收入阶层的一个生活状态。
实际上，我们不需要真的讨论“斩杀线”，而是可以关注，这是2025年末出现在国内网络上的一个现象。
这个讨论很快就会消失。但是“斩杀线”这个概念因为记忆点太强，很可能会因此留下来，进入公众话语，成为用来描述美国社会或类似思想的一个虽然不太严谨，但是可以传递信息的概念。
而如果要先讨论一下美国经济社会问题的话，实际上，自2016年特朗普赢得大选以后，美国中低收入阶层的境遇就已经成为一个“显学”，国外出版了大量著作，国内也大量引进中文版。最有名的单一一本书，其实不是研究书籍，而是一本自传——副总统JD·万斯《乡下人的悲歌》。
这本书于2016年在美国出版，2017年出版中文版。关注美国的人很多都早就读过的，里面讲了大量对中国人来说骇人听闻的“白屌丝”生活：毒品、酗酒、暴力、离异。这些内容不仅让中国人感到吃惊，而且让美国精英（本文所指美国“精英”，均指美国最富裕的20%左右人群，或称“上层中产”及以上）也感到吃惊。他们看待这些白人蓝领就和看待另一个世界的人一样。
《乡下人的悲歌》也被精英用作了解特朗普现象的参考读物。彼得·蒂尔在那个时候发现了JD·万斯，并助力他走向政坛，成就了他的今天。（目前，JD·万斯是最有机会赢得2028年大选的潜在候选人，并且已经显现出连干两届的苗头）。
另一本直接相关的书是2016年在美国出版的《Evicted》——美国社会学家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跟踪记录了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八个贫困家庭作为租户被业主驱逐的经历。他用真实的案例向人们展示：房屋驱逐不只是贫困的结果，也是加剧贫困和不平等的直接原因，因为一旦脱离了住所，个人和家庭就会跌落陷阱，很难再去翻身。
这本书包含了大量真实的故事，展现了美国城市底层租户的生存困境，帮助了解他们是如何跌落到这个状态的，并且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自救，并且得到了来自家庭、社区、政府的哪些帮助。
这本书所探讨的住房不稳定对家庭、儿童和社区的毁灭性影响，实际上正是近期网上讨论的所谓“斩杀”的效果。这本书获得了2017年普利策非虚构文学奖等多项大奖，被誉为报道美国贫困问题的当代经典之作。早在2018年7月，就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译本《扫地出门》。
顺便说一个，有一个视频号推荐在外网的朋友有兴趣可以关注。（国内也有搬运的）
一个摄影师采访美国各种贫困人群和边缘人群，讲述他们的真实生活。很多已经属于所谓的“斩杀线”之下的人。精神不正常、采访时处于嗑药状态的不在少数。
过去十年，这类题材的东西出现了许多，这是伴随特朗普和MAGA运动的崛起，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剧，可负担性问题越来越突出，以及使得这些问题变成最重大的社会问题，并演变为最重要的政治主题——从2024年大选，到2026年中期选举，都将是主题——所以相关研究可以称之为“显学”。
住房当然是一个领域（《扫地出门》），但更大的一个垂直领域是和成瘾药品/毒品有关的。大多数出版物都是由学者和知识分子(主要是社会学家)和深度调查记者在大量田野调查和研究基础上写出来的——研究这样的问题，你必须真正下到基层去做研究，用很长的时间追踪一定数量的个案，否则就不可能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不可能了解他们所处的境遇，不可能了解他们面临的选择及做出的选择。
不要说对于坐在大洋彼岸家中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对于美国精英来说也很困难。他们也不了解底层的美国，不了解“未受教育”的美国、不了解生活贫困的美国。也是由于这种阶层隔阂，他们很难了解特朗普现象及其背后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美国成了两个美国，甚至更多的美国，不同人活在不同的“泡泡”里，社会割裂，政治撕裂。也是这样，人们有了阅读了解的需求，所以学者才需要去做研究，把社会问题写成书。
当然，真正花工夫去研究这些问题的人还是极少数。实际上我们能看到，直到2024年大选，民主党上层仍然是不接地气的，其在大城市的上层中产基本盘是不接地气的，因为他们是一个永久自循环的“泡泡”。
由于他们仍然不了解贫困群体，也就仍然无法和他们建立心理联系和政治联系，所以他们注定丢掉大选。按照今天中国网络话语的通俗理解，不妨这么认为：JD·万斯之所以能够拥有这样的政治基础，就是因为他是从所谓的“斩杀线”以下爬上来的。
二、如何讨论这个问题？人们真的关心这个问题？
聊到这里，引发了几点问题。
第一，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所有的个人经历都属于轶事层面的“个案”（anecdote），这不是真正的社会调查，没有意义。我们也不用看别人提供的个案和轶事。
一个美国人如果通过若干在中国经历的个案，想推论整个中国的情况，也会让我们觉得不公。如果纯粹只是为了猎奇，为了娱乐价值和情绪需要，看一看当然没有关系的，但需要知道，这些都是轶事，不是严肃研究。
事实是，我们坐在大洋彼岸的家中，不到一线去做田野研究，或者说不急于更加专业的研究，是无从讨论这样的问题的。不要说中国，就是美国的城市中产精英也不了解他们底层人民的生活。
实际上，对于中国大城市中产精英来说，有多少人了解身边的普通劳动者？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生活境遇，他们面临的选择？恐怕是不了解的。实际上不了解也是正常的，并不是错，但不了解就不要假装了解。所以第一条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要这个问题我们不够了解，就不是我们能够讨论的问题。
所以有人问我，你要不要聊两句，我首先表示我对这个问题并不那么了解。不知道要聊什么，不认为我应该发表意见。我说，过去十年出了这么多的书，都有中文的，一大堆讲美国穷人的，你要不要看一本。然后这马上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
第二，中国人根本就不关心美国的贫困阶层。
当你建议别人去看研究美国贫困问题的出版物时（实际上都是一些很有阅读价值，包含大量真实案例的田野研究类书籍），人们就一摆手离场了。是因为没有时间么？部分是——谁有时间看这些大部头。
是因为缺乏知识好奇么？也不是，人们对这些信息也不排斥，只不过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要花更多的时间获取。所以归根结底在于：这个事情，美国的这些人，他们的境遇，和我们没有关系。
一句话，我们真的操心他们的事么？他们的生活境遇，他们买不起生活必需品，和咱们有什么关系？我们操心他们的事情干什么？如果你不是一个研究公共政策的，如果你不是一个有无穷知识好奇的知识分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从个人角度出发，确实没有理由。
实际上，对于中国大城市的中产及以上精英来说，咱们身边的劳动者，每天经过路过，给你提供的劳动者，你们就真的关心么？你真的了解么？恐怕未必；你们为他们具体做了什么？恐怕也没有什么。这实际上也是“正常”的，全世界都一样。所以，不排除会有一点基于同理心的关注，但我们并不真正的关心美国贫困阶层的生活境遇和福祉。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过去十年出版了这么多关于美国贫困的书都没有掀起一个水花，也解释了为什么大多人并不想真的去深究这些问题，在听到更严肃的讨论后就会摆手离场。
所以，它更多只是一个网络现象。真正的研究价值和启示在于，为什么中国网友（也不是全部网友，可能还是受过较好教育的偏精英人群）会在2025年12月的这个时候，突然如此热衷地探讨这个所谓“斩杀线”的问题。
答案也不难猜测，这个话题在合适的时点，以合适的方式出现了。
三、回顾一下对“斩杀线”的最初讨论
在此之前，我们先回头再看一看“斩杀线”问题本身，从中就可以看出讨论的混乱。我认为，讨论混乱并不代表水平低，只说明人们并不真的关心这个事，只是“看看热闹”。
事情的缘起是2025年12月B站UP主“斯奎奇大王”（“牢A”）的视频系列，以法医助理视角描述美国底层流浪汉现状，借用了游戏术语“斩杀线”比喻，指许多美国人（包括中产）财务脆弱，一旦遭遇失业、疾病、意外等事件，就会引发连锁反应，比如债务爆棚、信用崩盘、失去住所和工作，迅速坠入贫困，无家可归，甚至死亡，这是个“死亡螺旋”，难以翻身。
里面传递的核心概念是，第一是不可逆转，一坠到底：只要一旦跌落，就永无翻身的可能。
从个案角度看，当然是有这个情况的，但你在任何社会里都可以找到这个情况。在现实生活里，美国有信用修复机制、有个人破产保护可帮助豁免债务（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有慈善援助（民间自发的公益组织非常发达是美国的模式与优势），也有社区支持。许多人通过重新就业或家庭帮助恢复。
无家可归者确实平均寿命短（可能是3-5年），但最大的归因是毒品，其次有暴力和疾病，但不是所有跌落者都如此，而且因族裔问题有极大差异——君不见很少见到亚裔无家可归者？这个问题后面再探讨。
第二是说成是“系统故意斩杀”，把这种连锁反应描述成“设计好的连招”，资本主义的“出清机制”。——这种说法当然完全是阴谋论，好像这是精英谋划的一个社会工程或阴谋。
把问题归因到资本主义和精英，隐约地和美国民粹右翼里“大替代理论”有关联，但大替代理论强调的是通过族裔、文化和政治上改造美国，而经济——确实，民粹右翼也认为大企业和大资本在引入非法移民和技术移民以赚取利润，结果会牺牲美国本土劳动者的利益，驱动或助长问题，但他们并不认为精英在密谋通过故意“淘汰人口”（“斩杀”）的方式去肉体出清底层阶层以维护资本主义运转。
你可以想象，这样的说法顶多会出现在一个带有浓厚阴谋论和邪教色彩的民粹左翼小众群体里。
视频最大的问题是案例选择性应用以及归因。例如大量使用引用极端的例子，忽略多数中场有缓冲的现实。缺乏400美元先进去救急的数据是真实的，但也不代表所有人都是一触即崩的，而且这个问题的族群差异因素极大。
中美的差异，部分因为制度，部分因为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例如家庭价值）。这个回头再说。
四、三条“贫困线”
在回来探讨中国舆论现象之前，可以再看看和“斩杀”相关的美国的三条“线”：
1. 三条线之一：14万美元的“伪贫困线”
第一条线：14万美元线（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14万美元属于贫困，深陷“死亡谷”）
我们稍微关注一下国内关于“斩杀线”的讨论就会注意到，人们会援引11月以来美国的一个热门话题：美国投资家和财经博主Michael Green在2025年11月发表了文章，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观点，引发了一些传播和讨论（但远远谈不上是网络现象），尤其因为这个主题和时下最大政治主题——“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问题相关。
Green说美国的贫困线是在1963年设计的，当时美国家庭大约把三分之一的收入花在食品杂货上。当时的经济学家把最低但够用的食物预算乘以三，就大致划出了一条贫困线——四口之家年收入31,200美元。
这个数字当然是经通胀调整的，但贫困线的计算方法六十年没有更新。Green认为如今食品杂货价格占美国家庭开支的比例大幅下跌（他认为只占5-7%左右），主要开支是住房和医疗。所以要重新计算贫困线，就要根据食品杂货占收入比重的数据重新调整乘数。
基于5-7%的数字（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数据），他认为应该将食品杂货开支乘以16， 最后得出了四口之家年收入14万美元的数字。他认为这个四口之家14万美元就是新的贫困线，收入水平低于14万美元就可能被剔除中产，进入所谓的“死亡谷”。
他又对这个贫困线的内容做了一些诠释，认为14万美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参与的代价”即“门票”、“入场券”——你要维持一个有尊严的体面生活，就需要维持一定的开支。比如说人要衣装。比如说孩子要上学。比如说你要有智能手机和上网费用。比如说你要社交。如果你不为门票付费，那就会被主流社会剔除。
【Green文章的中文版在此（《美国人为何觉得自己贫穷？因为他们本来就是》https://t.zsxq.com/LA3Vp）。这里是财经博主Noah Smith非常好的一篇反驳文章《“14万美元的贫困线”之说十分荒唐》，从理论和方法论系统批判了Green的说法https://t.zsxq.com/uibZE）】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在于，四口之家年收入14万美元已经超过了美国60-70%家庭的收入水平。按照这个标准，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陷于贫困。它的争议点在于，这个14万美元线和真正意义上的贫困，即难以满足基本温饱和庇护，是毫无关联的——它只是反映了中产阶级为维持体面生活所要付出的高昂成本，比如住房、教育、医疗、育儿等的高昂成本——其中甚至包括娱乐（Noah Smith拆解数据，证明Green的方法论里假设了中产之家订购Netflix的支出）。
确实，“社会参与代价”、“门票”的说法得到了一些大城市中产的认可——他们并不真的“贫困”，甚至不真的了解贫困，但这不妨碍他们真的觉得生活压力极大，无法满足生活的日常开支与需求（“不可负担”）。
在真正贫困的人看来，这属于典型的“第一世界烦恼”——第三世界的人因为疾病和战乱而死亡，比如想一想加沙。第一世界的人则为朋友生日会穿什么衣服出席，或者送什么礼物而抑郁。他们是不是都烦恼？是。但他们遇到的问题是否一样？不一样。一切都是相对的。因为你已经生活在这样的圈层里，所以你要维持生活，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其实全世界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看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会给你描述已经家道中落的贵族维持巴黎社交场高昂开支的困难。如果不能维持，就会被剔除这个圈层。他烦恼么？非常烦恼么。劳动人民会同情他么？不会。
中国一线城市中产面对的房价、教育、医疗、育儿的焦虑其实是相似的。设想这样的标题：在北上深，维持三口之家的中产生活每年要多少钱？有人告诉你要花到30万；有人告诉你要花到50万；有人告诉你要花到100万。因为小孩上学，上各种课外班，请阿姨，养车（还有人会告诉得雇司机），社交、各种生活开支，都要花到这个钱。
——所有这样的言论都会在特定的圈层里得到共鸣，因为从相对的角度来说，它在特定圈层里是真实的，但在收入水平更低的人群看来，这只是为了维持特定生活做出的一种主动选择。—— 三个字就是：自找的；两个字就是：活该。
善意表达就是，你得想开点，要有感恩之心。本来无一物，你只是为了自己的选择而烦恼。更进一步的，这可以被上升到关于“贪嗔痴”的探讨，进入心理抚慰产业。
作为批驳，经济学博主（也是Green的朋友）Noah Smith援引数字指出：
大多数美国人有足够的食物吃(只有大约10%的已婚夫妇家庭报告存在某种程度的粮食不安全)；
大多数美国人拥有舒适的居住空间（四口之家的人均居住面积为524平方英尺。注意是人均；只有大约14%的美国儿童生活在“人均房间数超过一人”的家庭中，这些家庭被定义为“过度拥挤”）
大多数美国人有医疗保险（截至2023年，只有5.1%的美国儿童没有医疗保险）
大多数美国人拥有足够的交通工具（超过80%的美国四口之家拥有两辆或更多汽车）。
所以，如果要按照字面去理解“贫困”的话，美国就算有精神贫困和心理贫困，但并不存在广泛的物质贫困问题。而且要看到以上指标远远超过大多数大型发达经济体——美国毕竟已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之巅，如果不是这样，它从来也不可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这就是Green这篇文章的问题。它最大的问题是借用“贫困”甚至死亡一词去描述特定阶层的生活压力。这实际上是对“贫困”这个非常严肃的政治与经济概念的挪用、滥用，只会带来一个效果，就是淡化对真正贫困群体、边缘群体处境的关注。
我们为什么要讨论Michael Green这篇文章呢？和“斩杀线”有什么关系？确实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国内在严肃讨论“斩杀线”这个概念的时候，都会去附会这篇文章，好像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因为这是美国最近出现的唯一一个中文网上“斩杀线”有点关联的概念。
但美国舆论上讨论的主要是生活压力和中产阶级预期落差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清理机制的问题。而关于美国流行的“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个问题，需要知道，买不起你认为的必需品就会出现可负担性问题（30%的家庭认为买不起自己的必需品），但对于每个人和每个家庭来说，何为“必须”是完全主观。这也是一些美国政客称“可负担性”为“伪问题”的原因。
小结一下，建议国内关于所谓“斩杀线”的讨论不要再援引Michael Green和“14万美元”的文章。如果你真的有心去调研大城市中产生活，了解他们为了维持生活水平所付出的努力、承担的压力、以及心理状况，那是可以的。
2. 三条线之二：ALICE 阈值——贴近“斩杀”的概念
第二条线：8万美元的“ALICE阈值”（Alice Threshold）
如果说“斩杀线”讨论覆盖了中产财务脆弱性（缺乏储蓄、遇到一次意外就会破产）这个主题的话，更贴近的概念，实际上是所谓的“ALICE阈值”。“ALICE阈值”是由美国非营利组织United For ALICE开发的指标，所谓ALICE就是Asset Limited, Income Constrained, Employed的缩写，指“有工作，但资产有限、收入有限”，难以覆盖当地基本开销“的经济脆弱群体。
ALICE阈值是一个具体的“基本生活成本线”，这个数值“不上不下”，比联邦贫困线（家庭收入3万美元）要高，但又不足以负担当地“基本生活成本”。
何为基本生活成本呢？ALICE指标的范畴较广，包括了住房、儿童护理、食物、交通、医疗保健、手机费、税费，以及10%的杂费和应急资金等所有基本开支。这里面排除了娱乐费（刚刚Green的14万美元里是包括了的）、储蓄，或所有的非必需消费（例如社交、观光、儿童培训班）。那么ALICE阈值具体是多少呢？美国全国来看，四口之家大概8-10万美元。
那么美国有多少家庭的年收入落在ALICE阈值以下呢？大概40%。如果剔除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大约10%），则“不上不下”的“纯”ALICE家庭大概30%。在有的比较贫困的南部州，ALICE可能超过人口的50%。
什么样的人群是典型的ALICE呢？基本都是所需工作技能较低的中低层的蓝领、白领，譬如零售员、护理员、教师助理、送货员等。年轻人和老年人比例更高；单亲家庭、少数族裔（黑人和西班牙裔）受影响更大。
ALICE家庭虽然有工作，但确实生活在所谓的“paycheck to paycheck”状态。何谓paycheck to paycheck？网上有讨论什么“以贷还贷”的，是不准确的。paycheck to paycheck根本就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而是“月光族”，每个月把所有的收入都花掉，没有任何储蓄。至于是否通过信用卡来解决，这只是一个金融安排。核心是收入 = 支出，没有任何的储蓄。
没有储蓄的结果是家庭缺乏缓冲能力——许多家庭储蓄不足以应对400美元的突发支出，如果有一个小的意外，比如失业、得病、车子坏了，或者意外，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比如拖欠房租，信用下降，失去住所或工作等等。
这些家庭在生活中要经常做艰难选择，比如要牺牲必需品，要跳过医疗检查、要吃廉价且不健康的食物、车子坏了没钱修，让孩子辍学打工等等。另外，个人生活安排的影响最大，比如毒品、酒精、妊娠等。
ALICE都在艰难维持生活，维持健康、教育、住房的稳定。这些人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但却最容易受到经济波动影响。在疫情之后，美国高通胀，房价上涨，使得这些家庭面临很大的困难，也就是所谓的“one emergency away from poverty”（离贫困只差一个紧急事件）。
所以从财务风险角度看，这部分人口确实比较接近“斩杀”的概念——生活有点像走钢丝，必须在每个环节都要把它经营好。
为什么我们要讨论ALICE阈值？因为所有关于“斩杀线”的讨论都希望给自己提供一点理论依据和支撑，所以人们发现了ALICE阈值，并对它进行附会，似乎就把讨论变成了一个对美国公共政策、社会制度和底层政治经济制度的讨论——这只是为了让讨论看上去更专业，但实际上人们并不真的关心这些美国中产的生活境遇。
而ALICE穿透来看并不是什么新的概念，它只是用财务指标把“工作贫穷”（working poor）给量化了。工作贫穷从来就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所有经济体都有。
举例，日本很多年前就已经普及“ワーキングプア”这个概念，有大量的著作和纪录片探讨此现象，我在二十年前就看过NHK的纪录片，记录工作贫穷的人起早贪黑打几份工，中午就吃一个很小一碗的泡面。它不是一个新现象，而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老现象。
再比如香港，也长期存在一个庞大的“工作贫穷”人群，在高昂物价下艰难维持生活。工作贫穷的最大问题在于相关人群基本都是有工作有收入的，不存在基本都温饱和庇护问题，因此反而容易被忽略，成为社会保障与福利覆盖的盲点。
对于许多个体而言，遇到重病医疗债务、失业或意外事故，确实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财务破产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这也是为了设计ALICE阈值的原因，起到一个警示作用。
那现在我们讨论一下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一部分人群“离贫困只差一个紧急事件”，这个问题是不是在不同社会普遍存在？
我们可以具体定义一下，就是在不考虑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因为一个突发事件（例如大病）就陷入财务困境乃至贫困——毫无疑问，答案是肯定的。每个社会都有类似ALICE的人群。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个伪问题，因为除了少数非常富裕的人群外，任何其他家庭都可能面临这样的风险，一切只取决于意外的严重程度。
你的储蓄可能可以解决涉及1万元的意外，但不能解决涉及10万元的意外，或者不能解决涉及100万元的意外。所谓“一步之遥”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因为意外导致陷入贫困实际上既是一个“概率”问题，也是一个财务规划和管理的问题。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有通过财务规划去防止意外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需求，才有了一个金融行业——这个行业叫作保险。
所以，探讨意外出现的概率是没有的意义。你没有必要去假设30%的美国人口（或者其他任何一国的人口）遭遇车祸、大病、天灾或者其他意外的概率。一切的核心都在于预防。所以：
第二，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紧急事件。意外是概率性问题，是相对问题，永远有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其实是一种结构性问题。对于个人来说，如何应对才是真问题。那么无非几种应对方式：
1）个人层面的应对。包括理性的财务规划（例如购买必要的保险），包括量力而为的支出（不要吸毒，不要酗酒，不要冲动消费，不要接待消费，一定要储蓄）
2）家庭/家族层面的应对。一人有难，能不能多方相助。你的家庭、族人、朋友及更广泛的社群能不能给你提供援手，帮助你渡过难关。
3）政府层面的应对：政府能不能提供兜底的社会保障，最低限度，也应当满足你的温饱及基本庇护需求，让你饿不死
4）社会层面的应对。包括社区、公益组织、宗教组织，社会捐赠等。
一方面，中国对“斩杀线”聚焦个案的，如果“以点带面”就会出现问题，把个案看成系统，而否定美国社会存在的救助机制（从家庭、社区到政府提供的帮助）。这里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存在巨大的不同，这个不同还不只是制度的不同，而是族群文化与价值观的不同。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先看看第三条“线”——流浪汉线。
3. 三条线之三：流浪汉线——真正的“斩杀”在此
第三条线：几千到1万美元——“无家可归”者。
中文的“斩杀线”部分在讨论中产阶级财务脆弱性，但很大一部分是聚焦在无家可归者。
再强调一下：
部分文章援引的美国近期关于14万美元收入的可负担性讨论和“斩杀”根本无关；
很多文章援引的美国关于ALICE阈值的讨论也属于附会，只是为了增加专业性。
很多人的兴趣点和聚焦实际上是无家可归者（流浪汉）。
数据上看，美国的无家可归者大概七、八十万，这部分人群占美国人口0.2%。对应的，60-70%的人口在14万美元线以下；40%的人口在ALICE阈值以下；10%的人口在贫困线以下。而无家可归者占人口的0.2%，所以是最小的一个群体。
这部分人群的收入为几千美元到1万美元不等。（个人贫困线1.5万美元；四口之家为3.1万美元）。
没错，你一旦流落街头，可能就只有3-5年的预期寿命了。
问题在于，通常而言你不会因为温饱和庇护而死，而是因为嗑药而死，包括因为嗑药引发的问题，包括病重，包括意外，包括暴力犯罪。
而嗑药是你流落街头的原因之一。它不是结果，而是原因。
五、是社会问题，还是个人责任？——以亚裔为例
这就到了本文最根本的问题，到底是社会的错，还是个人的错？
正确的回答是，都有责任。比如说：
——因为政府监管缺失，大型药企无序扩张，并且让所有医生大规模推销止疼药，使得美国陷入了阿片类药物危机及芬太尼危机，导致很多人因为吸毒家庭破裂，最终流离失所死在街头。这是政府的问题。
——特朗普政府第一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会告诉你说，这是因为大企业和大资本把产业转移外包到海外，导致制造业凋零，人们没有了工作，社区崩坏，陷入抑郁，结果伴随而来的是吸毒问题。（顺便抨击一下中国）。
还有文化类的责任。个人不能为自己的家庭观、价值观负责，因为它生在了这样的一个组群里。你生在一个稳定的华裔家庭，和生在一个阿帕拉契亚的白屌丝家庭，发现从小你的母亲就带着你改嫁和迁移，你全家都在吸毒和酗酒（JD·万斯）。这种生活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政府有政府的问题，但是个人层面的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
原来我看过美国一本书，讲验尸官的，对无家可归者收尸，包括在家里嗑药死掉的人。第一件事是先找死者的近亲属，next of kin。你发现一个基本事实是，很多人联系不上亲属。他们没有任何的家人。是真的没有家人么？不是。是他们已经和家人不再联系。父母不管他们，兄弟姐妹不管他们，子女不管他们。大家族就更没有联系了。他们是社会上孤立、隔绝的人。这个情况在美国可是绝对不罕见。
如果你在中国街头看到一个流浪汉的话，你第一反应可能是，他们的家人去哪里了？怎么没人管他？
接着我们看看美国的无家可归者。美国70万无家可归者，三分之一黑人，三分之一拉丁裔，三分之一白人，但是基本没有亚裔。亚裔包括东亚人，也包括南亚人。他们占美国总人口的6-7%，但无家可归者非常少，少到统计不上来。
东亚人的家庭平均收入超过美国所有族群（平均8万美元以上）。
（美国整体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中位数为79,000美元，而黑人家庭为70,000美元；拉丁裔或西班牙裔家庭为73,000美元；美洲原住民家庭为75,000美元；白人家庭为81,000美元；亚裔美国人家庭为81,200美元。布鲁金斯学会文章《中产阶级承受力困境席卷美国全境》。https://t.zsxq.com/E3LzO）
那么为什么亚裔不会变成无家可归者？很简单——
他们在财务规划上更加审慎，更加注意储蓄；
他们学习更努力，取得学位高于其他族群；
他们工作更努力，给自己规划一个更加稳定的工作和职业轨道，失业占比更低；
他们更少陷入酗酒；
他们更少陷入毒品问题；
他们更少从事暴力犯罪；
他们更少未婚先孕、早孕，让自己陷入不稳定的多段婚姻；
他们和父母的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支持；
他们和大家庭、大家族的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支持；
他们和社区的关系更加紧密，彼此支持。并且他们可能从属于某个支持群体或组织。。
这就是问题的根源。这些东西和特定的族群有关。美国本来就是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他们认为，一个人首先要对自己负责。对你的吸毒负责，你对犯罪负责。对你的婚姻失败负责。这是你的责任，不是社会的责任。
而不同族群文化大相径庭。
JD·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里面写道，他们是爱尔兰天主教徒蓝领的后代，与一家人从阿帕拉契山脉迁移到俄亥俄州。这里主要是德国裔、荷兰裔产业工人，包括少数的WASP（白人盎鲁萨克逊新教徒）。俄亥俄州的白人对爱尔兰的作风、做派和文化感到震惊，认为他们都不能算作白人。没错，一百多年前，爱尔兰人、意大利人都不算白人。
这就是族群之间的差异。
也由于族群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异，不同族群的文化和行为完全不同，所以相对于中国，美国人更倾向于把问题归因到个人，而不是简单归因到社会。
确实，社会里存在大量的问题人群，但也有表现很好的人群——比如亚裔。大家应该向亚裔学习呀。
六、美国人：不同的物种？哪个“美国人”？
中国人容易忽略美国的这种文化特殊性。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说是闻所未闻的。
毒品问题。大规模的吸毒、社会化的吸毒。而且是白人中产阶级吸毒，即便是社会顶层也很普遍。
特朗普的密友、中东特使、纽约开发商斯蒂夫·威特科夫，大儿子在21岁时吸毒而死；拜登的二儿子，亨特·拜登，常年吸毒。
两周前知名电影制片人和演员Rob Reiner夫妇在自己家中被常年吸毒的儿子用刀刺死。这些在美国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特朗普当年来问中国，问我们的情况，“你们没有毒品问题么”？在听说没有后，他感到非常的震惊。
这就是文化冲击。那我们告诉你，在中文，这些东西都是毒品。在英文，没有“毒品”的对应概念。只有drug（药品，和药店的药一样）、substance（物质）、dope（剂量），或者narcotic(精神品)。他们对广义的“毒品”实际上有一个社会化的接受。
这是建立在把各种精神问题都疾病化、用精神药品应对的基础上的。而毒品才是导致财务困境、意外死亡、流浪汉死亡的最重要因素
“无家可归”本身。“无家可归”是美国的一个社会现象，它不仅仅是经济现象，也不仅仅是社会管理问题，而是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因为这些人被自己的家庭、家族和社区抛弃。
少女未婚先孕。很多年前，我在英国地铁上看免费报纸，就提到现在的青少年未婚先孕的严重问题。这就是14-16岁的女性未婚先孕。未婚先孕，且还把孩子生出来，放弃学业，永久影响工作。这是让你进入贫困的最“安全”办法。这种情况在英美国家都是社会问题，中国人闻所未闻
Runaway kids（离家出走子女）。我们看国外电视和纪录片，经常会看到一个说法是谁谁谁从家里。在美国80%离家出走都是白人。亚裔几乎闻所未闻——这是因为他们从小生活在一个和父母联系紧密的家庭文化里。如果你觉得流浪汉没有家人照顾很奇怪，那是因为他们父母和子女关系如此。
高度发达的机构养老。白人老年人很多独自居住，或者住在机构化的养老院里，而不是和子女在一起（例如在同一个社区），子女探访但不日常照顾，社会把这个看成是正常选择，而不是“不孝”。
中国人则会震惊“怎么把父母送去养老院”。这其实也是美国白人的文化（实际上我们的近邻日本也有类似的文化现象），父母和子女关系相对疏远。
离婚率非常高。离婚率40-50%，许多人多次结婚，带孩子重组家庭。对离婚的社会接受度高，不会视为耻辱。但实际上离婚会带来严重的财务问题，因为离婚都需要对资产、财产和现金流进行重新分配，特别涉及在有子女的情况下。日本之前有一个研究就是讲老年贫困问题的，中老年离婚是导致贫困的最重要原因。
性虐待或侵犯。这是美国非常常见的社会问题。主要也是在白人家庭，大多情况也不是亲生父母对自己的子女施暴，而是继父继母，因为离婚率非常高，家庭经常重组，这种情况就很普遍。
青少年性早熟和开放。你要设想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没有任何的网络管制，孩子从小就可以上网看各种东西，包括各种成人内容。
枪击，美国宪法保护持枪权，许多家庭都有枪，校园或公共场所不时就有枪击事件。拥枪者也很容易自杀。死于非命是很“正常”的事情。
畸形的消费文化。很多美国人不仅是月光族，而且因为对经济预期悲观，反而会加速非理性消费，例如既然买房无望，那就把钱都花掉得了；既然收入这么低，那第一个月领到支票就把钱全花光得了，至少让自己开心一下。还有就是大量依赖消费金融，即先买再付（BNPL）。大企业和大资本无序扩张，在把美国人变成消费动物上也功不可没。
从这个角度看，美国有40%家庭连应付400美元紧急支出的即时可用应急储蓄都没有就很正常了：他们从来不存钱，活在当下。对于这些人来说，就算没有就业，对前景看空，他们也照样消费，而且消费得更激进。这些在中国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
但你如果拆开看美国不同的族群，就会发现，整个问题在美国的亚裔里基本不存在，或者说不成为问题。以家庭能不能满足400美元紧急支出这个问题为例。90%的亚裔家庭可以满足。有80%的黑人家庭无法满足，这不是财务问题，而是文化问题。
人格障碍问题。还有一条，我没有任何证据，纯粹只是表示怀疑。我认为他们的人确实精神障碍比较多。这个不是把精神病、心理病过度疾病化、医疗化的结果。而是在考虑到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sity），对不同性格人群表示尊重的前提下，我怀疑他们有各种人格问题的人就更多。不仅包括性向，而且包括恋童；包括精神病态（psychopath），包括谱系和ADHD，包括双向选择、精神分裂，确实特别多。
这些东西大多有遗传因素。如果他们和精神/人格障碍产业化、疾病化、药物治疗化（背后有医药企业资本无序扩张）的话，就会导致整个人口里相当多比例的人精神出问题。现在为这个趋势做贡献的是ADHD。
七、一点小结
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结了。
第一，实际问题比你看到的问题要更复杂。不能光看表面，还是要看实质；
第二，许多问题确实也是过去几十年出现的，包括美国的去工业化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毒品问题等，不是老事物，而是新事物。这些因素也催生了特朗普和全球民粹右翼问题。你纵观全球发达经济体，会发现这样的问题普遍存在；
第三，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导向的社会，倾向于认为个人要对自己负责。所以个别失败不代表全体失败。个别失败甚至不会引发其他人的怜悯；
第四，美国是一个族群构成极度复杂的社会，可以涵盖人类社会里几乎每个样本，差异性远超中国，甚至超出中国人的理解。因此要看到，不同族群之间可以有极大的差异，千万不能一概而论。
即使在美国国内，跨族群之间也会感到文化冲击：华人家庭可能对白人家庭吸毒感到惊恐；对黑人家庭子女不学习，在街头混，家里没有任何财务规划也感到惊恐。
第五，也是出于这种原因，使得在这个个人主义的、族群差异极大的社会里推动大规模的社会保障和兜底比较难。设想一下，你是一个在美国兢兢业业的华人家庭，你为什么要交这么高的税去补贴那些你认为游手好闲的黑人。你觉得你们根本不仅不应该属于一个国家，而且不属于一个星球。在族群和文化的隔阂下，美国劳动人民永远无法联合起来，就是这个道理
第六，所以当你在分析个案时，非常容易以偏概全，犯“扩大化”的错误。你认为你看到了带有共性的社会问题，其实看到的是美国社会内部的子群体的问题，而在一个群体里出现的问题（例如某个南部州白人家庭），未必在另一个群体里出现（例如某个华裔或印度裔家庭）。结果，你以为你在讨论“美国”，其实你是指某个特定的人群。
前面讲了，如果我们不去做田野研究，不去阅读大量已经做出来的专业文献和报道的话，是没有办法探讨这个话题的。
由此更进一步的，我们发现美国社会非常的复杂和异质，使得我们在不考虑族群和文化的基础上，更加无法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要看到我们在认知上的局限性：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
因此，这个一会儿探讨Green的14万美元线，一会儿附会ALICE阈值，一会儿讨论“流浪汉”的所谓“斩杀线”讨论，这当然不是一个社会学讨论，而只是一种猎奇，一种看热闹，因此自然也不需要那么的严肃和严谨。如果较真，你就错了。
八、美国“斩杀线”为何在中国成为热度话题：触动了哪根神经
这就到了我们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斩杀线”在国内病毒传播？为什么大家会突然关心这个问题。它到底触动了人们的哪根神经？
其实，无非是以下几种情绪。
“病毒”传播的基础：“斩杀线”的说法很形象很生动，颇能抓住人们的想象，形成记忆点。未来，这个游戏术语可能由此进入公众话语，往后不仅被用来描述美国，而且会引用到其他领域。例如，职场里面的“斩杀线”。
发自内心的好奇：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大比例的人口可以在这样的状态下生活。他们的境遇是什么样的，他们面临什么样的选择。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兜底。为什么不出来反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不少人会认为美国人确实和中国人不一样。
猎奇与“看热闹”心态。人们并不真的关心美国的情况，但认为这个题材仍然很有趣，本着看热闹的心态进行关注，而且可能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心态
对美国的祛魅。这些年来，伴随中国的崛起，民众一直在看到美国的相对衰落，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还是伦理。“斩杀线”讨论只是给这个大趋势做了一点添砖加瓦。
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说，讽刺在于，美国一直标榜自由和人权，但到最后，三四成的民众连满足几百美元应急之需的存款都没有，生活处在破产边缘。这是对美国的一个巨大祛魅。也是对自由派与公知描绘出来的美国的一种幻灭。
共鸣部分：中国工薪阶层同样担心财务脆弱性、财务安全、社会的兜底保障问题，担心个人和家庭因为突如其来的意外陷入贫困，并因为这些问题感到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焦虑。
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又是有共鸣，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批判 + 庆幸。中国人对部分美国人的这种生活状况表示震惊，对这种社会状态持批判态度，庆幸自己活在中国，同时希望中国在未来不要伴随发展出现同样的问题
阴谋论：“斩杀线”的一个要素是认为这是美国对社会底层的淘汰机制、出清机制，把人们长年以来对原教旨的市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想象给具象化了。一些人相信并接受这样的叙事。
这就是这套说法在国内得到“病毒性”传播的原因——一些从来不关注美国的人也觉得这个话题很有趣，因为它可以带给人们话题、谈资、趣味，娱乐价值、情绪价值、制度比较的素材。
九、2025年：中国对美国的祛魅之年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强调一下2025年这个时点的重要性了，即，这个事只可能发生在2025年末，不会发生在更早。为什么？因为2025年是中美两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转折性的一年。
中国打赢了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对美国形成了强有力的经济震慑，并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实力；美国对中国评估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去年十二月初新发布的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承认中国是实力相当的对手，不再追求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打压，而是寻求和中国建立经济互利关系，并务实地回撤到本土搞经济。
回想1979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刚开始搞改革开放时，人们发现，帝国主义似乎空前富庶与繁荣，美国人民并不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而是全方位的遥遥领先。相比之下，中国则远远落后。
苏联解体后，这种想法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许多人认为美国在大国竞争中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并且这种胜利是制度优势带来的结果。中国只能奋起直追，迎头赶上，并虚心向美国学习。在1980年代、1990年代把美国看作人类“灯塔”、“山巅之城”的人们是绝对不敢相信几十年后美国会蜕变成今天的样子的。
确实，美国大规模地去工业化、离岸化及金融化，就是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发生的（大概和中国加入世贸同期）。大约在同一时期，美国开始爆发止疼片即阿片类药物危机。中间经历了一次恐怖袭击，两次战争（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一次重大金融危机，经过二十年时间，经济脱实向虚，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经济基础和社会机理遭到破坏。这才有了民粹运动，才有了特朗普现象。
但就在这些研究美国经济社会问题的书籍（例如《乡下人的哀歌》、《扫地出门》）在2017、2018年陆续引入中国的时候，也还很难引起国人的关注，因为2018年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动第一次贸易战的时候。中国人感受到了被美国“卡脖子”和经济、科技、金融打压遏制带来的巨大的压力。因此，2018年的国人绝对没有“心情”关注美国的“斩杀”，也不会轻易相信这样的说法。
2020年的新冠疫情对国人对美国的一个极大祛魅。人们看到美国防疫全面拉胯，人们自私与反智，将弱势群体和老人置于不顾，导致上百万人在短时间内死亡。
美国不去正面防疫，而是依靠激进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当年被“美吹”（包括专家、财经人士、经济学家、公知等）奉为圭臬，结果导致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及物价问题，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本已十分严重的民生问题，直接把拜登和哈里斯送出了白宫，让特朗普和MAGA高调归来，并拿到了全面改造美国的政治授权。
然后就到了2025年的贸易战。如果说苏联解体是二战以来最大的国际地缘政治事件，那么中国在贸易战上成功反制美国可以说是二战以来最大的国际地缘经济事件——它不仅倒逼特朗普政府重置对华战略，而且加速了美国由单极霸主退位，加速让世界进入多极秩序。这个历史意义如果在今天还看不清楚，则在往后几年可以看得更清楚。人们终将认识到，2025年是改写国际秩序、历史分水岭的一年。
1980-1990年代的中国舆论，可以说是对美国的崇拜。
2016-2018年，特朗普上台以及中美首轮贸易战开打之时，美国已然衰败，但中国还在应对贸易战，妄自菲薄的人不在少数；民众没有准备好“接受”美国的衰落，也“胃口”消受美国的衰落。
但到了2025年末，时代背景已经完全不同。中国民众相信美国的衰落，认定美国的衰落，也看到了美国的衰落，对美国的“祛魅”及批判性审视已经成为更加主流的叙事，并获得了越来越广泛人群的接受。当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中重置对中国的关系时，中国民众也在重置对美国的认知。
因此，当“斩杀线”这样的说法出现时，人们最初会有些吃惊，但可能很快就认为这并不奇怪，甚至有些“理所当然”——这就是美国，美国就是这样。
在今天的中国，人们仍然会对美国的科技领先、金融领先以及马斯克这样技术与创业奇才的情怀所吸引，是为中国竞争与追赶的动力，但美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在国人心中不说完全幻灭，也是完全祛魅。中国能够越来越能够客观地看待美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习美国的成功经验，避免美国的错误经验，走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并最终超越美国。
源自：tuzhuxi
压岁红包的真正意义：表面给出去的是钱，但其实是真挚的祝福。
别让亲情变了味。
比拼谁的红包更大，不如比拼谁的红包更有意义，毕竟塞再多的钱都能花，但送给孩子的知识与文化却可以绵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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