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呈明
不经意间,书桌上的台历翻得剩下没几张了。翻过去的厚厚一摞,就这样悄没声地堆在那儿。偶尔也会翻一下,查看随手记的零碎话,或者一些重要日程。过去的纸张可以随便翻看,过去的日子却不会重来。看着所剩无几的台历,忽然感到有些惶恐,年初太多的计划至今都没能实现,一如多半辈子的人生。
没搬到楼房里之前,老家的堂屋山墙上永远挂着一本日历牌,那是爹的宝贝。往往是离元旦还有半个多月,爹便乐呵呵地跑去村里唯一的代销点,去挑选他心心念念的日历牌了。日历摆了一柜台,他凑过去,就像打量着他的那些麦子、玉米、大豆,手指轻轻摩挲过一本本日历,拿起这本,又舍不得那本。终于选定了一本,他将其捧在手中,就好似把全家一整年的好日子捧在了手中,小心翼翼地往家走去。
回到家,他站在堂屋有些脱落墙皮的山墙前,踮着脚尖将日历挂好,然后往后倒退几步,感觉不好看,似乎歪了一点儿,又伸手扶了扶,直到瞅着顺眼了才满意地拍拍手作罢。日历的封面上,今年是慈眉善目的老寿星,明年是怀抱金鱼的胖娃娃,一律透着吉利和喜庆。说来也怪,就这么一本新日历,一挂上,立马就不一样了,那股子喜庆劲儿,跟刚掀开蒸笼似的,热乎气一下子就溢满了屋子。
每天临睡前,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便是撕日历。撕去即将成为过去的日子,迎来充满希望的新的一天。一周七天里有两张是彩色的,周六是绿色,周日是红色。周六、周日不上课,可以赖在床上睡懒觉,可以和小伙伴们疯两天。于是,每撕到这两张的时候,我总会捏着翻过来覆过去地看,总觉得不撕下来,这两天的快乐就会永远继续下去。
那时候家里一天三顿大多是煎饼、窝头就咸菜,只有过节过年的时候才能吃顿肉解解馋。于是,我便天天盼着过年。日历刚刚撕了不到一半,我就缠着爹问什么时候是年。爹笑着跟我说:“看,这本日历什么时候撕到最后一张,就到阳历年了。阳历年后再过30多天,就该过年了。”
听了爹的话,我便一次撕了十多张日历,心里还沾沾自喜:这下过得快了。照这样撕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过年了。这事被爹发现了,他没有揍我,而是耐心地开导我:“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你撕再多也不管用,该过年的时候自然就过年了。”
日子还是不紧不慢地过着,跟门前那条围子河似的,慢慢悠悠地淌着。那本崭新的日历,在烟熏火燎、鸡毛蒜皮的日子里渐渐变薄。几乎每一张都被爹粗糙的大手仔细摩挲过,不少日子都被他做了标记,有的用红笔画了不是很圆的圈,有的画了不规则的三角形,还有的画了五角星。这些标记,是属于爹一个人的密码,也只有他自己能解读这些标记的秘密。
“出九种土豆。”刚刚出了正月,天还是那样冷,爹已经开始规划种土豆的事了。他在春节前就早早地在九九的最后一天画上了醒目的圆圈。出了九的第二天,爹准时扛起那把陪伴他多年、手柄已被磨得光滑的铁锨,走向他倾注了无数心血的土地。虽然才刚刚立春,他早把棉袄甩在了田埂上,抡着铁锨翻着土地,每一下都带着对土地深深的敬意和对丰收炽热的渴望。
“芒种割麦子。”爹早早磨好了镰刀,刀刃磨得锃亮,太阳底下一晃,晃得人眼晕。他走进那片金黄里,麦秆儿没过膝盖,风一吹,麦浪裹着他,竟分不清哪是爹、哪是麦子。看不见爹割麦子,但他身后一捆捆麦个子已经码得整整齐齐。
“霜降刨芋头”“立冬拔萝卜”“小雪砍白菜”,这些节气都藏在那本厚厚的日历里。从老辈那里传下来的农事谚语,被爹变成了画在日历上的标记,然后又传给了我。
除了农事,爹的日历上还记录着家中那些家禽牲畜的琐碎。母羊什么时候生小羊,猪崽子是什么时候买的,他都用红铅笔在旁边画个圈儿,圈得大大的,生怕自己忘了。母羊临近生产的日子,父亲时刻盯着,生怕会有什么闪失。他提前为母羊准备好温暖柔软的干草窝,准备好充足、新鲜的食物,眼神里满是温柔,很难想象一个大老爷们儿竟然这么细心。当小羊羔全都平安落地,他一直紧绷的脸上终于露出了舒心的笑容。
我十八岁那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一,在南屯煤矿的装卸队干活,卸了好几个小时的货物。当我放下自行车,拖着沉重的双腿往堂屋走,刚迈过门槛,抬头一瞅,屋当间的八仙桌上,竟摆了满满一桌子鸡、鱼,还有我最爱吃的山药炖排骨。
“今天什么日子,弄得跟过年似的?”
“傻小子,今天是你生日啊!”娘指着山墙上的日历,农历八月二十一的地方,不知什么时候爹早就做好了醒目的标记。
爹去世后,每到临近元旦的时候,我都会买一本新日历。日历的空白处,有时我会写上一句话,那是看书或读报的所思所想。或者听到一句有意思的话,也会随手记在上面。渐渐地,就积累成了一本简易的日记。闲下来的时候,随手翻一翻,过去的一切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
又该换上新的日历了,可我总愿意将旧日历多留一天在桌上。日子总是要往前过的,可那些写进日历的人、记在心里的事,哪会随着纸页变薄而淡去?它们就像爹当年画在日历上的红圈儿,一圈儿一圈儿,把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牢牢地圈在了我心里。
(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邹城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