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发生在美国的枪击案震动该国。今年9月10日，保守派非营利性组织“美国转折点”的联合创始人查理·柯克在犹他州一场公开活动中遭枪击身亡。

我所在的几个美国研究选举与政治传播的讨论群组里随即展开了激烈讨论。一方面，美国学者们对政治暴力本身产生了巨大担忧；另一方面，职业惯性促使我们展开了对该事件短期内可能对美国社会产生的“同情动员”的分析。我在美国保守派占主导的学术会议和政策讨论场合，都曾与“美国转折点”组织相关的人士展开过讨论，在他们看来，查理·柯克代表了美国选举中“年轻选民与校园渠道”的重要性，同时，类似的意见领袖具有把线上情绪转化为线下投票的组织动员能力。

查理·柯克案进入司法程序后，嫌疑人泰勒·鲁滨逊被指控严重谋杀和非法开枪等多项罪名，检方明确表示将寻求死刑判决。作为该事件的核心焦点，政治暴力引起了美国两党的共同谴责。然而，在谴责政治暴力的共识之下，美国政治仍在“共同语言”与“身份对立”之间反复拉扯。美国众议院以310票赞成、5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对纪念柯克议案的表决，但仍有60名民主党议员选择“出席但弃权”或“不投票”。这一现象清晰表明，即便面对暴力事件，华盛顿在“谁是受害者、谁代表正当性”的判断上，仍带有强烈的党派色彩。

另一边，围绕柯克遇刺事件，保守派阵营迅速构建起强烈的“殉道动员叙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悼念场合称其为“美国自由的烈士”，“美国转折点”也迅速完成组织交接，并明确表态将延续原有政治路线。在我所研究的美国竞选政治领域，学者们普遍认为，真正决定权力归属的并非舆论声量与募款数额，而是能否将短期情绪转化为跨阵营的“选票增量”。在11月4日举行的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阿比盖尔·斯潘伯格以约14个百分点的优势，战胜共和党候选人温索姆·厄尔-西尔斯；同日进行的新泽西州州长选举，民主党候选人米基·谢里尔也以56.3%对43.1%的优势战胜共和党候选人杰克·恰塔雷利。这两个州并非传统意义上“铁板一块”的蓝州（即民主党主政州），这意味着，柯克遇刺的悲剧或许并未为保守派带来“增量选民”，反而进一步放大了选民对稳定治理与可预期政策的偏好。

上述选举前我和美国竞选财务学会与竞选数据领域的专家保持了沟通，预想中的高投票率并未出现，而动员边际收益下降的特征却十分明显。我们常用一句话概括这种情况：“turnout（投票率）不是问题，persuasion（说服力）才是问题。”也就是说，美国民众正在产生一种对政治对抗的厌倦，可以描述为“政治疲劳”。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政治现象？核心原因不仅在于美国正在经历的政治极化，美国民众看待政治的深刻心理结构变化同样重要。过去几年，我一直在进行美国竞选战略与竞选财务及动员方式的一线研究。工作方式包括旁听培训、访谈从业者、对公开竞选数据进行分析与观察。一个很强的现场感是：在美国基层竞选里，很多工作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宏大，而是十分单调的，比如建名单、敲门入户进行宣传以及用反复打磨的话术围绕生活成本等议题与选民进行接触。柯克遇刺事件将“政治暴力”从抽象风险转化为具象的现实，反而激发了大量中间选民的防御心理，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将选票投给能提供秩序感与可预期治理的候选人。同时，美国的生活成本、住房保障、医疗资源与社会治安等民生议题对民众的影响正在加大。

当前，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后柯克时代”的政治疲劳。查理·柯克遇刺事件反映出的现实是，美国社会对极端动员的边际收益正在持续下降，人们普遍希望更为温和的政治环境。这一趋势或许也将对美国即将到来的重要政治议程——2026年中期选举产生重要影响。美国民众所反映出的情感倾向很容易理解。任何一方若将政治竞争推向“你死我活”的极端境地，最终可能未必击败政治对手，反而失去那些只想过安稳生活的中间选民。（作者是美国竞选学研究所国际政治竞选管理中心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