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1913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也成为获得这一奖项的亚洲第一人。1924年4月，泰戈尔访问中国暨上海，引起国人乃至世人瞩目。当时代的中国文化名流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徐志摩等，都参与了对泰戈尔的接待和交流活动，成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

泰戈尔的身影出现在黄浦江畔

泰戈尔此行，除了欲一睹古老的中国、进行演讲外，他还希望通过此次中国行，为其于1921年在印度创办的旨在与世界交流的“国际大学”引进中国学者，请中国学者在该校进行讲学和从事研究。1923年，泰戈尔曾请助手先期来华联系其访华事宜。后来即由梁启超、林长民等人组织的“讲学社”发出邀请函。泰戈尔访华时，也是由“讲学社”负责安排接待等事宜。担任翻译的，便是泰戈尔的崇拜者、诗人徐志摩。而在徐志摩眼里，泰戈尔俨然是“一方的异彩，揭开满天的睡意，唤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驹，在热奋的驰骋”。文学家郑振铎也欣然以《欢迎泰戈尔》为题，撰文写道，当泰戈尔到达中国的时候，这里的人们一定会张开双臂拥抱他；他演讲时，人们也一定会报以热烈的掌声。

1924年4月12日上午，身着传统印度长袍、头缠黑色头巾、脚穿黑色布鞋、留着标志性长白须和浓密白发的泰戈尔的身影，出现在了上海黄浦江畔的汇山码头。与泰戈尔一起前来的，有印度“国际大学”教授、梵文学者沈莫汉，画家南达拉·波斯以及其他教授等。泰戈尔尚未下轮，就有捷足先登的报社记者上船，对他进行了简短的采访。很快，泰戈尔一行便缓步走下了“热田丸”号轮。前来欢迎他的人们立刻围了上来，有人给一脸微笑的泰戈尔献上了鲜花。这些前来欢迎印度诗哲的人们，分别来自上海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等团体，以及一些中外媒体的记者。见面寒暄问候过后，兴致盎然的泰戈尔已忍不住想要发表自己的即时感受。只见他激动地对前来热情欢迎他的人们说道，此刻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到了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他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密的兄弟。这番话经徐志摩翻译后，人们当即用热烈的掌声热情回应泰戈尔。短暂的见面仪式过后，泰戈尔随即边向人们频频招手，边微笑着和随行成员一起乘上车，离开码头，前往坐落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沧州别墅，那是接待方安排泰戈尔在上海下榻的宾馆。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乘船抵达上海

上海之行的活动，安排得还是很紧的。短短一两天内，泰戈尔先后参观游览了龙华古寺、哈同花园。还参加了在沪锡克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会。第二天，泰戈尔又由徐志摩等陪同，出现在了慕而鸣路（今茂名北路）37号张君劢寓所，参加由上海自治学院、讲学社、中国公学、文学研究会四个团体发起的欢迎茶话会。泰戈尔在这里作了他来到中国后的第一场演讲。演讲词充满着诗人的激情，他言词铿锵地指出，中印“两国人民犹如兄弟，为事当存信心，事必成功……”诗人还说，他此次的中国之行，意在“沟通这名贵的情感交流……”这篇演讲词，后来即以《在上海的第一次谈话》为题，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5卷第8号。

茶话会结束后，泰戈尔一行由徐志摩、郑振铎等陪同，来到斯时上海最大的一家素菜馆功德林用餐。这其实也是一场欢迎晚宴。

第二天一早，泰戈尔一行即离开上海，前往杭州游览。泰戈尔说：“我到杭州去，路上所看到的一点生气所在的地方，就是那绵延不绝的稻田……”1924年4月16日的《申报》《民国日报》以《泰戈尔到杭州之电讯》，继续报道泰戈尔访华的消息：徐志摩昨有电致张君劢云：“寒（十四日）偕泰戈尔到杭，欢迎者众，下车正十二时四十分。现下榻西湖饭店……铣（十六日）在教育会演讲，拟蓧（十七日）晨返沪，巧（十八日）讲演，然后北上。”当时陈寅恪的父亲、72岁的中国近代著名诗人散原老人陈三立，正好住在与西湖饭店毗邻的白傅路上，中印两位诗人因此相会，也成为一段文坛佳话。

泰戈尔 新华社发

杭州短暂之行后，泰戈尔又返回上海。第二天即以《东方文明的危机》为题，在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图书馆作了在沪的第二场演讲。这里迎接他的是一场更盛大的欢迎会：会场外面用花木搭建出“欢迎”的字样，会场里面张挂彩条彩球，摆放在台口的一溜鲜花更是亮眼。除此之外还有乐队。这样的场景，更激发起了诗人演讲时的情绪和兴致。

庆贺泰戈尔64岁生日

由于文化差异、思想观念不同，对泰戈尔的演讲，予以冷嘲热讽，甚至喝倒彩的也不乏其人。比如吴稚晖、陈独秀就都表示了不满。前者直言，请泰戈尔把“尊口”封起来：“太（泰）先生你做诗罢，管不了人家的家国，你莫谈天下事！”后者也愤然道：“太（泰）戈尔初到中国，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恐怕太（泰）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对他。”

泰戈尔在上海第二次演讲后当晚，便离沪开始了他的北上之旅。在北京，全程陪同泰戈尔的人中，除了徐志摩，还有林徽因。一家报纸还刊登了描绘他们三人在一起的文字：林小姐貌美如花，与白须飘飘的诗哲挟臂而行，加上郊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梅松竹图一般。北方之行，泰戈尔在清华大学等地作了多场演讲。泰戈尔尊崇中国传统文明，言论中难免会给人有一种复古的况味。因此和在上海演讲后的反馈一样，泰戈尔北上之行的演讲，也让他接收到一些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即使徐志摩尚未翻译，泰戈尔也完全可以从听众脸上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上解读出来。而这样的难堪，徐志摩当然比他更容易感受到。徐志摩后来回忆道：“他（泰戈尔）的声调我记得和缓中带踌躇，仿佛是他不能畅快地倾吐他的积愫……他的笑容除非我是神经过敏，不仅有勉强的痕迹，有时看来是眼泪的替身。”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北京时，同他的两名翻译徐志摩（右）、林徽因（左）合影。 新华社发

有个客观情况显而易见，即泰戈尔访华时，正值中国文化界激进派与保守派纷争之际，作为国际文化名人，泰戈尔于此时现身中国，难免使人会有所联想，以为他是由“讲学社”邀请来作选边站的。这些插曲尽管多少会影响泰戈尔的兴致，但他更记怀的，还是中国人民的友好。尤其让他感到温馨的，是5月8日这天，京城知识界为庆祝他64岁生日举行的隆重晚宴。那天胡适作为代表，还向他赠送了寿礼——几幅名画和一件古瓷。还有让他高兴的，是特地演出了他的诗剧《齐德拉》，并由林徽因饰演美丽的公主齐德拉。也是在这里，梁启超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竺震旦。寓意如日之升，如雷之震。

泰戈尔在北京。坐者左为泰戈尔，右为颜惠庆。前排站者左二为林徽因。中排站者左一为徐志摩

1924年，梁启超(中）在北京欢迎泰戈尔

结束北方之行后，泰戈尔于五月末再返上海。随即作了他此次中国行在上海的最后一场演讲。这也是一个“告别词”，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5卷第8号。其中泰戈尔说道：“你们中的一部分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动摇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告诉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贸利的闹市。”泰戈尔心情黯然，但这番话说得却很透明，懂的人自然都懂。但作为陪同泰戈尔的全程翻译，徐志摩内心还是有点为泰戈尔感到不平。这一点泰戈尔应该是明白的，所以临别时，当徐志摩提醒泰戈尔别落下什么东西时，后者已完全视前者为知己，且话中有话地真情流露道：我什么都没有落下，唯独把心落在了中国。

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卉

1929年3月，泰戈尔在前往美国、日本讲学途中，第二次踏足上海。此次来沪，泰戈尔只说是和徐志摩叙旧。也许第一次访华演讲时，一些不快的阴影仍留在泰戈尔心里，所以到沪前他即电告徐志摩，他此次到上海，行踪保密，远离媒体，不住酒店，就下榻于徐志摩和他夫人陆小曼在四明邨的家。由于泰戈尔此次上海行的低调，因此避免了许多无谓的应酬，同时也给了宾主更多相处的时间，一如泰戈尔所希望的，静悄悄地在徐家住几天，做一个朋友的私访，大家谈谈家常，亲亲热热的像一家人，愈随便愈好。

话是这么说，但徐志摩和陆小曼还是颇动了一番脑筋。如他们特地为泰戈尔在三楼精心布置出一个模仿印度式的房间，以让他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结果泰戈尔却不喜欢，反而觉得徐、陆卧室饶有东方风味、古色古香，更可爱，希望就让他住这间房子。徐、陆当然满足了他。而泰戈尔的率性、随和也让陆小曼觉得“真有趣”。三人在一起谈诗吟诗，快乐无比。尤其是陆小曼，觉得泰戈尔“一点也不带有印度人所有的凶恶的目光，脸色也不觉得奇黑，说话的声调更带有一种不可言喻的美，低低好似出谷的黄莺，在那儿婉转娇啼……那时的情况真是说不出的愉快”。虽然此次相处只有短短三天，但在陆小曼看来，“可是我们三人的感情因此而更加亲热了”。临别时，泰戈尔将一幅水墨自画像赠送给徐志摩、陆小曼夫妇，画像笔调粗犷，神态灵动，远看兼具山影。泰戈尔还用英文题诗云：“山峰盼望他能变成一只小鸟，放下他那沉默的重担。”简短的诗句，寄寓了作者的一腔感慨。

今日四明邨 本报记者海沙尔摄

这次分别还是短暂的。六月间，泰戈尔于出访归途中又来上海，且仍下榻徐志摩、陆小曼夫妇家。老友相处，性情投契，话语融洽，彼此欢愉，似乎有聊不完的话题。上次临别，泰戈尔赠送主人夫妇自画像。此次临别，泰戈尔则把自己穿的一袭绣有印度民族色彩图案的紫红色丝织印度长袍赠送给他们留作纪念。泰戈尔回国后，徐志摩一直与他保持着通信联系。

泰戈尔的光临和两份赠礼，给陆小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多年后，她撰文《泰戈尔在我家》，发表于《良友画报》（1940年第8期），其中写道：“这个时候志摩才答应他（泰戈尔）到八十岁的那年一定亲去祝寿，谁知道志摩就在这第二年（1931年）遇难（指徐志摩不幸因空难殒命）。老头子这时候听到这种霹雳似的恶信，一定不知怎样痛惜的吧。本来也难怪志摩对他老人家特别的敬爱，他对志摩的亲挚也是异乎平常，不说别的，一年到头的信是不断的。只可惜那许多难以得着的信，都叫我在志摩故后全部遗失了，现在想起来也还痛惜！因为自得噩耗后，我是一直在迷雾中过日子，一切身外之物连问都不问，不然今天我倒可以拿出不少的纪念品来，现在所存的，就是除印在这里泰戈尔为我们两人所做的一道小诗和那幅名贵的自画像而已。”陆小曼该文发表第二年，泰戈尔已卧床不起。但即使处于这样的状况，就像陆小曼忘不了“泰戈尔在我家”一样，他也忘记不了自己的三次中国行，并作诗云：“我取了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这在我心里是明白的：/我在哪儿找到朋友，/便在哪儿获得新生，/朋友带来了生的奇迹。/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卉……”

徐悲鸿画泰戈尔素描像（1940年）

泰戈尔首次访华行，希望为其创办的“国际大学”引入中国学者，并请中国学者在该校讲学和从事研究。他还真发现了一位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家——梁启超。于是他向梁启超发出诚挚的邀请，邀请他携一二位学者前往印度“国际大学”讲学、研究。梁启超也欣然答应。但遗憾的是，此事后来未果。所幸1927年7月，泰戈尔在新加坡遇到一位当时在新加坡华人学校教书的29岁的中国青年学者谭云山。泰戈尔很快就喜欢上了他，尤其激赏他的才华和学识。后者接受了泰戈尔邀请，而且终于前往印度，并为中印两国文化和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让我们引泰戈尔两句诗，作为本文结束——“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原标题：《那年，泰戈尔住徐志摩和陆小曼家，要求换房间》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题图来源：上海街头的泰戈尔花园，本报记者海沙尔摄 图片来源：照片除署名外由作者提供

来源：作者：陆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