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周惠斌
抗战时期，邹韬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皖南事变”后，邹韬奋等人在香港开展统战工作，建立宣传阵地，开辟文化“第二战线”，正式复刊《大众生活》。许多读者都把邹韬奋和《大众生活》视为良师益友。
今年是我国现代著名出版家、文化战士邹韬奋诞辰130周年。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政治形势异常严峻，内地文化界许多进步人士纷纷奔赴香港，进行战略性转移。在周恩来的部署下，夏衍、茅盾、邹韬奋等人先后抵达香港，开展统战工作，建立宣传阵地，开辟文化“第二战线”。
撰写政论《抗日以来》
1941年3月5日下午，经中共香港地下党负责人廖承志安排，邹韬奋从桂林来到香港，同行的包括张友渔、韩幽桐等。邹韬奋在《患难余生记》中记述了此次赴港经历，称其为“第四次流亡”。当时，飞机起飞两小时后，重庆参政会秘书长王石按照蒋介石的紧急吩咐，急电桂林要求坚决挽留邹韬奋，却不知此时飞机已在启德机场平安降落。
邹韬奋到港的第二天，廖承志根据周恩来提出的“不红不白，灰一些”的指示，邀请在港的文化名人，组织召开专题会议，商讨办报事宜。与会者热烈讨论，报纸很快定名为《华商报》，由香港华比银行经理邓文田和他的弟弟邓文钊（廖承志的表妹夫）出面注册登记。报社在香港最热闹的中环荷里活道租下一间两层楼铺面做社址，由范长江任社长、胡仲持任总编辑，刘思慕、乔冠华、羊枣（杨潮）等负责写社论。《华商报》自4月8日创刊，邹韬奋即开始提供系列政论文章《抗日以来》，至6月30日，共写了77篇。其时，邹氏一家五口的日常生活包括两个孩子的上学费用以及房租等，全靠范长江每月预支的400元港币稿费维持。
邹韬奋为《华商报》写稿可谓呕心沥血，他在给重庆沈钧儒的信中感慨地说：每天一定要写若干字数的文字，还要开会，忙得不亦乐乎；到了晚上，放下笔杆，倒头便睡，“真如僵尸一般”。一次聚会上，有人问起他在香港的打算，邹韬奋说：“我的能力和志趣，都不允许我做一个政治运动的领导者，我不过是一个喇叭手，吹出人民大众的要求罢了。”
不久，邹韬奋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港绅的公子曹克安，曹家早已打算办一份周刊，并且作好了登记，只是没有合适的主编，一时拖了下来。曹克安钦佩邹韬奋的人品和文章，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商定合作，沿用曾在上海发行的《大众生活》周刊的刊名，发行人为曹克安，主编是邹韬奋，金仲华、茅盾、夏衍、胡绳、乔冠华、千家驹等担任编委。
《大众生活》原是邹韬奋于1935年底在上海创办的一份周刊，由于它与当时国内进步救亡运动紧密结合，因而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销售量达20万份，但出版了16期后，被勒令停刊。
5月3日，《大众生活》第一次编委会在香港湾仔凤凰台生活书店办公室召开，会议商定5月10日发稿。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邹韬奋的确抓得很紧，我们约定以后每周六编委会雷打不动，讨论时事之外，还要决定下一期的主要内容，并在这个范围内每个编委担任一篇以上的文稿。”编委会上，有人提出刊物上最好能登一篇长篇连载小说，这样更能够吸引香港的读者，否则，全是政论文章，恐怕不易为读者接受。邹韬奋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
正式复刊《大众生活》
5月17日，《大众生活》在香港正式复刊。复刊词中写道：面对抗战，“我们相信，靠着全国人民的巨大力量也一定能扭转乾坤，而达到胜利与光荣的彼岸”“我们不愿意讳疾忌医，对于进步的，有利于民族前途的一切设施，固极愿尽其鼓吹宣传之力。但对于退步的，有害于民族前途的现象，我们也不能默默无言。”
为进一步阐明留港爱国人士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政治主张，5月29日，邹韬奋与茅盾、金仲华、恽逸群、范长江、于毅夫、沈志远、沈兹九、韩幽桐等人共同拟写了《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与主张》，发表在6月7日出版的《大众生活》上。文章痛切陈述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内地政治逆流却把身居海外、拥护抗战的文化工作者和坚持团结抗战、要求实现民主政治的爱国人士称为“异党分子”，而对于潜藏在抗战阵营中的汪逆残余，以及佩戴各种面具、主张妥协者却反而熟视无睹，任其混迹市朝，危害国家。为了共襄国难，争取抗战胜利，文章义正词严地提出了9项救国主张，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
当时，香港有很多综合性文艺刊物，如《大风》《时代批评》《文艺阵地》《笔谈》《时代文学》《耕耘》《世界知识》等，但影响最大、广受欢迎的莫如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大众生活》栏目丰富，设有以编委会集体讨论后由邹韬奋执笔的评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及国内抗战等重大事件的“社论”，以夏衍、廖沫沙、胡绳等作者为主的阐述国内外大小事件的“周末笔谈”，以乔冠华、金仲华、张友渔、千家驹等作者为主的关于国际国内与抗战等有关的专题“论文”，以反映世界各国见闻为主的“通讯报告”，小说连载、散文、杂感、书评、读者来信简复、漫画等。
作为周刊的主编，邹韬奋最主要的工作是抓好“两头”，“一头一尾”，也就是“社论”和“读者来信”。邹韬奋历来重视“读者来信”，经常亲自给读者复信至深夜，他曾说自己花在“读者来信简复”上的时间，要比花在写“社论”上的时间还多。夏衍回忆，邹韬奋在一次私下谈话中曾对他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是脱离群众的，在香港这个特殊的地方，要接近群众也不容易，所以我只能从读者来信中摸到一点群众的脉搏。”也正因为如此，许多读者都把邹韬奋和《大众生活》视为良师益友。
连载茅盾小说《腐蚀》
而在《大众生活》复刊前夕，邹韬奋于5月5日从九龙天星码头渡海到香港，专程前往坚尼地道望海靠山的一幢两层小洋房拜访茅盾。
邹韬奋开门见山地对茅盾说：“前天会上当着你的面，大家不便说，会后都向我建议，《大众生活》上的连载小说，应该请你来写。雁冰，你是编委，你的名气大，下笔又快，承担这个任务应该不成问题。你就作为紧急任务赶写一部吧。”茅盾为难地表示：“长篇小说哪能说写就写？”邹韬奋说：“这也是万不得已。你可以一边写一边登，大约每期只占4个页码，8000字左右。”茅盾沉吟片刻后说：“好吧，我来写！你什么时候要第一批稿？”邹韬奋算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13日交稿。我给你留出4个页码，你给我4天印刷的时间。”
送走邹韬奋，茅盾思考起来：写什么好呢？香港和南洋一带的读者喜欢看武侠、惊险小说，可是自己不会写这种小说。不过，国民党特务抓人杀人的故事、特务机关的黑暗内幕等，却也充满了神秘色彩。而抗战初期确实有不少热血青年，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招募过去，经过训练后又强迫他们当特务。一些女青年的良心并没有泯灭，她们不愿做特务，但又摆脱不了特务组织，内心一直忍受着痛苦的煎熬。
茅盾当即决定写这个题材。小说背景设置在“皖南事变”前后，以揭露蒋介石制造千古奇冤的真相。由于时间紧迫，“决定采用日记体，因为日记体不需要严谨的结构，容易应付边写边发表的要求”，茅盾回忆说：“小说主人公即日记的主人，选一女性，因为女子的感情一般较男子丰富，便于在日记中作细腻的心理描写。我给这部小说取名《腐蚀》，以概括日记人的遭遇。”为吸引读者，小说开头加了一段序，说这本日记“发现于陪都某公共防空洞。日记的主人公不知为谁氏，存亡亦未卜。该防空洞最深处岩壁上，有一纵深尺许的小洞，日记即藏在这里”。
《大众生活》第一期出版后，小说《腐蚀》引起香港成千上万读者的关注，他们纷纷致函《大众生活》社，询问《腐蚀》的作者是怎样得到这一本日记的？小说的主人公赵惠明现住在哪里？她做什么职业？收读邹韬奋转来的许多读者来信，增添了茅盾继续写下去的信心，因此，差不多每天吃完晚饭，他就动手，一直写到夜深。
茅盾原计划在《腐蚀》中写到主人公赵惠明的爱人小昭牺牲，就结束全书。可是，当小说连载到第14期时，邹韬奋请他再续写几节，给主人公一个光明的前途，因为许多读者都希望作者能给赵惠明一条自新之路。于是，茅盾在小说原来的结尾后面，续写了女主人公被派到某大学区的邮局里当邮检员的故事。在那里，她结识了一个刚刚陷进特务罗网的女学生N，并且帮助她逃出火坑。对于赵惠明，茅盾则写了革命者对她的期望：“生活不像我们意想的那样好，也不那么坏。只要自己去创造环境……她一定能够创造出新的生活。有无数友谊的手向她指引……”
夏衍完成约稿《春寒》
当《大众生活》连载茅盾的小说《腐蚀》即将完毕，邹韬奋又动员夏衍创作连载小说。夏衍是《大众生活》的编委会成员，主要为该刊的“周末笔谈”写散文、随笔。接到邹韬奋的任务时，夏衍说自己没写过。邹韬奋鼓励道，编辑部只有你一人是搞文学创作的，你能写好。夏衍敬重邹韬奋的为人，又为他在贫民窟办报刊宣传抗战的精神所感动，于是不再推辞，为《大众生活》写起了连载小说《春寒》。
《春寒》以广州大撤退为背景，以流亡女学生吴佩兰和留日回国学生徐璞在抗日烽火中的经历和在爱情上的坎坷遭遇为线索，通过吴佩兰的苦闷与追求，抨击国民党假抗战的行径。主人公吴佩兰是一个弱不禁风的江南小姐，但是，时代的洪流将她从江南冲到了广州，而广州的大撤退又把她冲到了穷乡僻壤。在紧张激烈的战地生活中，她经受了锻炼，由娇小姐成长为吃苦耐劳的抗日女战士，成为一名受抗日军民欢迎的女演员。然而，正当她斗志昂扬地要为抗战奉献更大力量的时候，国民党的反共高潮袭来，演剧队遭到搜查，一些进步人士被逮捕甚至杀害。然而，吴佩兰经受了考验，最后，她逃离虎穴，躲过追捕，奔赴延安。
夏衍在小说《春寒》中，充分发挥他善于刻画人物的特长，成功塑造了一个追求进步、在抗战烽火中自觉经受磨炼的女青年形象。小说于1941年10月4日至12月6日在《大众生活》连载，受到香港读者的广泛关注，是继茅盾《腐蚀》之后，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一度鲜明提出“团结抗日，民主自由”主张，全力支持“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大众生活》周刊，在上海遭到国民党当局封杀后，奇迹般地在香港复刊，而且始终不改初衷。《大众生活》很快在素有小报传统的香港掀开新天地，发行量达到10万多份，诚如夏衍所说的：“《大众生活》和《华商报》紧密合作，在宣传战线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回想起来，在当时当地，《大众生活》的影响可能比《华商报》还大。”而这一切，显然与邹韬奋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1941年12月6日，《大众生活》在出版了30期后，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而被迫停刊，它因此成为邹韬奋报业生涯中创办的最后一份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