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最近，南京博物院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1959年，著名收藏家庞莱臣后人向南京博物院无偿捐赠了137件古代书画。然而，去年庞家后人想查看这些藏品时，发现其中五件无法看到。更令人震惊的是，其中一幅明代画家仇英的《江南春》图卷，竟然出现在了北京一家拍卖行的预展上，估价高达8800万元。

面对质疑，南京博物院回应称，这五件作品早在几十年前就被专家鉴定为“伪作”，并按规定进行了“划拨调剂”。但公众的疑问并未就此打消：既然认定为伪作，为何从不告知捐赠者后人？所谓的“调剂”究竟调往了何处，为何关键文件信息模糊不清？被鉴定为“伪作”的《江南春》，是否就是近期现身拍卖行的这幅？

目前事件还在调查中，不能轻易作结论，但公众的关注已超越了对单一事件的追问，它包含了几重更深沉、更迫切的期待，值得各地文博机构思考。

第一，是期待所有疑问，都能得到清晰、严肃的回答。

博物馆对捐赠并非“照单全收”，研究、鉴定、分类和处置是应有流程。但当私人藏家将藏品捐献给博物馆时，处置流程和后续结果理应让捐赠者知晓，特别是当捐赠者对馆方行为提出质疑时，更需要一个透明、权威的回应与监督机制。公众期待的，是博物馆接受和处置捐赠过程必须公开公正，每一个疑点——无论是鉴定过程、处置程序还是流向追踪，都应该有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的明确答复。这不仅是对捐赠者的交待，更是对公众的交代，也能让潜在的捐赠者能放心将珍藏托付给博物馆。

更进一步，博物馆对于所接受捐赠，应该依法建立起公开、透明、规范的全流程制度，这既是对捐赠者合法权益的维护，也是对他们捐赠义举的尊重。

第二，是期待“网红”之外，博物馆守住“初心”。

近年来，“文博热”席卷全国，很多博物馆在展览策划、文创开发上颇费心力，甚至成为“网红”吸引大批观众，这当然是好事。但真正的“卷”，绝不应该只停留在打卡和文创上。博物馆的职责，是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让文物得到妥善保护，让文物的价值在公众中传承发扬，是博物馆必须守住的初心。

民间捐赠是博物馆文物的重要来源，国内一些大型博物馆所藏珍贵文物中的捐赠比例接近1/4。捐赠者的每一次义举，都是对博物馆的信任与托付，博物馆应该守护好这份信任，这不仅是对每一件藏品、每一位捐赠者的尊重，也是与捐赠者和公众一道守护文明传承的历史责任，绝不可辜负。

第三，也是最紧要的，是期待文物安全漏洞被彻底堵上。

公众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博物馆系统内部的管理漏洞和监守自盗案件，曾不止一次发生。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原馆长萧元，在2002年至2010年间，利用职务之便，用自己临摹的赝品调包了馆内143幅名家画作，其中包括齐白石、张大千等大师的真迹，涉案金额逾亿元。这些真迹被其委托拍卖，而赝品在馆内竟存放多年未被发现。

在此之前，安徽寿县博物馆失窃案也备受瞩目。1996年，该馆7尊珍贵的明代青铜罗汉像夜间被盗。事后调查发现，博物馆负责人挪用了省文物局下拨的专项安全经费，导致必要的报警设备未能添置，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至今，这7尊罗汉中仍有4尊下落不明，甚至被收录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被盗文物虚拟博物馆”。

这样的文物安全问题在国际上也多次发生。大英博物馆曾被曝出2000件未展出藏品失踪、被盗或者受损，一些藏品的部件甚至被当成废品出售。馆方还将一名前员工告上法庭，指控其监守自盗。大英博物馆时任馆长也因此引咎辞职。就在今年10月，法国卢浮宫也发生盗窃案，光天化日之下，窃贼在短短几分钟里就盗走数件价值巨大的珍宝。

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例告诉我们，外部安保、内部监管如果失灵，是文物保护最大的隐患。它伤害的不仅是国家的文化财富，更是整个文博系统的公信力。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加强监管已经成为顶层设计的明确方向。今年10月，国家文物局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博物馆全面强化安全意识，聚焦库房、展厅、运输等关键环节，严格执行账物分管、双人进库等基本制度，构建“人防、物防、技防”三防融合的全方位安全防护体系。

因此，公众对南京博物院事件的关注，本质上是一次集体的呼吁：我们需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来匹配文物所承载的厚重历史；需要用最透明的机制，来梳理从收藏、鉴定到保管的每一个细节。唯有如此，历史的瑰宝才能闪耀，公众的信任才不会蒙尘。

原标题：《上观时评｜公众对南京博物院的关注包含了哪些期待？》

栏目主编：简工博 题图来源：新华社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谢飞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