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一句《凉州词》道尽了凉州的苍凉与雄奇。这座被祁连山与大漠环抱的“孤城”，历来是边塞诗中的地理符号，却少有人知道它在乱世中的文明分量。陈寅恪先生曾言：“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西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苍凉的诗句与学者的论断，勾勒出凉州跨越千年的文明轮廓。若要论这片土地在中华文明存续中最为闪耀的时刻，则不得不将目光投向那个纷乱与创造并存的魏晋十六国时期。当中原鼎沸、礼乐倾颓，凉州却历史性地从“叙事边缘”走向了前台。

《凉州通史·魏晋十六国卷》的突破性价值正在于此。它恰如一束穿透千年尘雾的光，以河西走廊为轴心，将凉州嵌入“中原—西域—北方民族”的三重互动格局，用扎实的史料考辨与清晰的脉络建构，还原了它“文明存续枢纽”的本真面目，为解读乱世中的文明韧性，递上了一把温润而厚重的密钥。

这把“密钥”所开启的核心叙事之一，便是对凉州“边缘中心性”的深刻解读。在以侧重中原中心的历史叙事中，凉州的角色常被简化为中原文明向西延伸的支脉，这部著作却以翔实的史料，勾勒出一幅更为复杂的历史图景：张轨“征召九郡子弟办学”，让儒学的火种穿过乱世烟尘，在戈壁绿洲扎下深根。沮渠蒙逊“校勘典籍三千多卷”，让敦煌成为战火中独放光彩的文化高地，墨香越过流沙，与中原、西域的文脉相互呼应。即使割据状态，凉州政权也始终以开放姿态维持着文明的联系。这种书写改变了我们对乱世中文明状态的理解，它有力地论证了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文明同样能在特殊区域得以存续、演变，并孕育出新的生机。凉州凭着“缓冲带”的地理优势兼容并蓄，既承接中原文明的火种，又吸收西域文明的精华，在风沙与战火的考验中，孕育出独特的文化，成为后期隋唐文明的重要源头。

建置沿革与家族史的双重架构，亦是本书解读凉州秩序重建的核心维度之一。书中对行政区划变动的考证，清晰梳理出乱世治理的脉络：曹魏武威郡的九个县，到西晋缩减为七个。诸如此类复杂的建置变化就像在展开一幅幅鲜活的河西治理图景，让“因俗治边”“侨置安民”等宏大策略，落到了具体的百姓归属、田地划分与城镇兴衰上。而凉州大族的“韧性”，为这段历史增添了鲜活的人文色彩：敦煌宋配、阴充家族靠文脉与声望支撑前凉基业，武威贾氏一直活跃在诸凉政权中，北凉沮渠蒙逊攻灭西凉后，仍以包容之心重用索氏后人——这背后是“大族—政权—文化”的紧密绑定，是乱世中“以文化凝聚力量、以家族安定地方”的生存智慧。书中对“大族共治”模式的梳理，精准点出了凉州乱世稳定的核心逻辑：大族掌控着地方的文化脉络、人口网络与生产基础，外来政权只有与他们合作，才能在河西站稳脚跟。这种协同既保住了地方治理的连续性，更让文明的火种在家族代代相传中躲过战火，延续下来。

扎实的史料支撑与“图文互证”的呈现方式，让这部学术著作在严谨性与可读性之间找到了平衡，更添阅读沉浸感。作者团队以执着的考据精神，不仅悉心梳理《史记》《资治通鉴》等传世典籍的字句，更深耕于敦煌文书的残卷、吐鲁番墓志的刻痕、石窟造像的衣纹之中，发掘被时光遗忘的细节。《十六国春秋辑补》《敦煌名族志》等小众文献的引用，让每个结论都有扎实依据。通俗化的史料注释、精心挑选的插图——霍去病雕像的雄浑、《敦煌名族志》残卷的斑驳、莫高窟第275窟造像的沉静，让抽象的历史变得可感可触。文字勾勒的脉络与图片承载的细节相互补充，实现了“左图右史”的经典阅读体验，读者仿佛能嗅到千年之前的墨香，看见河西学子诵读经书的身影，感受到石窟工匠雕琢信仰的虔诚。

对今天来说，这部著作的价值远不止梳理区域历史。对普通读者，它揭示了“地理边缘区域创造重要价值”的历史可能：凉州虽地处边缘，却兼容并蓄、开放融合，最终在特殊历史时期成为文明枢纽，印证了“多元协同筑牢治理韧性，开放包容激活文明生命力”的理念。对学界而言，它构建了“地域—人—文化”的立体分析思路，为区域史研究贡献了一个极具潜力的视角与框架，如同向这一领域引入一道新渠，足以激荡起层层思考的涟漪。

河西风沙吹了千年，那些沉睡在简牍、石窟、故城遗址中的文明密码，正被《凉州通史》逐一唤醒。其中的《魏晋十六国卷》，以其对乱世枢纽的深刻解读，为我们揭开了那段跌宕起伏的篇章。这部书让我们看到：乱世不只有金戈铁马的征战，更有文明在风沙中的坚守与创新。边缘从来不是沉寂之地，也能成为文明融合的核心。它照亮的，不仅是魏晋十六国的凉州往事——那些在烽火中延续的文脉、在边地绽放的辉煌，更有文明在动荡与变革中，始终生生不息的智慧。凉州文明跨越千年的回响，也是这部著作留给读者最珍贵的精神礼物。

（《凉州通史·魏晋十六国卷》，杜海、蒋候甫著，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