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北京日报客户端

在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史中，抗日战争是一段血与火交织的记忆。战争的阴霾不仅吞噬了无数生命，也迫使中华大地上的高等学府在山河破碎之际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迁徙。作家聂作平重走西迁路，以亲历者的视角、以足迹为线索，耗时八年、足迹遍布十余所高校旧址，撰写了这部《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本书既是一部细致的史料考证，也是一次精神的朝圣，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代际对话。

抗战爆发后，我国北方及东部沿海面临战争威胁，数十所大学不得不向西部搬迁。作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高校大迁徙，几十年后，这些大学当年内迁的经行路线、办学地点及相关情况还有案可查，并且，相当一部分还能找到旧址遗迹。抗战中的内迁大学，为了赓续文脉，保存文化火种，在当时偏僻落后的西部地区，不仅弦歌不辍，而且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艰难岁月里完成了它们化蛹为蝶的嬗变，堪称文教史上的奇迹。书中为读者全面呈现十所知名大学战时内迁的这段历史和背后的人物、故事，配以插图近百幅，具有很强的阅读吸引力及史料价值。

东北大学西迁地三台潼川镇的潼川古城墙

《山河万里》以“重走”为题，先从作者2017年3月11日从成都驱车出发，踏上贵州湄潭的第一段路程写起。作者随即描绘了在湄潭文庙，当年浙大西迁的校本部驻地的细致观察。雨中的古庙、曲折的山间小火车轨道、漫山遍野的茶树以及唯一的旅人。正是这种文学、游记、历史的混合写作手法，使得读者在阅读时既能感受到战争年代高校迁徙的宏大叙事，也能体会到每一座旧址背后的人情温度。

书中对每一所高校的迁徙路径都做了系统梳理：从浙大西迁的贵州湄潭、广西宜州（旧名宜山），到东北大学在川东北的防空洞，乃至武汉大学、华中大学、同济大学等的迁徙足迹。作者不仅列举了地名、时间，还通过实地访谈、方志资料、老照片等多元渠道，补足了史料的空白。例如，在宜州文庙旧址，作者通过多位老人访谈，最终在一条两侧长满香蕉和木瓜的小路尽头找到了20世纪60年代建为医院、80年代废弃的标营遗址，这段寻找过程本身就像一次考古，极具可读性。

东北大学由张作霖于1923年在沈阳创办，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经费最充足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众多学府中最早西迁的。书中以宁恩承、徐景明、王成福等师生的视角展现了东北大学在民族存亡之际的选择与遭遇。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迅速沦陷，学校被迫离开沈阳，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流亡办学历程。

曾做过武大男生宿舍的神龙祠 杨阳 摄当年军方将草堂寺让给东北大学，图为今子洲公园牛头山上的杜甫像

流亡之初，学校首先迁至北平。随着华北局势日益紧张，学校又奉命辗转于西安、开封等地。其间甚至还曾接到迁往青海的指令。当时东北大学的校长臧启芳顶住压力，鉴于对时局的判断，决定抛开教育部自行选择迁校地点，准备迁往大后方四川。但当时入川的机关单位有很多，已经超出了当地政府的能力。另外，东北大学的创建者是张学良的父亲，当时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扣押，收留东北大学会不会有政治上的麻烦，这也让本地官员有了疑虑。但当找到四川三台时，县长郑献征爽快的应下来了，就这样在多方努力下，东北大学选择了四川三台县作为新的落脚点。

1938年3月19日，首批500余名东北大学师生从西安出发，历经宝鸡、汉中、剑阁、绵阳，长途跋涉抵达三台。他们的到来受到当地热烈欢迎，三台县县长郑献征组织数千人召开欢迎大会，并腾出潼川府旧贡院、部分杜甫草堂寺房屋、军阀田颂尧的军部旧址以及潼属联立高中的校舍，供学校临时使用。同年5月10日，东北大学在简陋的条件下正式复课。

在三台安顿下来后，学校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校方陆续增建了礼堂、图书馆、教室、宿舍等设施，并租赁土地作为体育场。院系规模也从最初的文、法两个学院，逐步扩展为文、法、理、商四个学院，增设了外文、数学、物理、工商管理等系，成为抗战大后方一所学科较为完整的大学。众多知名学者如陆侃如、金毓黻、蒙文通、萧公权等汇集于此执教，为当地带来了浓厚的学术文化气息。

乐山文庙内部建筑，原武大乐山办公旧址 杨阳 摄

湄潭文庙，浙大西迁时的校本部驻地，现为浙江大学西迁陈列馆

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东北大学于1946年迁回沈阳，结束了这段曲折而坚韧的西迁岁月。书中的更多细节丰富了这趟西迁的艰难过程，从沈阳到三台，两千多公里的流亡之路，不仅保全了教育的火种，更书写了中国近代大学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壮丽篇章。

这并非单纯讲述高等学府的西迁之路，而在于对那段历史中蕴含的精神价值的深度挖掘。《山河万里》在学术层面提供了大量关于抗战时期高校迁徙的第一手资料，对教育史、地方志研究、战时社会史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普通读者而言，书中丰富的现场描写、感人的代际对话，使得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变得生动可感。

作者在自序中指出，战争中的大学迁徙是“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战争中的流亡兴学”。在极端困境下，师生们仍坚持教学、科研、记录，正是“向死而生”的精神写照。

书中多次引用竺可桢的日记，这位气象学家在浙大西迁期间仍坚持每日记录气候与生活点滴。竺可桢的儿子竺安在北京的访谈中，回忆起父亲在艰苦岁月里仍保持的平缓语调与坚定信念，凸显了科学家在乱世中的执着。作者将这种执着与当代读者的共鸣相连：“越是艰苦的时刻，人的斗志也越强”。

（本文配图由出版社提供）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 王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