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命快要走向终点，如何拥有一个平静、从容、被理解与被善待的“最后一程”？“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扩大“安宁疗护服务供给”。在快速老龄化的当下，家庭照护能力不断减弱，机构资源日益紧张，社区安宁疗护成为一道温和而坚实的桥梁。
死亡，需要从容准备与系统应对
传统医疗体系往往将就医视为一种“例外状态”。身体的失序导致日常生活节奏被打乱，人们在诊室与药物面前不再谈论尊严、舒适和安慰。人们默认在这里履行“交换”的契约——为了治病和重建健康，“受苦”的代价是必要的。遗憾的是，对于临终患者而言，治疗与生活已难以分割，无论受多少苦，他们都无法再回到“常态”。此时，患者托身的医疗救治，就成为与死亡之间的一场无法取胜的“战斗”。
安宁疗护的出现，正是对这种医学逻辑的反思与修正。它与死亡和解，通过陪伴、关怀与理解，构建一种涵盖身体、心理、灵性的综合关怀，让生命的最后旅程变得平和而完整。从2017年国家启动安宁疗护试点工作以来，这项服务如今已经开始走进城市社区。在北京，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建立了安宁疗护中心，由医生、护士、社工和志愿者组成的灵活团队穿梭在病床与家庭之间。他们不仅控制疼痛，还耐心倾听患者的故事，帮助他们整理心愿，陪伴家属度过心理上的煎熬。
从大型医院到社区机构，安宁疗护的延伸来源于供方与需方的“双向奔赴”。一方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因其床位灵活、服务连贯，更适合提供以个体为中心的连续照护。同时，作为公共卫生体系的基层环节，社区更能承担起将安宁疗护作为一种公共福利的责任。另一方面，居家和邻里空间让“告别”不再遥远。对许多人而言，能在熟悉的社区里、亲人的陪伴中安然离世，是对生命最后尊重的表达。
这场转型不仅是单纯的医疗创新，更是一次社会文明的跃迁。它促使社会重新认识到：死亡不仅是医院里的医疗行为，还是一个社会事件和公共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承担责任。
社区实践中的多重困境
尽管安宁疗护理念日益受到重视，但它在城市社区的推进之路依然布满荆棘。
社会认知的滞后与偏差成为第一道屏障。虽然多数居民对“安宁疗护”一词不再陌生，但调查显示真正愿意接受的不足三分之二。有人担心这意味着“放弃治疗”，有人害怕触及死亡话题。医生和护士也常陷入两难：一边是患者家属在情感与伦理里的挣扎，另一边是制度对他们缺乏明确的激励与保障。
安宁疗护讲求长期、连续、全方位的整合照护，但社区医疗机构的主要职能更多停留在“看病开药”的环节，绩效考核看重的是“治愈率”“出院数”。这种错位使社区机构常在患者需求与行政定位之间艰难平衡。北京市一家社区安宁疗护中心的负责人坦言：“我们今年才争取到一名专职社工，其他工作基本上靠医护人员额外承担。”
医护人员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安宁疗护病房内查房并询问患者身体情况 徐昱 摄
规范的缺失，则从制度上制约了社区安宁疗护的标准化发展。我国现有的安宁疗护政策多围绕医院场景设计，对社区及居家环境中的服务流程、文书规范、质量评价等缺乏细致指引。安宁疗护投入高、收益低，医保报销体系对舒适护理、心理支持等项目覆盖不足，使得许多社区机构长期依赖“情怀投入”维持运行。
此外，信息共享与转诊机制的不畅，使社区与医院、家庭之间的服务衔接步履维艰。尤其麻醉类镇痛药物在居家场景的使用限制，更从制度层面阻碍了专业服务向家庭的有效延伸。个别社区依靠医护人员自发探索，提供居家上门的安宁疗护服务，却因缺乏体系支持而中止。
不仅是医院或社区的任务
尽管挑战重重，但社区安宁疗护的发展前景仍然可期，关键在于促进理念、政策与实务的多维协同，让服务既专业又可持续。
首先，认知调适应该被视为前提。安宁疗护的推进需要一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善终教育”，教会人们如何温柔地告别。可以通过社区讲座、健康宣教、媒体传播，让更多家庭理解“善终”并非冷漠，而是尊重生命的另一种方式。
其次，资源必须跟上。医疗力量要真正“下沉”到社区，让社区卫生机构不仅能看病，还能提供照护，让有限的床位、设备与财政补贴更精准地流向需要的人群。一支稳定的团队同样重要——医生、护士、社工、志愿者各司其职，通过系统培训、职业支持和职业发展路径的建设与完善，守住职业尊严。
最后，制度支撑很关键。安宁疗护需要有标准可循、有保障可依。医保政策、服务质量评估、合理的费用补贴，都是让机构愿意做、能持续做的关键。而借助信息化手段，打通社区、医院与家庭之间的数据壁垒，也能让照护更顺畅——病情评估、用药管理、居家疼痛缓解，都能在一个系统里被看见、被记录、被接力。
安宁疗护不应仅是医院或社区的任务，而应上升为一项具有普惠意义的社会公共事业。它需要突破城市社区的物理边界，超越传统医疗场域的功能局限，成为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理想状态下，安宁疗护应融入社会治理的整体框架，通过政策引导、资源整合与社会参与，逐步形成覆盖城乡、衔接机构与居家社区的全流程关怀网络，让生命的谢幕同样充满尊严、关怀与体面。（作者陆杰华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教授；作者戚政烨系北京大学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作者：陆杰华 戚政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