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

1857年9月，一次自美国爆发的金融恐慌迅速传导至西欧，扩散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这让生活在伦敦的马克思感到自己曾经发出的预言已然实现，于是开始高强度地投入研究与写作，为最终揭示社会经济运作的秘密发起冲刺。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坦言自己“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并且承认自己在夜间工作时，“虽然只喝些柠檬水，但是抽了大量的烟”。从1857年10月到1858年5月，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写作的手稿成为了后来《资本论》的最初草稿。而大约一百年后，这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讨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一节（本文以下简称为《各种形式》）在日本翻译出版，引发了日本知识界的讨论。

当时任教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大塚久雄也因着这个契机，在其为研究生开设的“经济史总论”课程中，以马克思的类型论为框架，结合其自身所熟稔的马克斯·韦伯的历史社会学理论，就资本主义之前的“共同体”问题做出了自身的解读。其文字结晶便是《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一书。

在战后日本思想史上，大塚久雄实则是与丸山并称的、战后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1907年，1930年毕业于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39年回到母校任教，1947年起担任同校经济学研究科教授。大塚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经济学界。根据历史学家中村政则的理解，“战后历史学……简单来说，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加上大塚久雄的比较经济史以及丸山真男的政治思想史为核心构成的学问”。阅读《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一书——特别是结合当代学者小野塚知二为该书中译本所撰写的长篇解说——无疑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判断并进而理解战后日本的思想与学术情境。

共同体概念的起源

本书第一章作为绪论，强调了厘清基础概念与理论框架对于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大塚久雄将史实与理论的关系比作现实中的地形与地图的关系。他一方面提示听讲的学生“地图是按照现实中的地形绘制的”，因此“如果两者之间有出入，需要修正的当然是地图，而非地形本身”；另一方面也坦言如果不具备一定程度的基础概念与理论就“赤手空拳地闯入错综复杂的史实森林，恐怕就如手中无灯火，却要走夜路般困难……”因此，大塚将本书定义为“进入史实的森林时需随身携带的地图”。紧接着，他以简洁的笔触快速勾勒出读者所要进入的那座史实森林的大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性将世界历史一分为二，“以此变革点为界，这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虽各有特殊性，但究其本质，都建立在‘共同体’形态的基础上”；因此，“‘共同体’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各种生产方式中拥有的地位，理论上和商品生产与流通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基础性地位相仿”。一言以蔽之，大塚希望绘制的乃是一幅以“共同体”为等高线、呈现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社会发展状况的地形图。

在第二章中，作者针对“共同体”及其物质基础——也即土地——进行了概念分析。土地之所以被定义为是“共同体”得以成立的物质基础，是因为对于人类最初的劳动而言，土地提供了劳动工具、实验场和原料贮藏所，还提供人们居住的地方，故而《资本论》中指出，前资本主义时代，“‘土地’或者‘土地占有’作为主要生产条件，与其他动产的所有权相比，具有压倒性优势”，是财富的总体基础。此外，考虑到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尚不足以切断劳动者与土地间的直接联系，因此土地可以说“包含了一切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甚至是作为劳动主体的人”，而人们则自然倾向于将其比喻为“天赐的‘仓库’或是‘宝库’”，为之蒙上卡里斯玛的神秘面纱。

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劳动的主体尚且被包含在大地之中、作为“自然的个人”只能零星地占有劳动的客观条件（大地）的生产力阶段，人们“要想占有被喻为宝库的大地、通过劳动来打开宝库的大门，首先必须组成某种原始的共同态”。当然，需要注意的是，作者在此处的用词并非“共同体”，而是“原始的共同态”，两者在本质上具有关联，但指向的却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大塚久雄指出，“原始的共同态”的描述对象包括大洋洲的原住民与北美的印第安人部落，而随着人类“逐步将生产活动的重心转移到农耕，简单的‘原始共同态’就逐渐发展为‘农业共同体’”。他进一步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共同态”向“农业共同体”转化乃是世界历史发展普遍可见的现象。当然，这一转化之后所形成的“共同体”会因时间与空间的不同而产生无数的差异，并非单纯拘泥于某一种“农业共同体”形态。那么，应当如何把握如此纷繁复杂的史实森林呢？大塚很快给出了用以整理与归纳“共同体”类型的核心概念：“固有的二重性”，也即在“共同体”内部，土地的共同占有与劳动工具的私人占有之间不可避免地同时存在。一方面，作为财富总体的基础的“土地”以及其上“所包含的各种原始（即未经劳动加工的）生活资料，首先是由‘共同体’全体来占有”；另一方面，“那些已经经过某种形式的劳动加工、作为生产活动的结果而得到的各种生活资料，它们不同于那些通过共同劳动得到的资料，它们永远是由一个个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出这些资料的个人，以私有的方式来占有的”。在生产力尚且低下的“原始共同态”阶段，这种“固有的二重性”或者“内在矛盾”暂且处于沉睡状态。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个人手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工具，特别是性别分工开始出现，男性手中开始集中越来越多的工具。于是“固有的二重性”从沉睡中醒来，“原始共同态”开始解体并转型为父权制的“共同体”，也即“农业共同体”。“农业共同体”的标志就是出现了按照父系继承制代代相传的私有土地。而随着土地私有制不断扩大，“固有的二重性”矛盾越发强烈，“共同体”的形态也逐渐进化。不过，大塚久雄也指出，个人在共同体中占有一部分私有土地，进行私人活动，虽然是自然出现的分工关系的必然结果；但“此时的个人尚十分弱小，不足以独立出来进行自由的私有生产”，因此“共同体”的框架得以维持，私人活动受到全体的制约。这使得即便是站在资本主义门槛前的“日耳曼共同体”，也必然残留着最古老的“原始共同态”的组织特征。这种“原始共同态”色彩的残留，决定了“‘共同体’与塑造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基础的‘商品流通’不同，它不可能呈现为覆盖整个社会的一个单一构成”。各式各样的“共同体”乃是无数独立的小天地，它们内部自成一体，有严格的内外分别。按照韦伯的理解，它们在内部有基于平等的“共同体意识”，同时视外部个体为异乡人乃至敌人。大塚在第二章的最后，敏锐地指出，在无数这种“共同体”集合而成的社会中、在各个“共同体”都管辖不到的地方存在一种真空地带。那里既是遭到“共同体”抛弃的个体悲惨的放逐地，但也是“前期资本（商业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成长与活动的固有领地”。

不过，本书的主旨并非讨论资本主义的起源史，因此，大塚久雄并未深究前期资本的成长过程。而是依据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罗列的框架，用第三章整章的篇幅，对“共同体”的三种基本形式——亚细亚的、古典古代的与日耳曼的——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并且大塚明确表示，三种基本形式不是单纯的在理论视域中彼此并列的关系，更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出循序渐进的发展逻辑。换言之，随着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扩大，共同体内部土地私有的程度不断加深。在“固有的二重性”的作用下，共同体的基本形态就呈现出三阶段式的变迁。

共同体的第一种基本形式（或者说第一阶段）即“亚细亚的形式”。大塚久雄强调，正确来说，这一形式“并非仅见于亚洲诸国，而是在世界所有地区都能见到的‘农业共同体’的第一个阶段”；不过，在世界史上，近东、黄河下游地区以及印度河流域所形成的古代国家对于这种共同体“意义最大”。本书拿来作为实例分析的，也是“19世纪中期印度河流域的旁遮普地区仍残存的‘农业共同体’”。作者对该地区村落形态的描述其精华乃在从中总结出的“亚细亚”共同体的基本特征：第一，共同占有土地的主体是“部落”这种大的血缘集团。“‘部落’组织成了构成共同体支柱的基本共同态”。第二，私有制以“世袭地产”的形式停留在初级阶段。“部落”共同体内部开始形成父权制家族这种新的共同态。以之为核心，“永久地以私人方式占有的土地，也就是‘世袭地产’（即‘房屋和附属园地’）已经广泛出现”。然而，“世袭地产”毕竟以房屋及附属园地为限，土地的主要部分依旧为“部落”共同体占有，并且由部落规模的共同劳动来开发。第三，这种情况体现在共同体的内部关系上，则是一方面，“部落的‘公共制约’对共同体的个人成员具有压倒性的强力作用”；另一方面，以在村落中生活、分配有“世袭地产”的手工业者为典型，“不受血缘关系束缚的自由人”作为社会分工扩大的体现而出现。

接下来是第二种基本形式，即“古典古代的形式”。在这一节，大塚久雄首先讨论了这一形式与“亚细亚形式”之间的连续性问题。顾名思义，“古典古代形式”共同体的典型是希腊罗马的城邦。这一小节基本也是援引古罗马的历史作为实例分析。然而，大塚指出，城邦与农业共同体之间绝非泾渭分明、毫无瓜葛。“‘城邦’形成的前提是必须事先存在由‘部落’构成的‘农业共同体’”。由于农业共同体内部出现了贵族阶层，他们离开自己的所有地，聚居到防御设施中（所谓“卫城”），才形成了最初的城邦。甚至在古典古代，还有如同初期斯巴达那样，一直保留“乡村”状态的共同体。作者甚至大胆推测，罗马人在定居并建立城市之前，也应当首先“以某种方式形成了由血缘关系维系的‘亚细亚共同体’”。对于究竟是何种历史因素推动罗马人从“亚细亚共同体”发展到了“古典古代共同体”，大塚引述马克思的观点，将之总结为“迁徙”与“战争”。这两种活动令城市聚居成为必要，同时个人的能力得到极大的发展，个体成为私有者的条件也越发具备。当然，他也强调，这两点因素只有结合了共同体内部生产力（分工关系）的发展，才有可能影响到共同体的发展走向。最后，大塚总结“古典古代形式”共同体的历史特质如下：第一，与“亚细亚形式”相比，不仅“世袭地产”的私有性质在“古典古代形式”中更加明确——在罗马人眼中，边界之神与最高神朱庇特同样神圣；而且土地私有化还进一步拓展，“公有地”的一部分也会被拿来据为己有，与“世袭地产”共同构成城邦成员私有的“地产”。第二，“公有地”除了满足共同体全体的共同需求之外，还被用来弥补共同体成员私有“地产”的不足。于是，所有人，于公于私，都要作为战士，“努力保卫与开拓‘公有地’”，换言之，参与战争也是一种“共同劳动”。第三，这种情况体现在共同体的内部关系上，就是“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共同体”（马克思语）或者“战士行会”（韦伯语）取代“部落”成为了共同体的基本形态。“亚细亚形式”中那种血缘关系的制约力大为弱化，“作为私人的个人与共同体相对立，已经初步确立自我”。这些拥有土地与奴隶的私有者（市民）构成新的共同体（城市），成为社会中的统治阶级。

最后是第三种基本形式，即“日耳曼的形式”。与前两种形式的命名逻辑类似，所谓“日耳曼的”，并非意指这种共同体形式仅局限于日耳曼民族。大塚久雄甚至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封建的共同体”这种说法意思更为明确。同时，也并非任何时期内日耳曼人形成的“共同体”都可以称之为“日耳曼共同体”。只有从中世纪早期开始出现的共同体才是这一形式的典型，例如墨洛温王朝时代的法兰克人。在“日耳曼共同体”中，“村落”已经成为了基本共同态。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村落”不是指一般意义上有人定居的村庄，而是代指“由土地占有者构成的‘邻人集团’”。所谓“邻人集团”就是指其成员可以自由脱离大的血缘集团，完全以村民的身份成为共同体的一份子；甚至在全体“邻人”的同意下，也可以接纳外来者成为村民。共同占有土地的主体不再是“部落”的血缘组织或者城邦的军事组织，而是这个“邻人集团”组成的“村落”。其内部成员的独立性较之前两种共同体形式更为提高，这就导致“村落”全体占有的土地“进一步一丝不剩地由各个共同体的成员（各个农民‘家庭’的家长）‘私人’占有、所有，并代代相传”。到此处为止，作者的阐释还是比较充分的。然而，之后——也即本书正文的最后部分，对于为何“古典古代共同体”会发展到“日耳曼共同体”这一问题，大塚只是简单强调了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却并未解释其中的内在机理。

时代思潮与线性历史

尽管结尾部分略显仓促，但大塚久雄就共同体的基础概念与历史展开，糅合马克思与韦伯两大学术巨擘的理论，融入当时日本与西方的历史研究成果，完成了一场兼具深度与气魄的总合式梳理。对于如何理解这样一部学术经典的历史地位，中译本特意附上了当代经济史学家小野塚知二的长文解说以作读者的参考。其中小野塚提到，本书问世以来，“有各种各样的批判意见。按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实证方面的批判、学术史方面的批判与理论方面的批判”。首先，就实证方面而言，稍微熟悉世界史的读者都会意识到，大塚所引用与介绍的诸多史实判断已被今天的历史学研究所推翻。乃至前近代社会中土地是财富的基础形式这一基本判断，都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学者对亚洲内陆、非洲等地的研究发现，在不少文明中，人与牲畜的财富价值更为重要。不过，小野塚指出，大塚久雄并不追求理论“根据这些个别的事实进行一一修正”，关键在于从纷杂的事实中揭示共通的法则，指明社会变化的原动力。其次，就学术史方面而言，小野塚提到，对马克思《各种形式》的写作意图，像本书这样，将三种形式理解为先后发展的三个阶段并认为其中阐明了共同体最终解体的历史逻辑，只是一种思路。此外，“亚细亚共同体”是否存在，特别是在大塚所举例的印度是否存在，也引发了日本的南亚史学界的质疑。不过，小野塚同样认为，“如果或多或少想对过去的认识进行理论升华”，以及“只要能够促进生活在‘当下’的人民通过历史去求知与思考”，那么哪怕存在“误读”与“曲解”的风险，理论探索依然是值得尝试的。最后，就理论方面而言，对于大塚的“共同体”认识，目前学界从不同侧面指出了其中的局限性，比如没有意识到领主的土地所有权在“封建的共同体”中的基础性存在，再比如没有将共同体放入与市场的关系中进行考察等等。或许是因为这些理论方面的质疑补充性大于颠覆性，小野塚仅简单归纳了批判的类型，而并未代替大塚久雄做出回应。

尽管并未直言，但已然可以看出，对于这部出版于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前（其中的理论模型更是形成于近一百七十年前）的著作，小野塚知二认为其出发点与最大价值在于“立足于近代、回望过去”。结合大塚久雄在本书开篇所使用的地图比喻，小野塚高调指出，本书“是从近代（将此任务视为己任的大塚这个近代人）的目光出发看到的前近代社会的理论地图的绪论。不论列举出多少与此书相左的前近代的事例，也仅仅具有史实确认的修正意义”——也就是说，并不具备颠覆理论的可能。

为何小野塚知二（以及他所理解的大塚久雄）可以如此公开地“无视”历史事实？这恰恰与日本的战后历史与“战后历史学”有很深的联系。1945年日本战败，粮食与各种物资极为短缺，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然而，知识分子却意识到这是一个发起变革的绝佳时期。蛊惑人心的皇国主义已经失败，占领当局正在着手推行民主化改革，左翼社会运动日益高涨。肃清明治时代以来的封建遗制，推进未完成的近代化变革，成为了当时知识界的普遍呼声。由于战后民主改革的纲领与战前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讲座派”）对日本社会弊病的分析基本吻合，因此“讲座派”的理论在1945年以后广受信赖。历史学界，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历史学者，也依托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一方面从事史学研究，另一方面也积极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并投身社会运动、推进社会变革。于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为核心，就形成了所谓的“战后历史学”，对当时的日本知识界乃至社会全体产生了巨大影响。当然，如本文开篇转引的中村政则所言，“战后历史学”的内容并非仅由马克思主义史学构成。1946年2月，大塚久雄、丸山真男、川岛武宜等这些自战前就开始从经济史、思想史、法社会学等方面探求“近代”本质的青年学者，在东京大学山上会馆结成“青年文化会议”，宣言要以“社会中残存的封建性与非理性”为共同的斗争目标，呼吁抓住战后“第三次开国”的机会，真正实现日本人的精神近代化。当时的历史学界，迅速接纳了这群“近代主义者”的理论。“战后历史学”的核心阵地之一乃是历史学研究会。1947年9月，该会主办的学术期刊《历史研究》首次刊载了饭田贯一翻译的日文版《各种形式》。这篇文章引发大塚久雄的高度关注，并成为了他与历史学研究会加强接触的契机。虽然到1948年，江口朴郎等人开始发起对大塚久雄乃至“近代主义”整体的批判，但双方依旧合作编著了“社会构成史体系”丛书，尝试从经济史的角度推进对社会发展法则的认识与研究，构成战后历史学最初的学术潮流之一。部分源于希望对大塚史学的结构论与比较史方法进行反思，历史学研究会还将1949年大会的主题定为了“世界史的基本法则”。以上种种均可见大塚久雄对战后历史学的深刻影响。从《共同体的基础理论》一书，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理论在大塚久雄的思想世界中所具有的真理性地位。

双方在战后初期有如此密切的思想互动，并非单纯出于学术上的交流借鉴，更是源于价值判断上的高度一致。大塚久雄也好，战后历史学也好，都在尝试将自身的研究作为一种方法、一种工具，去培养足以改造战后日本、实现社会近代化的变革主体。本书虽然看上去思考的对象是前近代社会，但近代资本主义诞生的历史，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正是旧有的共同体解体的历史。况且对大塚久雄而言，战后初期的日本还是一个尚未实现近代化的社会，他很难不首先完成“对号入座”的工作。只有确认了起点，才能规划通往终点的路径。

由此来看，大塚久雄的地图比喻实际蕴含了一层他自己未曾言明的深意：地图不必是审美的对象，但一定是行动的指南。他的理论重视对实践的指导胜过对事实的简单还原。小野塚知二强调读者不必过于纠结本书在史实乃至概念理解方面的偏差，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小野塚还指出，这不仅仅是本书的特征，也不仅仅是大塚久雄的特征，而是与大塚关系密切的战后历史学所普遍存在的特征。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近代化”已经不再是一个热门话题，至少西欧模式的、线性发展的近代化史观已经离我们远去。因此，本书中的“偏差”或许比它作为指南的价值更为刺眼。小野塚知二也在解说文中花费了大量篇幅说明“战后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的乖离与衰退。然而，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这些著作的史观，缺席的审判总是不公平的。有赖于这个精准流畅的中译本，历史法庭上的被告方得到了一个站在法官面前为自己辩护的机会。而我们也得以见识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恢弘体系与缜密思维所带来的压迫感，以及译者周雨霏老师敏锐意识到的、日本学者糅合马克思与韦伯两家理论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