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靖国

　　明代官修的总志名为《大明一统志》，而图中却称为“大一统志”，一方面可能上承元代《大元大一统志》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可能体现出作者“《春秋》大一统”的理念。

　　中国先民绘制地图的历史源远流长，无论是传世文献中对地图绘制、使用的相关记载，还是现存以及考古发现的实物地图，数量都蔚为可观。正如唐晓峰指出的：“中国古代文明是大地域文明，是在辽阔的疆土之上融合缔造、壮阔发展。因而，从观念到事实呈现出独特的、强烈的、复杂的大地域地理特征。”所以在中国古代，总图往往要冠以“禹贡”“海内”“华夷”“混一”“一统”等词，以合“《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之思想。

　　古代总图的绘制体现出浓厚的追求一统的历史使命感

　　我们从古代总图的绘制范围、内容和文字来看，可以发现很多地图的绘制、使用的背景与动机可分为两类：一是为统一王朝绘制总图以彰显本朝大一统的盛举；二是割据战乱时期，中央集权受到威胁，或疆域大面积丧失，绘制总图以体现出对“混一”“一统”的追求。二者均体现出浓厚的追求一统的历史使命感。

　　第一类典型例子如西晋裴秀的《禹贡地域图》，其序言中谈到“大晋龙兴，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于庸蜀，冞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访吴蜀地图。蜀土既定，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图记，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贡》山海川流，原隰陂泽，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裴秀逝于西晋泰始七年（271年），则上图的年代当在此前。当时虽然尚未平吴，但裴秀依然申明“大晋龙兴”的使命是“混一六合，以清宇宙”，所以文帝命着手收集与编绘吴、蜀地图，此十六州应包括当时尚存的吴国之疆域，如此才能比拟“古之九州”。即使在去世之前，裴秀仍在准备上表“言平吴之事”，表中“臣昔虽已屡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笃不起，谨重尸启。愿陛下时共施用”之语，可见其恢复大一统的历史使命感。

　　第二类典型例子也颇多，如汉光武帝经略河北之时，将统一天下、再造汉朝盛世的志向和当时困难重重的处境都凝聚在眼前的一幅《舆地图》上：“（邓禹）从至广阿，光武舍城楼上，披舆地图，指示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又如唐代贾耽的地图绘制工作。面对安史之乱后唐朝藩镇割据、中央集权衰落、陇右等地被吐蕃占据的局面，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贾耽“撰成《海内华夷图》及《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表献之”。在上表中，贾耽列举了历代的疆域范围，指出：“殷、周以降，封略益明，承历数者八家，浑区宇者五姓，声教所及，惟唐为大。”他进而梳理了唐代从高祖到代宗的功业，希望德宗“以上圣之姿，当太平之运，敦信明义，履信包元，惠养黎蒸，怀柔遐裔。故泸南贡丽水之金，漠北献余吾之马，玄化洋溢，率土霑濡”，恢复统一强大的盛世。所以“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广三丈，纵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别章甫左衽，奠高山大川；缩四极于纤缟，分百郡于作绘。宇宙虽广，舒之不盈庭；舟车所通，览之咸在目”，将广阔的疆域呈现在这样一幅巨大图幅上。再如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华夷图》，此图刻于《禹迹图》背面，刘豫阜昌七年上石。图上对汉唐的鼎盛局面有比较详细的文字标注，如“汉武帝时，张骞开西域之迹，始通者三十六国，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东汉班超复定五十余国，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滨四万里外，皆重译来贡。自魏及晋不过三数国耳。后魏所开十有六国。隋之世来朝者四十余国。唐破吐蕃，复四镇，诸国贡献侔于前代”。也指出了北宋时所丧失的汉唐旧疆：“夏国自唐末拓跋思恭赐姓李氏。宋端拱初，赐以国姓。至宝元六年，元昊始僭号。”“凉、甘五州，即汉武时取浑邪、休屠王地，置河西四郡，南隔诸羌，据二关，断匈奴右臂以通西域。宋初以来，朝贡不绝。”据学者研究，《华夷图》的编制时间当在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至宣和七年（1125年）之间，反映了宋人对汉唐统一局面的追忆。

　　在地图绘制者看来，统一则国家强盛，分裂则国家衰落

　　在地图绘制者看来，总结历史沿革盛衰规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统一则国家强盛，分裂则国家衰落。如藏于四川省博物馆的石刻《九域守令图》，其题记文字为：

　　按班固《地里志》，黄帝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尧遭洪水，天下分为十二州。禹平水土，又制九州，列五服。周爵五等，自公侯至附庸盖千八百国。周室既衰，诸侯转相吞灭陵夷。至于战国，天下分而为七。秦并四海，变易古制，始为郡县。更汉、晋分裂，至隋灭陈，天下方合为一，凡郡一百七十，县一千二百。唐高祖改郡为州，然海宇初定，权置州郡。太宗始并省之，分天下为十道。至开元盛时，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一千五百七十三。及五代丧乱，离为十国，郡县之数，莫可考究。圣宋龙飞，天下复并为一……

　　《九域守令图》题记的作者，为北宋的荣州（治今四川省荣县）刺史宋昌宗，他在文字中对统一与分裂不同时代有着明显的褒贬，凡是中央集权衰落，就会转入“吞灭陵夷”“丧乱”的乱世，而统一则是保证天下平定、百姓安居的“盛时”。

　　同样的认识，亦见于明代的《杨子器跋舆地图》，在地图下方的跋文中提到“间常参考《大一统志》及官制，而布为是图”，说明此图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大明一统志》，所以比较完整地标出了《大明一统志》中的政区名称，包括奴儿干都司等边疆地区的卫所、长官司、宣抚司等政区。跋文中列举了三代以来的疆域沿革与政治兴衰，指出明代建立了“不世之功”，表现在“薄海内外，俱入版图”，“一统之盛，万古仅见”。同时，明代官修的总志名为《大明一统志》，而图中却称为“大一统志”，一方面可能上承元代《大元大一统志》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可能体现出作者“《春秋》大一统”的理念。

　　在清代广泛传播、版本众多的一种天下总图——黄千人所绘《大清万年天下一统全图》的跋文中，作者明确谈道：“本朝幅员之广亘古未有：东西渐被，南北延袤，莫可纪极。而外彝之梯航、重译、职贡、称臣者更难指屈。康熙癸丑，先祖梨洲公旧有舆图之刻，其间，山川、疆索、都邑、封圻，靡不绮分绣错，方位井然。顾其时，台湾、定海未入版图，而蒙古四十九旗之屏藩，红苗、八排、打箭炉之开辟，哈密、喀尔喀、西套、西海诸地及河道、海口新制犹阙焉。既自圣化日昭，凡夫升州为府、改土归流、厅县之分建、卫所之裁并，声教益隆，规制益善。近更安西等处扩地二万余里，悉置郡县。千人不揣固陋，详加增辑，敬付开雕，用彰我盛朝大一统之治，且亦踵成祖志云尔。”这段文字体现出作者对清代所缔造的大一统格局和辽阔疆域的认知，也说明正是这一统一进程促使其改绘地图、增补内容。

　　对大一统的认同、赞颂和对分裂割据混战的贬斥，是中国古代地图的共同基调，体现出地图绘制者的政治理想。（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