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考课是历代吏治的核心议题。以唐代为例，其官员考课制度有明确的规范：每年一小考，累积四年考绩后，进行一大考。大考，是决定官员升迁或黜降的关键依据。每位接受考核的官员，最终都会拿到一份记载其考核等第的文件——“考牒”。

　　唐代考课官员主要依据的标准是“四善”和“二十七最”。据《新唐书》记载，为官道德品行标准为“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侧重对官员个人道德修养的考核。“二十七最”则是针对不同类别的官员，规定其在所属机构履职尽责的最佳标准：“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铨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兵士调习，戎装充备，为督领之最；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赏罚严明，攻战必胜，为将帅之最；访察精审，弹举必当，为纠正之最”等，侧重考核官员的行政管理能力与专业履职水平。

　　根据“四善”和“二十七最”的考课标准，各级考课官要严格根据考课标准，评定考课等级，共有九个等级。《大唐新语》中记载了一则流传千古的典故，描写了一位仁慈而开明的考课官形象，更诞生了“宠辱不惊”这一成语。据说，考功员外郎卢承庆在考察官员时，发现一名负责督运漕粮的官员，因为途中遇到风浪，船上的大米遭受损失。他考之曰：“监运损粮，考中下。”获知这个结果，那位官员神态自若，一言不发地退下。卢承庆见他不计较一时得失，颇有些雅量，于是提笔在他的考牒上改了等第：“非力所及，考中中。”令人意外的是，那位官员得知考第上调后，既不喜形于色，也没有半句逢迎之言。卢承庆见状，不由得心生敬佩，再次修改考第，批注曰：“宠辱不惊，考中上。”这一典故既让“宠辱不惊”成为形容人胸襟豁达、不因得失而动心的常用成语，也让后世得以窥见唐代考课制度的运行细节。其他官员无不称赞卢承庆的“弘恕”，但从制度层面审视，这也体现了考官的主观意志对考课结果的直接影响。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随着官吏人数的不断增加，朝廷财政不堪重负。唐玄宗有意改革官僚体制的积弊，下旨令宰相裴光庭兼任吏部尚书，负责铨选与考课制度改革。裴光庭推行“循资格”制度，核心是以年资为擢用官吏的条件，不论才能高低，只要资历满限就可擢升。这种只强调年资、不重视能力的选拔方法，虽招致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却也得到大批能力不佳或久居下僚的官员的拥护。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年资成为官员擢升的重要标准。事实上，官员仅有年资，没有考牒佐证考绩，老本也是吃不下去的。如何兼顾年资、考绩与才能，综合选拔官员，依然是一个难题。

　　考绩结果与官员的仕途命运休戚相关。考绩优良者，得以升迁加禄；考绩低劣者，则难逃贬官、减禄、免官、除名。唐代对官员的惩罚，主要依照两条原则：一是基本不科以真刑，也就是优先减免实刑，适当地议、请、减、赎和官当。二是予以除免，即除名、免官、免所居官（免除其一个官职，保留其他官职）。除名是所有惩罚中最严厉的一种，所有官职、爵号一概被剥夺，需等待六年后，方可重新通过铨叙获取为官“出身”资格。

　　唐代法律规定，如果官员犯有应被流放的罪行，且无宽恕理由，就必须执行流配。流罪一般有三等，即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指流配之所与京城的距离）。然而在具体执行时，往往不限于里程，主要目的是将罪犯发往荒凉的边陲。犯罪的官员大多不愿前去，便故意拖延时间，企图逃避。因唐代平均每两三年就有大赦，若被贬的官员在流放途中恰好遇到大赦，就能得到赦免或减刑，如果已到达流配目的地，便无法赦免或减刑，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唐律对此也有明确规定，不仅明确禁止拖延行为，还对行程的速度、启程和到任的时间以及押领人员的职责等予以详细规定。押领官员若纵容流放者拖延，或未按规定督办行程，在考课中会被评为下等，面临减禄甚至贬官的惩处；反之，押领官员若严格履职，则可将其作为考绩优良的佐证。

　　考课制度对司法官员的约束尤为直接，“二十七最”中“推鞫得情，处断平允”的“法官之最”标准，正是司法官员考课的核心依据。《大唐新语》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唐临担任大理寺卿时，曾审理一批死刑囚犯。有十数名因连坐拟判死刑者，此前皆由其他官员审结。恰好唐高宗来到大理寺，亲自审讯牢内囚徒，其他官员所判的死囚纷纷喊冤。唯有唐临所判的死囚无一人喊冤。唐高宗觉得有些奇怪，当即追问缘由。囚犯回答：“唐卿断案公正无枉，所以我早已绝意了。”唐高宗赞叹唐临的公正：“断案判刑，就应该如此啊！”随后，将唐临擢升为御史大夫，唐高宗亲自为他作出考词：“形若死灰，心如铁石。”这份考词正是对唐临司法政绩的认可，也是其考课等次优异的直接体现，最终促成了他的升迁。

　　考课标准的导向性，甚至会影响司法实践的宽严尺度。唐太宗曾经问大理寺卿刘德威：“近来刑网稍密，是什么原因？”刘德威直言，根源在于君主。律文规定：失入（过失错判）减三等处罚，失出（过失轻判）减五等处罚。如今却是反过来了，失入无辜，失出则会获罪，所以官吏为了自保，判案时更为严苛，谁会愿意因为过失轻判而获罪呢？唐太宗听后，马上采取措施，先是宣布“入减三等，出减五等”的条文必须严格执行，随即强调死刑五复奏制度。二者相辅相成，既纠正了司法裁量的失衡，也为官员践行“公平可称”的考课标准扫清了障碍，从制度层面解决了“刑网颇密”的问题。

　　一个官员的优劣，并不是仅靠考绩的条条框框就能完全衡量的，就像那位宠辱不惊的漕运官，其胸襟气度难以用考第等级来定义。然而，考绩又有其必要性，它既是维系吏治秩序的重要抓手，也是规范司法、刑罚执行等要务的标尺，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