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五象湖社区在我居住的小区举办了一场“秋日电影进社区”文化惠民公益活动。我记忆的闸门忽然被撞开，一股混合着稻草香、泥土味与夏夜微风的气息，从岁月深处扑面而来。

　　我的童年，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乡村度过的。那时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晚饭后唯一可做的事便是早早入睡。因此，一旦听说哪个村子放露天电影，整个村庄的人便像撒欢的麻雀，叽叽喳喳，奔走相告。翻山越岭看露天电影，成了那段岁月里最明亮、最隆重的“节日”。

　　村里最大的空地，是不足两百平方米的晒谷场。平日里铺满金黄的谷粒，空气里满是阳光与稻谷的香。到了放电影的那天，它便成了全村人的艺术殿堂。两根长长的竹竿立起来，中间悬起一面雪白的幕布。布是粗粝的，摸上去像麻袋，没有框架，风一吹就晃荡不止，幕上的影像也随之变形、流动，像一面神秘的帆，载着我们懵懂的眼神，航向未知而斑斓的世界。

　　如今，小区广场成了临时的露天电影院。大理石地面光洁如镜，一方黑边白幕立在郁郁葱葱的朱槿花树之间，六根铝合金杆和四根纤维绳稳稳撑起。在路灯映照下，幕布舒展挺拔，宛如悬浮于夜色中的超大电视机，很是气派。

　　过去，看露天电影像赶集。家家户户的晚饭都吃得潦草，碗筷一丢，大人小孩便扛着长凳、竹椅、稻草，浩浩荡荡地去晒谷场抢占位置，还有的爬上树枝或房顶。人群中从不缺席的，是那位卖冰棍的老汉——他推着二八大杠自行车，铃铛清脆中，他长长吆喝一嗓：“绿豆冰棍五分，白糖冰棍三分！”车后座的木箱裹着厚棉被，掀开保温瓶盖时，那一声沉闷的“咚”与冰棍相撞的“咔嚓”，能吸走全场孩子的魂。我总偷偷咽着口水，想象那甜凉在舌尖化开的滋味，却始终不敢向母亲开口。

　　如今，物质丰裕，足不出户便能满足口腹之欲，雪糕奶茶触手可及。露天电影那层由渴望织就的魔力，早在这易得中悄然消散。

　　过去，电影放映员是最受欢迎的人。他背着沉重的放映机，骑车进村时，身后总跟着一串“小尾巴”——一群欢呼叫嚷的孩子。机器架在高凳上，放映员对着幕布调试光圈，再将整卷胶片装进机舱，胶片缓缓卷到另一卷轴上。当机器发出“嚓嚓”的声响，充满力量感的第一束白光刺破夜色，晒谷场瞬间寂静。当时看的电影多是《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翻来覆去地放映，没人腻烦。

　　如今，专职放映员似乎已隐入历史。设备换成了投影仪，像一只安静的机器人眼睛，静静凝视前方。设备屏幕上滚动着当晚的片名：《天降大任》《战火黎明》。光束柔和却清晰有力，穿过晚风，精准地投在幕布上。我绕场踱步，发现三三两两的观众自顾自地交谈，露天电影成了聚会的背景板，大家观影的热情大不如前。

　　过去，看电影是相亲成婚的推手。媒人最爱趁这时安排年轻人“偶遇”，让男方家占个好位置，等女方带着姑娘过来，自然而然地并肩坐下。如今的小区观影场，则成了家庭生活的露天舞台。

　　前排，一位母亲铺开红白格子的露营垫，一家老小脱鞋围坐，惬意得如坐在家中的软床上。后场左侧，一位母亲将婴儿车置前，右手执广告扇，为车中宝宝轻轻送风，双眼却落在左手手机屏幕上——也许正挑选着下一件婴童用品。车上的小婴孩前倾上身，伸颈望幕，仿佛在心里催促：妈妈，再近一点呀。

　　场后的右侧，一位母亲双手搂着穿小学校服的儿子，与邻座女友聊得火热，家长里短，笑语盈盈。儿子十指交叠搭在母亲手上，神情专注却掩不住委屈，似在无声提醒：妈妈，小声些呀。不远处，一位扎着马尾辫的小学女生吸引了我的目光——她掌心托着一只淡绿色鹦鹉，鸟儿乖巧静立，任她轻抚。我问：“它会说话吗？”女孩答：“这只不会，家里那只才会。”我又问她是否喜欢看露天电影，她眼神透出几分警惕，仍礼貌地一一回答。

　　旁边，一位奶奶神情略显紧张。她手执一把广告扇，不停为胸前的小孙女扇风驱蚊，生怕孩子被叮咬回家后无法向子女交代。中场，一位老人与小孙儿面对面坐着，小孙儿双眼紧盯奶奶手中即将揭盖的蛋糕，小手平放膝上，一动不动，仿佛那蛋糕下一秒就会长翅膀飞走。

　　场间的孩子们，姿势千奇百怪：坐小凳的、坐石墩的、坐篮球或自行车上的，更有直接盘腿坐地的。个个伸长脖子，眼盯银幕，嘴吮饮料，手抓零食，小腮帮塞得鼓鼓的，另一只手还提着一袋“后备粮”，仿佛要把上学时没机会吃的零嘴，在这一晚全补回来。

　　夜风拂过，人群三三两两离去，投影仪的光束和人们的谈笑声飘散在渐凉的夜色里。我想起我的童年——那种因为稀缺而显得格外饱满的快乐，那个掺杂着稻草气息与冰棍渴望的夏夜。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叠合——过去散场后乡亲们点着火把，蜿蜒在山间小径或田埂上的星星之火，变成了国泰民安、经济繁荣、衣食无忧的温馨画面。

　　感恩国家利民、惠民的政策，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发生了巨变。期待下一场更精彩的露天电影，能早早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