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 马志山 马晓霖

12月25日，在伦敦出版的知名阿拉伯语报纸《中东报》发表署名文章，题目是《埃及和美国对“加沙重建”的理解含糊不清，缺乏细节》，比较美国与埃及的加沙治理路径。尽管加沙治理尚未真正开启进程，但联合国安理会11月通过的第2803号决议，核可了美国特朗普政府结束加沙战乱并安排战后治理的“20点方案”，其中规定了埃及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在未来的加沙治理中，对巴以双方都有关键影响力的美国和埃及，其治理路径就变成左右加沙治理的重要外部变量。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13日，埃及沙姆沙伊赫，美国总统特朗普（中）在加沙和平峰会上发表声明。当日，以色列和哈马斯交换人质和囚犯数小时后，特朗普与地区领导人签署了一份旨在巩固加沙停火的声明，称这是“中东地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视觉中国供图

为何“同意重建”却迟迟无法落地

从公开立场看，埃及与美国在原则层面并不存在直接冲突。双方均承认启动加沙重建“势在必行”，也都支持在停火框架下改善巴勒斯坦民生、恢复基础设施，但问题在于，这种共识高度抽象，缺乏执行层面的清晰路线图。

截至目前，既没有确定国际重建会议的具体日期，也未公布明确的机制设计、资金安排或治理框架。美国国务院的回应反复强调“正在积极沟通”，却拒绝提供任何实质细节；埃及方面虽多次宣布筹备重建会议，但会议一再延期。这种“高频表态、低度落地”的状态，本身就说明重建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或人道问题，而是高度政治化的博弈议题。

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埃及主导的重建思路，核心特征可概括为三点：不造成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不威胁埃及国家安全、不重塑加沙的政治与人口结构。

在3月4日通过的“加沙重建和发展计划”中，埃及联合阿拉伯国家提出以5年为周期、分阶段推进早期恢复与全面重建，总投资约530亿美元。该方案明确强调“原地重建”，拒绝任何形式的强制或变相迁移。这一立场既回应了巴勒斯坦民众对“第二次大流散”的深层恐惧，也符合埃及自身的战略关切——即防止大规模巴勒斯坦人口外溢至西奈半岛，进而引发长期安全与社会风险。

从外交操作上看，埃及并未试图将重建问题“埃及化”，而是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召开国际会议，吸纳多边资金与技术力量。这种做法延续了埃及在巴以问题上的传统角色定位：区域稳定的“缓冲器”和阿拉伯共识的组织者。

从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来看，特朗普女婿兼“外围重要顾问”库什纳和美国中东特使史蒂夫·维特科普夫制定的名为“日出计划”的加沙重建方案，则将解除哈马斯的武装作为重建的前提，主张重建工作从加沙南部的拉法开始，历时10年，最终建成名为“新拉法”（以色列坚持从拉法开始，拉法靠近埃及边境）的地区。不过，该报道没有具体说明在重建期间，大约200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将安置在哪里。

与埃及方案相比，美国的构想更贴近以色列的安全逻辑。无论是库什纳公开谈及“在以军控制区优先建设”，还是媒体披露的“日出计划”，其共同前提都是：重建必须与解除哈马斯武装、安全重构和空间重组同步进行。

从美国视角来看，加沙的重建不仅是人道问题，更是一个“重塑治理结构”的机会。因此，重建被设定为一种政治杠杆，而非无条件的人道投入。这也解释了为何相关方案刻意回避一个关键问题——在长达10年的重建周期中，数百万巴勒斯坦人将被安置于何处。

这种模糊并非疏忽，而是刻意保留的政策弹性。一旦人口临时迁移成为“事实”，重建就可能演变为一种结构性再安排，从而为以色列长期安全控制创造有利条件。这正是埃及及多数阿拉伯国家高度警惕的风险所在。

2025年9月16日，加沙地带，在以色列袭击和疏散命令加剧后，巴勒斯坦人通过拉希德街从加沙北部逃往加沙南部。视觉中国供图

重建加沙还是重构加沙

表面看，埃及与美国的分歧集中在技术路径与会议安排上；但实质上，双方争论的是一个更深层问题：重建的目标究竟是恢复一个可持续生存的加沙，还是借重建之名，重塑加沙的政治、安全与人口结构。

埃及强调“让加沙重新适宜居住”，美国方案则更倾向于“在安全可控区域先行试点”；前者将重建视为停火的自然延伸，后者则将重建作为推动政治条件变化的工具。这种理念差异，使得双方即便不断“协调”，也难以在细节上达成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土耳其、欧洲国家及联合国系统的介入，围绕加沙重建的多边讨论正在升温。美国彭博社关于可能于2026年1月初召开重建会议的报道，也显示美方希望借重建议题为停火协议“续命”。

不过，现实压力同样在累积。加沙南部难民营在恶劣天气中的状况、基础设施修复的零星进展，都在提醒国际社会：如果政治博弈长期压倒执行方案，所谓“早期复苏”将难以名副其实。

妥协或将成为唯一出路

综合当前各方信号看，完全由美国主导、明显偏向以色列安全构想的重建路径，短期内难以获得地区广泛支持；而埃及方案若缺乏美方参与，在资金和执行层面同样面临现实制约。因此，更可能出现的是一种“折中式”路径——在不公开否定埃及方案的前提下，引入更严格的安全与管理条件。

正如观察家所判断的那样，随着谈判进入第二阶段，美国未必愿意承担“完全偏袒以色列”的政治成本，尤其是在涉及长期治理和地区稳定的问题上。某种程度的理念靠拢，或许正是加沙重建得以真正启动的前提。

加沙的废墟不仅是战争的结果，也是国际政治长期失灵的证据。重建本应是修复创伤、重建生活的过程，但在现实中，它却被层层附加了安全、政治与战略条件。埃及与美国围绕重建路径的分歧，恰恰反映了中东问题的一个核心困境：人道议题无法脱离权力结构而独立存在。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重建”，而在于“为谁而重建、以何种未来为目标而重建”。在这一点上，加沙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