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高月小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正是笔墨生辉时。临帖之路，如循古时游踪，亦如启今日新章——不必更衣焚香，只需一纸清墨、一方静案，乘兴追摩前人笔端意境，模仿点画之间，似乎与书帖一问一答，旧岁笔意渐融，新境悄然滋生。

　　从双钩到对临，从背临到意临，再到集大成者合临，旧帖如老根发新枝，春云自毫端升腾，字里行间渐生暖意与生机。恰如春风化雨，既解学书之渴，更润新年之怀，在古意中写下属于自己的第一缕晨光。

唐怀素《千字文》明宋克诗札墨拓本局部

宋黄庭坚《临怀素草书千字文》局部

　　古代大书家流传下的每一片手札尺牍均被视为珍宝，能有机会临真迹当然是每一位学书人的梦想，而真迹往往藏而宝之，仅偶尔与志同道合之友共同欣赏。想象一下在古人的聚会雅集上，延展开前人所书的墨迹，仿佛打开了一条时光隧道，顺着纸上的线条穿越到了不同的时空，看着作书人如何濡墨掭笔，如何下笔发力，如何点按提顿，如何转笔旋腕……短暂的欣赏过程，犹如一场无声的大师课，没有口传手授，却已结合读帖者的书写经验，在大脑中拼命留下痕迹，以便日后在心中凭借闪现的记忆背临原作。

　　黄庭坚在《山谷自论》中记录了一段临帖的故事，“绍圣中，谪居涪陵，始见怀素《自叙》于石扬休家。因借之以归，摹临累日，几废寝食。自此顿悟草法，下笔飞动，与元祐前所书大异。”借来真迹，连续数日废寝忘食地临摹，从此“顿悟”了草书笔法，草书面貌一新，在其所在的时代堪称独步。他的心得是“用心不杂”——“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惟用心不杂，乃是入神要路。”从他晚年的《诸上座帖》可见风雨飒飒、枯藤穿云的痛快淋漓。借来临写的真迹马上就要归还，必须抓紧时间，他到底临摹了多少遍并未记录，不过书圣王羲之曾传心得于后人，说临帖至少要临五遍，见于《笔势论十二章并序》：“一遍正脚手，二遍少得形势，三遍微微似本，四遍加其遒润，五遍兼加抽拔。”在通临真迹的过程中，从执笔到下笔，琢磨点画的形状、起笔收笔的位置，从字形到笔法，追求结体的形似加上笔法的质感，最后取其精髓，循序渐进地接近又抽离原作。当然并不是练五遍就能达到，临帖百遍也不为过。他补充道“如其生涩，不可便休，两行三行，创临惟需滑健，不得计其遍数也。”所以“五遍”是一个虚指，只要“生涩”就不能废停，需要更多次地临写。

　　如今我们获取原帖影印本的渠道诸多，学书范本尽撷珍宝，想要临写任何作品都如探囊取物。然而，想要学有所成，所经道路还是千年不易，离不开临摹的过程。临摹本身就是两层含义，一是临，二是摹。单就这二字来说，“临”追求的是笔意，“摹”追求的是点画和结构。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神龙本就是双钩摹本，真迹早已不存在了，但仍然被当今学书人视若圭臬。据《快雪堂帖》董其昌题跋褚遂良临《兰亭序》可知，冯承素受命摹《兰亭序》多本送与王公大臣，“已有肥瘦同中之异”。毕竟究其细节，摹本并不是印刷品。我们如今看到的诸多书家临写的《兰亭序》，如虞世南、褚遂良等，都是以自身书风再现《兰亭》，而并非刻板地复制。

　　临帖是学书的过程，也是一种情趣。溥儒写有一联，“鸡足观书挑夜雨，鹤头临帖写春云”，在金泥地靛蓝花框粉色团花宣纸上，楷书笔力遒劲，显得谨慎而恭敬。联中“观书”即是读帖，夜雨淅淅沥沥，作者在研究帖中笔画的形态，有的似“鸡足”，有的似“鹤头”，似乎忘记时间、超然物外，在临帖中写出变化莫测，写出春日生机。

王羲之《十七帖》三井本局部《讲堂帖》

宋苏轼临王羲之《讲堂帖》垂裕阁法帖局部

　　“学书必先摹仿”

　　与古为徒

　　纵观历代书法论著，都十分强调临帖的重要性。康有为说：学书必先摹仿，不得古人形质，无以得其性情也。董其昌言：学书不从临古人，必堕魔道。要是点画和结构都学不像，那么练字就师出无名，无法登堂入室。

　　然而临摹者书法造诣不甚相同，临摹方法也不同。初学书往往走“精研”路线，追求与原帖一模一样，甚至点画形状、笔画粗细、笔画间距都用上了测量工具，达到以笔复制的效果，对临效果堪比双钩，的确称奇。而在纠缠与原帖笔画“不一样”的任何犹豫，都可能造成用笔上的涩滞，反而破坏了气韵的连贯性，这是适得其反的，并不可取。成熟的书家临帖，往往要经历长时间的观帖、读帖，久而久之心中有帖，观之入神，学而思，思而学，下笔才能随人意。“初学书类乎本，缓笔定其行势，忙则失其规矩。”到行笔时，一定要慢，一旦结字和运笔还没琢磨好就下笔，那就很难理会其法度。

　　我们熟知唐代欧虞褚薛颜柳、宋代苏黄米蔡等大家书风各异，也都经历了模仿古帖的历程。早年也都学“二王”，又博采众长。而历代大家各成一体之后，书风又被后世临摹。如今很少看到不像“苏体”的苏东坡作品，在《淳化阁帖》中苏东坡临写的《知有帖》（又名《讲堂帖》）一望而知其源头，王羲之书风跃然纸上。临帖结尾东坡写道：此右军书，东坡临之点画未必比似，然颇是逸少风气。

明王铎临王羲之《差凉帖》释文：王羲之。差凉君可不？今日实顾不？迟面，力知问。王羲之 己丑冬月王铎

宋拓《唐怀素法帖·藏真帖》局部

　　“复古以开新”

　　遗貌取神

　　临帖的核心是“师古不泥古”，临摹是第一位，要写得“像”。赵孟頫一生临王羲之《十七帖》数百遍，颜真卿、柳公权的诸多名帖也都能达到背临的程度，可谓烂熟于心。他在大德六年临《黄庭经》长卷后又跋一文，提出“肆”与“谨”的概念，“临帖之法，欲肆不得肆，欲谨不得谨，然与其肆也，宁谨，非善书者莫能知也。”“肆”指的是恣肆，比较放得开一些，“谨”应该是谨慎，注重法度之意，越是书法写得好的人，越知道注重法度的重要性。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在自叙学书历程时说：“余十七岁时，初学颜鲁公《多宝塔》，稍去而之钟、王，得其皮耳。更二十余年，学宋人，乃得其解处”，二十多年学书经历，先学唐人，又学魏晋，之后学宋人，好像才开窍，仍觉得书海浩渺，“今将二十七年，犹作随波逐浪书家。”他的临帖经历很有代表性，临帖不拘泥于一家一派。他的《书论》中提到“合”和“离”，与赵孟頫所述“谨”和“肆”异曲同工。所谓的“合”即形似，“离”即神似，从形似提升到神似，掌握名家法度性情精髓，最终脱离原帖，表现出自己的风格。所谓“临摹最易，神气难传”，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学书能够成功秘诀就在于“变”，“守法不变，即为书家奴耳”，写得与原帖最像的才是最俗的。去貌取神、拆骨还肉，唯有“变”，才能“新”。

　　做到写得像，仅是了临帖的入门水平。虽“用笔千古不易”，结字却跟随时代的审美也亦步亦趋，从帖中取古法，师法晋唐，融会诸家特点，“复古以开新”才是临帖的目的。在赵孟頫《胆巴碑》中，即可见王羲之的畅婉中和，又可见李北海的庄重沉着，从而使得赵体楷书面貌一新，具有独特的辨识度。而董其昌书风的婉丽灵秀、清新遒逸更是承古开新的最佳例证。

明董其昌临英光楼帖局部《怀素帖》

唐李隆基《鹡鸰颂》“停雪”二字

宋米芾临唐玄宗《鹡鸰颂》“停雪”二字

　　“自出一家始逼真”

　　食古而化

　　古人有言：随人学人成旧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在饱览前贤书作、融合多种笔法之后，从学帖过程中抽离出自己撷取的特点，消化吸收，以自己的想法幻化成独具一格的书风，才是临帖学书的最终境界。唐玄宗李隆基唯一一幅传世的书法长卷《鹡鸰颂》被宋徽宗视作珍宝，不仅仅是因为李隆基书法精妙，还因为他在开创开元盛世之外，还是一个集书法、诗歌、绘画、音律才华于一体的天子，真正受到赵佶的顶礼膜拜。李唐皇室收藏的魏晋以来包括《兰亭序》在内的海量真迹，让李隆基遍临诸家，精研古法，其书法功底在此作品淋漓尽现，每一笔的起转收合、穿插倚让都促成其书风雄秀，有帝王气。李隆基不仅仅是重现“二王”，而是以王羲之书风为基础，带入了盛唐的以丰腴为美的风尚，笔画显得敦厚丰满，开创了自唐开始的丰丽多姿的面貌。书学博士米芾据说临写该帖上百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只是其中之一。此作中米芾的书风与李隆基迥然，并不讲求每一点画的再现，整体行气连贯，意在笔先，尺幅也不同，因此排布变化较大，行距稍密，以长竖画表现疏密变化，笔端更显自由，是宋代尚“意”书风的体现。在黔州悟出草书三昧的黄庭坚，临写怀素所书《千字文》多遍，相较原帖，也是更显流畅恣意，笔下飞蛇走虺、虎踞龙蟠，尽兴挥毫如痴如醉，已然是黄庭坚自身风格的独特表达。而把王羲之《差凉帖》写成条幅的王铎，点画纠缠连绵，用墨浓厚，更显气势磅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