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白纸黑字他自己答应不交社保的，现在还要我们赔钱？”在勉县人民法院的调解室内，原告A公司的委托代理人老张拿着被告小红自愿出具的《关于自愿不参加社会保险的承诺书》，语气里满是不解。

这张承诺书，是老张所在公司的员工小红在2023年亲笔写下并签字按印的，上面清楚写着“自愿不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老张觉得，有了这个“护身符”，公司没给小红缴养老保险，合情合理。

可事情在2025年6月发生了变化。那时，公司经营遇到困难，给部分员工放了假，小红却给公司寄来一封快递——是一份《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理由是公司没依法缴社保，他要解除合同，还要经济补偿。

近7年的老员工，突然这么“将了一军”，老张想不通。“他自己签的字，自己也买了居民保险，我们怎么就没依法了？”

原来小红申请了劳动仲裁，劳动仲裁裁决原告A公司给小红支付经济补偿近三万元的经济补偿。原告A公司不服劳动仲裁，一纸诉状，把小红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A公司不用给小红支付经济补偿。

法庭上，承办法官耐心听完了老张的“委屈”。他没有急着反驳，而是先问了一个问题：“张总，您想想，要是每位员工都签个字就能不交社保，等他们老了、病了，没有养老金、看不起病，这个责任最终会落到谁身上？是他们自己，还是咱们社会？”

这句话，让老张愣了一下。

法官接着说：“为员工缴纳社保，就像给机器上润滑油，是国家法律给企业定的‘硬杠杠’，是为了保障劳动者长远的生活和安全，维护的是整个社会的稳定。劳动者一时做出的‘放弃’承诺，不仅损害了员工自身的合法权益，还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小红签的那份承诺书，从法律上讲，是无效的。所以，公司没缴养老保险，小红依法提出解除合同并要求补偿，是有依据的。”

道理讲清了，但案子没完。法官察觉到，老张所在的公司确实遇到了难关，职工放假，公司停产停业，资金紧张；而小红这边，年关将近，也希望事情能快点解决，拿到补偿。

“判，当然能判。但判了之后呢？公司现在停产停业，职工放假，生产陷入困难，公司如果一时拿不出钱，进入执行，对小红的补偿可能延迟，对公司也是压力。”于是休庭后，法官分别找到老张和小红。

法官跟老张算了一笔明白账：“如果判决生效后公司不能及时履行，不仅要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还可能影响企业的信用记录。这些后续成本，都是实实在在的。”接着，法官找到小红，诚恳地分析道：“你当初主动出具承诺书，放弃参保机会，现在又以此为由解除合同，公司在情理上接受不了，你们双方确实存在一定的矛盾。你们各让一步，也能让事情有个了结。”

几次沟通下来，老张的态度逐渐转变：“法官，您分析得在理。小红当初写承诺书，我们管理上也有责任，没有及时纠正。该承担的责任，我们认。”小红也主动表示：“我理解公司现在不容易，愿意在补偿金额上做些让步。”

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调解：公司当天一次性向小红支付经济补偿金，并马上出具离职证明。

“法律有硬度，司法也要有温度。”承办法官在回顾这起案件时说，“我们的工作，不只是判定输赢，更要解开当事人心里的‘疙瘩’，在法律框架内，为双方找到一个既能明晰是非、又能实际解决问题的出口。这起案子，既给用人单位敲响了警钟——法定义务没有‘商量余地’，也通过调解，让劳动者权益及时兑现，让陷入困境的企业有了喘息之机，这或许就是‘如我在诉’想追求的效果。”（王彪 赵丽辉）

编辑：侯宜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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