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在中国只有百余年历史，但发展迅速。从19世纪末至今，我国备案博物馆已有7000余家。如今担任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的高大伦，一直工作在文保一线，他曾任四川省文物局副局长、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等职务，亲历中国博物馆数十年发展。

二十多年前，高大伦发表《博物馆库房和百货仓库》一文，直指博物馆管理的三大症结：家底不清、藏品信息记录不详、保管员变更不办移交手续。他疾呼：博物馆库房整体能尽快达到百货仓库的管理水平，说不定已是文博事业之大幸。

近日，新京报记者专访高大伦。在他看来，一些博物馆暴露的问题应一事一议，许多管理顽疾需放在特定历史背景与政策条件下看待。中国博物馆事业在公众审视与自我革新中，一直寻找着更安全、透明的守护之道。被问及我国博物馆管理体系近些年的发展状况时，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越来越好，以后会更好。”

12月19日，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高大伦接受新京报专访。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摄

博物馆应定期清点藏品，做到“在库如在家，流转有始终”

新京报：你二十多年前发表的文章中为何将博物馆库房和百货仓库作对比？

高大伦：在某种程度上，文物库房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银行金库、财务仓库。我在文章中用百货公司的仓库作比喻：那里存放的成千上万种商品——针线、鞋帽、玩具、电器等，都能在管理员的管理下实现有条不紊地上架与调取。

这类仓库的管理体系值得借鉴：人员进出需持凭证，存取货物需填写多联单据并经过负责人签字与相关部门审批，库房大门并非随意可开。此外，所有货物的流动都有详细的流水账记录，并按制度进行月、季、年度的全面盘点，盘点结果还需如实上报。

新京报：清点库房为何如此重要？

高大伦：对于博物馆管理，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都指出了清点藏品的重要性。一件是，1984年考古学家童恩正任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时，上任首件事便是里里外外地彻底清点藏品；另一件是，2002年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郑欣淼去故宫博物院当院长，上任不久后就提出了《故宫博物院2004-2010年藏品清理工作规划》。

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大多数博物馆并未养成定期清点库房藏品的规范习惯，也未能建立起制度化的管理流程。在博物馆转型发展过程中，这类问题的存在有其历史必然性。正因我们在基础管理上“欠账”太多，相关工作未能扎实落实，后续暴露的缺陷才日渐凸显。

因此我认为，文物库房的管理必须走向精细化，要有责任制。每一件藏品都应建立完整档案，每一次提取与归位都应有迹可循，每一任保管人员都应对其任内的藏品状态负责到底。只有建立起权责清晰、流程闭合、记录可溯的管理体系，才能真正实现文物“在库如在家，流转有始终”。

珍贵藏品查看权限应严格管控，文物安全是一场动态博弈

新京报：你所说的精细化管理表现在哪些方面？

高大伦：过去博物馆的藏品记录往往较为简略。以贵重物品和贵金属为例，除了来源、尺寸、纹饰等基本信息外，是否应当记录其精确重量？是否应当测算其体积与容积？这些看似微末的数据，实则至关重要。设想若在文物市场上出现疑似某件馆藏文物的仿制品，这些翔实、精确的原始记录便能成为鉴别真伪的关键科学依据，为文物的身份提供不可撼动的佐证。

我在四川省博物馆担任代馆长时，有一次馆藏的一件金器需要拿出去展览，保管部主任对此事极其谨慎。他很较真，拿出去前要给金器称重；称完重量后，还要把称重的秤进行封存；等金器回来，他再用原来的秤去称重。前后保持一个标准，说明他做事细心，很称职。

对于特别珍贵的藏品，其接触与查看权限必须受到严格管控。即便是保管员或保管部主任，也不得随意调看。此类藏品定期的检查、保养乃至开箱，必须履行严谨的审批流程——需经部门主任、分管领导乃至馆长逐级批准后方可执行。这并非不必要的繁琐，而是一项必需的、严密的制度保障。

进一步而言，当面对某些具有重大历史与艺术价值的名家珍品时，若在鉴定环节或保养过程中出现疑难状况，即便馆长也难以决断，则必须启动上报程序，及时向更高级别的文物主管部门进行专业报备与咨询。这种对程序的恪守、对权限的清晰界定、对重大决策的审慎层层审核，正是博物馆工作从粗放走向精细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的具体体现，其根本目的在于以最严谨的体系，确保国之瑰宝的安全与永续传承。

新京报：如何看待博物馆馆藏文物受损或出现被盗的情况？

高大伦：首先要明确一点：我认为，任何博物馆的馆藏文物都存在受损或流失的可能性。文物进入馆藏后，并不意味着就处于绝对“安全”状态。一旦发生文物受损或流失的情况，我们应当冷静分析其背后原因：究竟是由于管理疏忽、制度漏洞，还是外部不可抗力？尤其重要的是，要判断这一结果在当时的环境下是否具有可预防性。

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文物安全是一场动态博弈。有个成语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演进，不法分子也可能以更加高明的方式突破博物馆的防护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文物安全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会因博物馆的主观意愿而完全消失。

回顾今年大英博物馆发生的被盗事件，我要强调的是博物馆不仅要建立并执行严格的管理制度，更要保持防范意识的持续更新与安全技术的迭代升级。文物安全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完善机制，才能在动态中守护好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理想捐赠机制，是捐赠人意愿与博物馆专业自主性的平衡

新京报：如今的博物馆还需要广泛征集藏品吗？

高大伦：这是博物馆发展的基石性问题。一所博物馆若要举办某种特定类型的文物主题展览，其展品质量直接取决于馆藏的广度与深度。例如，从一个拥有两万件同类藏品的库房中精选出两百件展品，其代表性与学术高度，必然远超从一个仅有两千件藏品的库房中进行同样数量的挑选。

正因如此，我在教学中特意开设了“藏品征集”这门实践课程，引导学生走出校园，亲身参与征集工作。这不仅是希望培养他们主动发现、系统征集藏品的专业意识，更是为了提升他们“动手动脚”、深入田野的调查能力。在实践中，学生们学习如何与收藏家有效沟通，理解其收藏体系与藏品背后的故事，乃至关注这些藏品是如何被研究、展示与利用的。同时，这门课也延伸至许多现实议题，例如，当收藏家提出捐赠意向时，如何妥善沟通并理解其可能附带的期待或条件；一件藏品在征集入藏后，又应如何通过研究、阐释与展示，真正融入博物馆的叙事与使命。

新京报：给博物馆捐赠藏品，捐赠者本人一般有什么要求？

高大伦：捐赠藏品这件事没有大家想象得这么简单，它分很多种情况。有的是博物馆看上了收藏家的藏品，通过借物办展建立联系，再说服收藏家捐赠；有的是收藏家主动上门捐赠，他可能意识到藏品的重要性，觉得放在博物馆里才能被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还有的是收藏家的后人想处理藏品，就把藏品捐给了博物馆。

至于捐赠者本人在捐赠时与博物馆有没有签署附加条件，这个完全看当时双方的协调情况。有的捐赠人会要求为捐赠的藏品专门设立一个馆或举办一个展览；有的捐赠人会强调，捐赠的藏品要长期展出或短期展出；有的会要求馆方，在展示捐赠藏品时，要在标签上写明捐赠者信息和收藏来源；也有什么条件都不提的，一切交给馆方打理。

捐赠者对博物馆如何处理入馆藏品是否有特殊要求，可以在捐赠时进行说明。捐赠不仅是藏品的物理转移。理想的捐赠机制，应在尊重捐赠人意愿与保障博物馆专业自主性之间寻求平衡，他们之间需要有清晰协议、持续沟通以及相互理解。

博物馆要重视展品，更应该重视藏品

新京报：博物馆应如何处理好展品和藏品的关系？

高大伦：博物馆的展品和藏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捐赠人捐给博物馆的藏品不一定会成为展品。向大众展示历史是博物馆的责任，但保存历史也是其责任之一。一件藏品进入馆藏后，是否对外展出，取决于诸多现实因素，例如展览空间的限制、文物自身的保存状况、社会关注的阶段性热点，以及不同时期对藏品价值与意义的解读变化。当前，我国博物馆在展览策划与展示方面已取得显著进步，但对馆藏藏品体系化建设与深层价值的重视仍有提升空间。

几年前，我曾在深圳参加国际博物馆日的主场活动，当时许多同行的分享聚焦于博物馆当年举办的展览数量与规模，我演讲的题目则是《藏品是博物馆的力量之源》。我始终认为，没有丰富、系统、高质量的藏品作为基石，任何精彩的展览都难以实现。因此，在博物馆转型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更应关注藏品、研究藏品、盘活藏品，让库房里的藏品真正焕发出生命力，而非仅仅聚焦于展厅之内的有限呈现。

在教学过程中，我观察到一种现象：不少学生参观博物馆后，其反馈主要集中在展览本身的观感上。我时常提醒他们：作为考古与博物馆领域的学子，专业视角应超越展厅的边界，要主动探究博物馆的整体生态——它的历任馆长是谁？它的收藏方针与特色如何？馆藏总量与构成是怎样的？重要藏品的来源、流传经历及其承载的文化内涵是什么？唯有建立起对博物馆藏品体系的系统性认知，才能真正理解一座博物馆的根基与灵魂。

新京报：现在博物馆的展陈存在哪些不足？

高大伦：我特别想强调一点，当前不少博物馆在展出出土文物时，往往忽略了至关重要的背景信息溯源。许多展览对文物的介绍，仅仅停留在名称、时代、用途等基础信息上，却未说明其出土来源——究竟是由哪家考古机构发掘、哪处考古工地出土、何时通过何种方式入藏馆中的。

在展品说明中完整标注“某某考古研究所发掘”或“某某考古项目移交”，不仅是对专业考古单位工作的应有尊重，更是对考古成果的公众宣传。考古工作者历经艰苦发掘、细心整理、系统研究，才使得文物重现于世，这份背后的努力理应通过展览被公众知晓。

同样，对于捐赠文物，博物馆亦应主动在展览中标注捐赠者信息。无论是个人收藏家、公益基金会，还是文物发现者或后人，他们的慷慨捐赠与责任传承，都值得通过简洁而庄重的说明被记录与致谢。这不仅是对捐赠者善举的尊重，也体现博物馆的感恩文化与制度规范。

这一看似细微的工作，实际上体现了博物馆的专业态度与公共责任。要实现信息透明化与展览规范化，还需投入更多的资源、人力。

馆长是博物馆公信力最终责任人

新京报：在博物馆管理体系建设中，馆长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高大伦：有人曾指出，现代化的博物馆馆长必须是专家、教育家、管理家，三者缺一不可。我认为，馆长作为博物馆公信力的最终责任人，应当德才兼备。

博物馆是公益性机构，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应该要逐步开放藏品信息、管理流程，接受社会监督。对于避免不了的历史遗留问题，继任馆长要对早期藏品记录不全、权属模糊、管理漏洞等情况，不回避不推诿，系统梳理并逐步修正。馆长也理应成为捐赠与征集规则的把关者，规范藏品入藏程序，平衡捐赠者意愿与博物馆学术独立性，避免因人情或利益损害专业判断。针对文物真伪、归属、处置等争议，馆长要以专业、审慎、公开的态度回应，维护机构声誉。

此外还包括我要强调的重视藏品，馆长要通过数字化、专题研究、特展等方式，让未展藏品进入公众视野，实现“藏品立馆”而非“展品立馆”。

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编辑 刘梦婕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