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温泉逍遥，
令我心生烦恼；
我时刻将你留驻心头，
你为何还能四处乱跑。
1823年，歌德在德国旅游胜地马里恩巴德（Marienbader）温泉度假期间，写下了上述诗行。诗中令诗人“心生烦恼”的“你”是当地一名贵族少女乌尔莉克·封·莱韦措（Ulrike von Levetzow），她的母亲是歌德昔日的情人。根据德国当代作家马丁·瓦尔泽在《恋爱中的男人》一书中的描绘，年过七旬的歌德是在一次盛装舞会上发觉自己堕入了情网：年方十九岁的乌尔莉克和年迈的诗人仿佛心有灵犀，不约而同选择了《少年维特之烦恼》作为他们cosplay的蓝本——歌德扮演维特，少女扮演他的梦中情人绿蒂。歌德在沉浸式回忆之中翩翩起舞，“自从他们相识以来，他们从未感觉彼此是同龄人，现在他们成了同龄人……他们摆脱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完全进入了角色，变成了他们在舞会上的角色，变成了绿蒂和维特。”
梦幻般的激情稍纵即逝，留给诗人的唯有无尽的烦恼。正如歌德在《马里恩巴德哀歌》（Marienbader Elegie）中哀叹的那样，“忠实的旅伴，让我留在这地方吧……我已经失去一切，也失去了我自己，不久前我还是众神的宠儿……他们逼我去吻她那令人羡慕的嘴唇，然后又将我拉开——把我抛进深渊。”与年轻时候朝三暮四的风流韵事不同，歌德对待这次恋情态度极其严肃：为郑重其事，他甚至央求新近晋升为大公（Grand Duke）的魏玛公爵出面代为求婚。
求婚遭女方婉拒，歌德黯然离去。在返回魏玛的途中，诗人写下了德语文学中“最深沉、最奇妙”的《哀歌》——题辞出自歌德三十多年前的剧作《塔索》（Tasso）：“当一个人痛苦得难以言语时，神灵让我倾诉我的烦恼。”照传记作家茨威格的看法，该诗在歌德本人乃至德国抒情诗中独树一帜：“从此以后，在德国的诗歌中，再也没有人把情欲冲动的时刻描写得如此出色——如同歌德那样，把最亢奋的感情倾注进这样强有力的长诗中。”在诗中，诗人一面倾诉相思与别离之苦，一面向上苍祈求内心的和平与安宁：“你来自天庭，医治了所有的烦恼和痛苦，而对双重不幸的人，你给予双倍的慰藉！啊，我已厌倦人生，痛苦和快乐又怎能奈何？甜蜜的和平啊！来吧，快投入我的心窝！”像以往一样，歌德习惯于以一部小说或一首情诗来祭奠一段夭折的恋情——他本人将《哀歌》与随后的《致维特》（“又一次，你潸然泪下的影子/将你展现在日光之下”）以及献给波兰女钢琴家西马诺夫斯卡（Maria Szymanowska）的告别诗《和解》一同命名为《激情三部曲》，这三部作品也被文学史家推允为歌德晚年最成熟的诗作。
据乌尔莉克若干年后回忆，她本人并不排斥歌德的求婚，拒婚的是她的母亲——因为当时她们全家感受到来自魏玛宫廷和上流社会的巨大压力。1806年，歌德舍弃魏玛公国一众贵妇名媛，选择与平民出身的花店女工克里斯蒂娜结婚，无疑是对贵族群体的公然挑衅，由此也和整个上流社会结下了梁子。抓住这次机会，他们攻击歌德“为老不尊”“晚节不保”，嘲讽他“诱拐少女”“趣味低俗”，甚至谩骂他是“无耻的老色鬼”。当然，相比于上述谰言，更令歌德受伤的是来自亲友的误解和攻讦，比如席勒遗孀，以及绿蒂的原型——布夫夫人（Charlotte Buff）。
席勒夫人贵族出身，自视甚高。席勒去世后，她负责整理文稿，一心以捍卫亡夫文学声望为己任。席勒生前与歌德相与论文，朝夕相伴，其亲昵之状时常令她心生恼怒。席勒英年早逝，歌德痛心疾首，在日记中感叹“他带走我一半的生命”，并着手搜集整理二人往来书信。不久，歌德和席勒的《书信集》面世，对于提升席勒的名望不无助益，然而歌德的捷足先登，以及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优越感，令席勒夫人颇为郁闷。或许因为思念亡友心切，歌德设法取得席勒的头盖骨，放置在自家书桌上，与之日夜相对，时间长达一年。闻者无不为之惊悚动容——二十余年后，崇拜歌德的美国文学家爱默生曾半夜潜入康科德墓园，发覆亡妻棺椁，与之交相而眠。照传记作家的看法，此类骇人听闻的举动，“非用情至深之人，必不能为也”。但歌德的率性而为，显然并未考虑席勒夫人的感受。此际歌德绯闻闹得满城风雨，成为上流社会茶余饭后的谈资，席勒夫人更是乐得从中推波助澜。
与席勒夫人文人争胜的嫉妒心理不同，作为绿蒂原型的布夫夫人对温泉少女乌尔莉克的恶意纯粹出于女性嫉妒。夫人当年风华绝代，歌德情难自已，在家庭舞会上不免有逾矩失礼之处，结果被醋意大发的布夫先生当众驱逐——这一事件也是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的创作动因之一。时过境迁，在二人睽违半个世纪后，夫人携女至魏玛拜访早已功成名就的枢密大臣歌德。此前，夫人为其子谋求仕途，已屡次写信恳求老友援手，令歌德不胜其烦。此番她突然现身魏玛，在歌德看来，无非是想借机大出风头，“尝一尝名声的滋味”。根据托马斯·曼在《绿蒂在魏玛》一书中的描述，歌德对于初恋情人的到访态度极为冷淡：客套的寒暄、假意的奉承，以及敷衍的午宴，总之，正如他交待身边人所说：“我们要保持距离，不要给那些喜欢散布轰动新闻的人提供任何话柄。”对此布夫夫人心知肚明，不免感慨系之：“他（歌德）所有的谈话，如此平淡乏味、如此流于表面，以至于我可以断言，与其说是我在听他说话，不如说是我在自说自话——因为从他嘴里听不到发自他内心的任何东西。”
布夫夫人将她所受的冷遇归咎于老年歌德“移情别恋”，并由此而迁怒于诗人的“新欢”乌尔莉克：不仅嘲笑后者长相平平，更讥讽她卖弄风骚。殊不知，这是心机深沉的大诗人故意为之，以此回报当年社交场合当众蒙羞的一箭之仇。当然，文史学家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证——据说，歌德愠怒的真正原因是布夫夫人忤逆了他的“旨意”：在夫人的头生子出生后，歌德不能忘情，自告奋勇要求担任孩子的教父；更为过分的是，为了纪念他和夫人的这段恋情，他要求给孩子取名为沃尔夫冈（歌德本名）。这一荒唐建议被布夫夫妇断然拒绝（其长子日后取名为格奥尔格），由是歌德耿耿于怀，终身未得解脱。
返回魏玛的歌德陷入“维特式”的痛苦之中。他不明白，“一个人在青年时代就感到世界荒诞不经，那么，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他又如何能够再默默忍受四十余年？……我们眼看自己一天天衰老，但却无法知晓怎么会这样，为何会这样？”年迈的歌德不仅无法像常人一般安享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相反却终日为家庭琐事而烦恼。就本次求婚而言，歌德身处腹背受敌的困境，而最大的阻力，恰恰来自他的家庭：儿子奥古斯特和儿媳奥蒂丽。这门亲事当初由歌德一手操持，原本以为是珠联璧合，孰料如今却闹到府上鸡犬不宁的地步，他内心的苦闷和懊恼，可想而知。
奥古斯特时年三十三岁，奥蒂丽二十六岁——平心而论，此时倘若家中再添一名十九岁的继母，则令此二人情何以堪！果不其然，歌德求婚的消息传到魏玛之后，奥蒂丽“立刻变成了泼妇，她本来就是泼妇——只要条件适合，谁都可以成为泼妇”。奥蒂丽出身于德国北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资质平平，但热衷于附庸风雅。事实上，歌德看中的并非她的容貌或才情，而是她的贵族身份——歌德的妻子是小市民出身，这是他终身挥之不去的难言之隐。在乐观的歌德看来，如果能拥有一位贵族出身的儿媳，那么在他儿子身上可以实现“宫廷和城市的结合”，而这也必将为“家庭内部美好而和谐的关系”奠定基础。
但事与愿违。据传记作家交代，当初奥蒂丽之所以同意“下嫁”，与其说是爱上奥古斯特其人，毋宁说她更看重歌德的名望，以及克里斯蒂娜死后歌德府上第一主妇的家庭地位。婚后不久，奥蒂丽和奥古斯特在家中发生口角，随后愈演愈烈，整日吵得鸡犬不宁。作为家中长辈，歌德既无法直面，又无力制止，禁不住私下里伤心落泪，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孤独无助。以协助管理家务为名，奥蒂丽招来她的妹妹担任总管，她们的母亲紧随其后也搬来常驻。母女二人及其亲属占据了府上最好的客房，而拜访歌德的友人只能被安置在别院，明显带有喧宾夺主的意味。很快，不甘寂寞的奥蒂丽便将歌德府邸打造成一个社交中心：她要不在自家模仿宫廷舞会，要不外出“寻欢作乐，并且一直要玩到她感到精疲力竭为止……她永远使自己处于激动和紧张的状态之中”。
为了满足奥蒂丽的巨大花销，歌德不得不处处精打细算——在整理歌德遗稿时，《歌德谈话录》的作者爱克曼发现歌德晚年的家庭账册：大到购置地产，小到仆妇开支，一年收入几何，年终花落多少，他无不一一记录在案。原本出手阔绰的歌德现在变得小心翼翼，除了必需的科学实验器材，他不再购买和收藏绿宝石、铜版画之类的奢侈品和艺术品。他笔耕不辍，一面著述，一面翻译——翻译的内容包罗万象：从伏尔泰戏剧到东方抒情诗，以及斯塔尔夫人的政论文，因为在当时，颇具异国情调的译作，在市场大受欢迎，稿酬亦高于原创。由于写作需要相对安静的环境，当奥蒂丽在家中添酒回灯、大宴宾客之际，歌德往往只能独自退居别院，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言，“在这个信奉基督教的世界里，孤零零的只有我一个人。”
然而，歌德的退让和隐忍并未能阻止事态的恶化。听闻返程的歌德尚未完全放弃他的求婚计划，怒火中烧的奥蒂丽暗中收买魏玛的邮政官员，要求对方拦截歌德的往来情书，并向她报告书信内容。更为恶劣的是，她以遗产继承权受侵害为由，唆使奥古斯特与歌德正面硬刚，直接导致父子二人反目成仇。奥古斯特对父亲的恨意的确由来已久：由于顶着私生子的身份，他在教堂受洗时只能填写母姓（只是在歌德夫妇正式结婚后才被冠以父姓），并且在此后很长时间里由此而饱受屈辱。长大之后，强势的父亲几乎主宰了他全部的生活：从求学到工作再到娶妻生子。生活在父亲阴影之下，他郁郁寡欢，只能以另类的方式进行反抗。
在歌德安排下，奥古斯特起先担任宫廷侍从，后遭政敌排挤，被迫转任魏玛剧场经理——身为魏玛“艺术与科学委员会”主席的歌德由此成为他的顶头上司，而这恰恰是他最不愿面对的现实，因为所有人都会拿他和“青年维特”作比较——“不，宁肯让人们说歌德的儿子是个大傻瓜，但愿他们别说他硬要装成年轻歌德的样子！”作为一种心理防御策略，在公开场合，奥古斯特索性以卢梭笔下的“野蛮人”自居：他既不愿聆听别人纵论文学与艺术，更不愿对歌德作品发表任何意见（他私下坦承偏爱席勒）——因为他深知，只要自己一开口，便会授人以柄。由于内心极度苦闷，奥古斯特一开始试图通过酒精麻醉散愁，最终却沦为一名无可救药的酒徒。
拿破仑战争爆发后，魏玛加入反法同盟，公爵下令组建志愿军。奥古斯特踊跃报名，在他看来，即便征战沙场为国捐躯，也远胜于他在父亲压制下毕生碌碌无为。像无数热血青年一样，他渴望自由——正如他在诀别诗中所言，“我至死非常厌恶/没有独立行动的自由。一旦获得自由，我将勇敢地朝向死亡的深渊……我要摆脱一切羁绊，为了把美好的未来顾盼。”然而，他的这一理想并未能实现。歌德闻讯后，立刻致信公爵，请求将奥古斯特的名字从参军名册中划去。毒舌的席勒夫人对此评价道，老年歌德护子心切，情有可原，但是，“这样一来，便毁了他（奥古斯特）整个的人生，以及他全部的理想。他一定会为此抱恨终生。”——席勒夫人一语成谶：被剥夺自由的奥古斯特此后越发意气消沉，负气出走意大利，途中因酗酒过量病死于罗马。晚年歌德在丧妻十余年后又遭遇丧子之痛，其痛何极。
事实上，席勒夫人对歌德的指责，只说对了一半：他在致公爵的陈情表中声称自己年老体弱，“实在离不开奥古斯特”，明显是托辞——但背后的原因，则远非“护犊子”那般简单。众所周知，自1775年歌德应公爵之邀抵达魏玛，君臣相得，垂五十年。然而，自反法同盟战争爆发后，二人的立场产生了显著变化。一直以来，公爵的偶像是以文治武功著称的腓特烈大帝。通过维兰德和赫尔德，以及歌德和席勒等人数十年的不懈努力，魏玛已被成功打造为德国文化和艺术中心。然而公爵并不满足于此。1815年，公爵因“抗法有功”晋升大公后，他对领土的渴望与日俱增。他计划动用外交手段让魏玛王子迎娶俄国公主，如此一来，自恃有沙皇势力加持，他可以堂而皇之向邻国宣战。一时间，魏玛朝野上下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尚武好战取代此前的诗书礼乐成为一种时尚。用歌德本人的话说，“它（战争）像癣疥一样让我们所有的大臣感到奇痒难搔，同时却像噩梦一样使我感到无比厌倦。”而公爵的穷兵黩武和好大喜功，在歌德看来，正应验了那句格言：“伟人，实乃公众之不幸。”
歌德一向认为，战争是一种病，“它能使身体的全部力量都被利用来滋养某种异己的和违反本性的东西”。为此，歌德屡屡上书进谏，反对公爵的扩军与对外战争政策，同时建议魏玛公国加入拿破仑倡导建立的“莱茵邦联”（Rheinbund）——或许正是这一条建议，导致君臣二人分道扬镳，渐行渐远。当年拿破仑与普奥联军鏖战（即所谓“三皇会战”）之际，曾一度攻陷魏玛，公爵仓皇逃窜，视之为平生奇耻大辱。而尤更可气者，拿破仑在两军对垒的紧要关头，居然好整以暇，两度召见歌德，与之谈诗论艺——据歌德日后在自传《诗与真》中回忆：拿破仑皇帝亲口告诉他，《少年维特之烦恼》是他最喜爱的文学作品，迄今他已拜读过七次！就歌德而言，皇帝的垂青令他受宠若惊，然而在公爵看来，拿破仑对他本人的藐视和歌德对他的背叛一样“不可饶恕”。
歌德反战，尤其反对与法国开战。以他对西欧各民族文学和文化的了解，他坚信封闭落后的德意志难以与开放开明的法兰西相颉颃，正如他在魏玛剧院排演倡导宗教宽容的莱辛剧作《智者纳旦》（Nathan the Wise）时所说，“说句知心话，我并不仇恨法国人，尽管在德国摆脱了法国人统治时，我向上帝表示过衷心的感谢。对我来说，只有文明和野蛮之分才重要——法国人在世界上是最有文化教养的，我自己的文化教养大半要归功于法国人，对于这样一个民族我怎么恨得起来呢？”对于魏玛举国蔓延的爱国主义狂热，歌德认为它是德意志民族劣根性的表现：最终它不仅会激起其他民族的愤怒和仇恨，而且会将它自身蹈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对于煽动军国主义的民粹分子，歌德更是嗤之以鼻——“一般说来，民族仇恨有些奇怪。你会发现在文化水平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最为强烈。”因此，在歌德看来，唯有通过教化（Bildung）约束普通民众的人性之恶，才是社会走向和平进步的正确途径。这也是他毕生笔耕不辍的意义之所在。
1831年5月，求婚风波消退近十年之后，历经生活烦恼的歌德在日记中写道，“像我这样年过八十的人，几乎没有再活下去的权利了，每天不得不准备被死神叫去，不得不考虑在死前把家事安排停当。”两个月后，即1831年7月，《浮士德》第二部分竣工——这一文学史上罕觅其匹的浩大工程历时六十余年，与《荷马史诗》、但丁《神曲》以及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并称欧洲“四大名著”。歌德平生种种忍辱负重，百折不挠，如他本人所说，皆因他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发自灵魂深处的“无上命令”。
所谓“无上命令”，照康德道德学说，意指将个人愿望从“他律”转化为“自律”之“道德律令”，或“自我规定”——即歌德所谓“我是我自己的主人（I will be lord over myself）”。歌德早年信奉格言：“凡欲成就大业者，必须心无旁骛”，且终身持之不渝。以此观之，歌德的“无上命令”就是他视为平生最高志业的文学事业。诚如十九世纪德国文学史家、“歌德学”（“Goethe-Philologie”）创始人舍雷尔（WilhelmScherer）所言，市民出身的歌德固然不乏“庸人”的一面，然而，“当我接近晚年歌德的时候，我似乎获得了勇气，好像我站立在一位时间的巨人之前。一种崇敬的羞怯贯穿了我的全身，我觉得自己充满敬意、高山仰止”。
1832年，歌德在魏玛家中安然离世，他的临终遗言是，“打开百叶窗，让阳光进来。”半个多世纪后，他的绯闻女友乌尔莉克以九十五岁高龄病逝于波西米亚，终身未婚。
杨靖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