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贵州日报

黄阿明 董治佑

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经济潜能的释放不是单一领域的局部突破，而是一项涉及内需激发、产业升级、科技驱动、人才支撑与政策协同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各项举措的关联性与耦合性，推动内需市场、产业体系、创新生态、人才队伍与制度环境相互促进、深度融合，从而构建起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良性循环和发展格局。

深挖内需潜能，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跳出单纯依靠投资扩张的传统路径，转向消费与投资高效协同发力的新模式，最终实现供给与需求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一是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强化消费对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坚持“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并举，通过稳定和扩大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夯实消费增长的收入基础；通过创新消费场景、高质量供给等举措，推动消费优化升级，增强居民消费意愿。二是优化投资结构，精准服务于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注重结构优化、效率提升和动能转换，聚焦突破关键技术瓶颈、增强产业链韧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性领域，发挥引导作用。三是着力畅通城乡经济循环，释放内需体系的纵深潜力。通过完善县域商业体系、健全物流配送网络、发展农村电子商务，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商品服务顺畅交换，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深挖产业潜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结构优化和能级提升，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是赋能传统产业。一方面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生产设备智能化更新、工艺流程绿色化再造、产品服务高端化跃升；另一方面通过模式创新拓展传统产业发展边界，推动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实体与数字协同互动。二是抓好新兴产业培育壮大。通过与高校共建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特色化专业学院等，精准对接产业需求，将前沿知识转化为产业先机。三是推动产业融合发展。通过一二三产业融合，催生农村电商、智慧农业、文旅康养等新业态，实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向赋能，创造新增长空间。

深挖科技潜能，聚焦重点领域实现创新突破。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使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一是调整科技创新策略。根据重点领域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针对性策略，在仍处于追赶阶段的领域，瞄准关键瓶颈，集中优势资源实现快速跨越；在已达到并跑阶段的领域，着力强化自主创新能力优势，积极参与技术标准与产业生态构建，巩固和扩大竞争优势；在已形成或有望形成领跑优势的前沿领域，则应加强前瞻性和探索性布局。二是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完善高校与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机制，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组织形式，有效打通“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产业应用”的链条。三是培育科技创新精神。改革科技评价体系，建立以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多维度分类评价体系，引导科研人员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投身问题研究、追求实质性贡献。

深挖人才潜能，实施更加积极开放的人才战略。实施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战略。一是紧扣产业发展需求优化人才结构。建立紧缺人才目录，实施靶向引才；通过项目合作、技术咨询、短期聘用等方式积极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对顶尖人才实行“一事一议、按需支持”；注重本土人才的培养使用。二是搭建人才发展平台载体。建设高水平国家实验室、大科学装置、产业创新中心等重大平台，为人才施展才华提供一流平台；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人才服务体系，解决人才后顾之忧；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让事业激励人才，让人才成就事业。三是夯实人才培养主阵地。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加强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促进前沿交叉学科发展；深化科教融汇与产教融合，将重大科研项目和真实产业问题融入育人过程，着力培养人才创新能力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实践能力。

深挖政策潜能，强化精准施策与制度保障。实现从“政策红利”到“制度优势”的系统性转化。一是建立科学决策机制。在源头环节，必须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调查研究与政策需求识别渠道；在评估环节，对政策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估；在参与环节，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将多元价值诉求纳入政策考量，增强政策的合法性、公信力与可接受度。二是构建政策执行与反馈系统。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政策服务的智能化、标准化与便利化，实现政策与企业、民众需求的智能匹配；建立健全贯穿政策全生命周期的动态监测、效果评估与灵活调整机制，形成“制定—执行—评估—优化”的闭环，确保政策能够根据实践反馈和形势变化进行迭代完善。三是优化制度环境。统筹推进法律法规、监管框架、社会信用与标准体系等基础性制度的协同建设，塑造一个能够促进长期繁荣的制度生态，稳定经营主体长期预期，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为经济潜能的充分涌流提供最可靠的制度支撑。

（作者单位：长沙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