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张中祥

今年第三次来复旦大学参加活动。这次是参加11月22日举办的“纪念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四十周年”和“中国经济理论创新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校长院长论坛”。

之前两次，一次是年初受国际金融系主任杨长江教授邀请在复旦大学南土国际金融工作坊第1期作了“创新、研究方向、资政与双一流建设：基于35年气候变化问题研究的点滴体会”的主旨报告。另一次是暑假前，受钱军院长、高华声副院长邀请，在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新落成的学院办公大楼作了“中欧电动汽车反补贴税与价格承诺之争和未来发展”的学术报告。

这次回复旦是我2018年以来第十次参加经济学科校长院长论坛，安排在校长院长论坛经济学服务国家战略分论坛发言。之前，连续7次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组织的“中国百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论坛”并在大会圆桌论坛发言（2018-2024）、一次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的“首届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前沿学术论坛”（2025）、一次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组织的复旦大学经济学科百年华诞庆典“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院长论坛”（2022）。

我是2012年因为孩子中文教育放弃经猎头公司负责全球招聘、经过总统府面试后获得担任位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首都某大型国际政府间机构的高级职务回国，全职受聘“复旦特聘教授”并兼任复旦大学公共经济学系系主任，在复旦经院工作了三年。在2005-2017期间，曾十一次受邀、9次参加复旦大学主办的《上海论坛》。

作为曾在复旦经院任职的教师，首先以个人名义并作为创院院长代表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热烈祝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恢复建院四十周年，祝贺复旦经院新办公大楼竣工并投入使用。经院新办公大楼在我当年在复旦经院工作时就开始谋划，很高兴在克服疫情和资金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与挑战后，终于竣工投入使用。

我在发言中提到，从美国全职回到复旦时，一再表示不承担有领导责任的工作，但时任复旦经院袁志刚院长和石磊书记，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后，还是给我安排了一个责任不大不小的系主任，与华民、黄亚钧、张军等其他系主任一道，为学院高质量的教学科研工作尽一份力。就是这个责任不大不小的系主任安排，使我零失误地融入复旦、融入国内经济学界、融入中国社会。

虽然出国前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回国前在美国国会建立与资助的唯一公共外交智库任职资深研究员，也时常回国调研，虽说比一直在大学工作的对社会的了解更全面深刻些，但毕竟在欧美工作20多年了，对国内社会，尤其是那些上不了桌面的东西，了解的不够，更没有切身体会了。贸然一开始就承担更大责任，就在对环境不适应、情况不了解、缺乏领导力的情况下，犯下幼稚错误，冒犯了众体。当把情况搞清楚时，之前那些有意无意的失误造成的影响，已很难再有效开展工作了。

（与美国东西方中心同事、复旦经院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Petri教授合影）

这次论坛的主题聚焦经济学研究和服务国家战略。我还是坚持多次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组织的“中国百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论坛”强调的，经济学研究重要的是不断创新。经济学领域创新有两类。一类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的原始创新，只有这种创新，才能够真正意义上缩小中国与世界经济学研究前沿的距离。国内的权威期刊要发挥引领作用，要多发表这类文章。如果这类文章在国内没有发表的地方，那怎么把论文发表在祖国大地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不只是基于中国或实证的文章，更应包括有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创新和贡献的文章。另一类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更为坚实的学理支撑。

国内一直强调要以问题为主导向，研究主要侧重于后者。一般意义上的理论问题研究，也是最难的地方，国内非常非常欠缺，也缺乏重视。国内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实证研究，但建设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创新与经济学原创理论创新共同发展，需要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共同进步。只有在这两方面都有实质性的进步，才有助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

现在老师们基本上是从校门到校门，缺乏对社会的了解，对国家发展战略理解的不深，人文社科脱离实际比较严重。无论从教学还是科研角度讲，都应该更多的鼓励老师和学生走出去，做调研。但调研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现实问题，了解社会、企业和国家发展战略，开展更高水平的研究，而不是去追求所谓的资政报告和领导批示。

本来是高校中一部分适合从事的智库工作，却走向另一极端，一窝蜂盲目地去追求资政报告，追求领导批示。如果那些资政报告和批示有用的话，中国哪有现在这么多问题？

而且，有些政策建议看似合理，但需要总体改革和政策的调整，如果没有这些改革作为前提的话，那些点上的建议可能会造成更多面上的扭曲，反而对整个社会有不利的影响，这是资政建议需要重视的。

这种激励导向，会严重干扰老师们从事学术和研究，严重影响学生在求学期间培养大胆设想、大胆创新、大胆试错的素质，对培养高质量人才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既不利于学科的发展与创新和人才培养，也严重影响中国与世界科技强国的竞争，制约国家长期健康发展。

本人曾受邀在国家部委司长等全程出席的内部报告会上围绕产业政策、国际贸易、能源和气候变化等议题单独专门详细做过1-3小时的报告。在自己看来，获得国家主管部门处长、司长完整听取研究成果报告的难度，要远远大于获得省部级领导以上批示，而前者对政策制定或决策（决策人）的实质性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后者。

我个人认为，国内高校强调建设智库，总想着让领导批示，这是把研究工作往歧路上引。有没有领导批示与研究的价值、意义和水平并不划等号。应鼓励从事实证、政策研究的学者，研究应联系实际、更能全面反映现实问题。

其实高校不太适合于做短期热点问题，因为对中央、领导和政府部门的想法和意图不太了解，对现实情况和问题的了解也远不如政府部门管理的研究单位，很难提出具体可操作性的建议。高校更适合做一些还没有进入国家、政府部门视野或还没有认真思考的中、长期问题的研究，引导国家和政府关注这些问题，也许有些研究成果后经过政府部门详细论证后变为国家的政策或承诺。

张中祥，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亚太政策研究会会士，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影响评估专家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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