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南京城陷，侵华日军的铁蹄踏碎了古都的安宁，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让无数民众流离失所……那是南京城历史上的至暗时刻，无数普通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变。在毁灭与屠杀的阴影下，为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教育根基与工业火种，一场规模空前的战略性迁徙正悄然铺展。

　　贵州地处西南，是连接四川、云南、广西、湖南等地的交通枢纽。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人口、工厂、学校、政府机构等向西南大后方转移，贵州成为人员转移的关键通道，为保存抗战力量和国家命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物品与文化遗产：国宝的艰难之旅

　　国宝文物的西迁之路，是这场迁徙中最为惊心动魄的篇章。

　　1933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华北告急，平津震惊。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临时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文物转移，以避免国宝毁于战火。1933年至1936年，故宫文物分五批运至上海，包括文献档案、图书古籍、陶瓷、青铜器、书画、玉石器、漆木器、文玩、珠宝等。故宫文物分批迁往上海两个月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议决定在南京建立分院，并于朝天宫建立文物保存库。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逼近南京，文物被迫二次西迁，分南、中、北三路向大后方疏散。这其中，南路80箱共计1022件国宝文物由庄严、曾湛瑶、那志良等人押运，经汉口、长沙运至贵阳暂存。1938年文物抵达贵阳后，存放于六广门北大营。

转移中拍摄的老照片

　　这批文物中书画类数量占比超80%，以宋元明清名家书画为主。涵盖中国书画史巅峰之作，包括宫廷御笔、文人墨迹、院体画与写意画。

　　为了文物安全，当时安顺籍教育家张廷休推荐家乡华严洞作为文物存放处，经考察后，1939年初，藏存在贵阳的80箱文物装成15辆大卡车，在庄严等人的护送下，辗转运至安顺华严洞。

　　选择华严洞，是因为它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华严洞位于安顺西秀区华西办华严村，洞极深邃，洞口宽敞，夏凉冬暖，湿度稳定，非常适合文物保存。此外，洞口古木森森，还有一座古庙作为掩护，隐蔽性极强。

　　在民族存亡之际，国宝南迁不仅是对文物的保护，更是对文化命脉的延续。这段历史不仅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是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生动写照。

华严洞藏故宫博物院历代书画珍品展

学校与教育机构：弦歌不辍，文脉西迁

　　1937年7月到1938年8月底，全国108所高校被轰炸破坏的达91所，其中被破坏较严重的25所高校不得不暂时停办。为了保卫文化尊严，保存文脉，大批学校纷纷内迁。

　　战时迁入贵州的外省院校达23所，其中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之江大学工学院迁贵阳；唐山工学院迁平越(今黔南州福泉县)；中正医学院迁镇宁；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迁榕江。1944年底，黔南事变发生、独山沦陷后，又有部分高校再次迁移。

　　在贵州期间，大夏大学为当地师范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回迁上海之前，其教育学院并入国立贵阳师范学院，这也是贵州省第一所培养中学师资及研究高等师范教育的大学，即今日贵州师范大学前身。2000余亩花溪校区则并入贵州大学，成为今天贵州大学东校区的重要基石。

大夏大学在贵阳办学的旧址。图片来源/大夏大学历史陈列馆

　　湘雅医学院在贵阳修建的湘雅村，作为特殊文化符号保留至今，成为贵阳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他们留下的不仅是疾病防治手册，更是贵州公共卫生生动的启蒙史。这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校地情缘，无论在何种时空里都被人们以同样滚烫的心意深情铭记。

工厂与工业设备：工业火种的移植

　　抗战期间，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和战略屏障，其工业体系在内迁企业和本地建设的推动下得到显著发展，涉及兵工、民用与重工业等多个领域。

　　如迁徙到贵阳的第44兵工厂。该厂前身是1936年7月由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在南京蟠龙里筹建的中央修械所，旨在适应枪械修理需求。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央修械所于1938年冬迁至贵州贵阳，并于1939年1月接收原贵州机械厂的虹桥机器工场作为所址，重新建所复工。1940年春，该所扩编为中央修械厂，并接收了沅陵修炮厂和汉阳兵工厂的部分资源。1943年7月，奉命正式改组为兵工署第44兵工厂；1944年1月，又接收了桂林第43兵工厂的人员与设备，进一步扩大规模。

　　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石林兵工厂、沈阳兵工厂、江陵兵工厂等几家兵工厂陆续迁至贵州桐梓，改名为第41兵工厂，直属国民党军政部兵工总署西南分署领导，职工和家属近两万人。第41兵工厂厂址在桐梓的傅家龙洞，1939年初投产，生产中正式步枪、捷克式轻机枪。该厂迁到桐梓的时间长达7年，成为以生产步枪、机枪为主的专业厂。

四十一兵工厂在桐梓的厂址

　　另外，为解决生产动力问题，该厂成立水电工程处，邀请清华、浙大、东北、西北、工大5所大学的专家、教授一同参与设计。最终建成了装机容量为576千瓦的天门河水电站，既解决了军需，还可提供民用。2019年，桐梓天门河水电站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工厂西迁，给贵州带来了近代化的机器设备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贵州山岭纵横的地形地貌，成为内迁企业建厂、生产、避免敌军破坏的可靠屏障。军工企业的产品得以源源不断运往前线，支持对敌作战，民用企业的产品成为战时经济的有力支撑，突出了贵州作为坚不可摧抗战大后方的地位。

　　抗战期间从南京到贵州的迁徙，是一次悲壮而伟大的民族生存空间的战略转移。它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移动，更是人力资本、工业能力、文化血脉和国家珍品的保全与再生。这场迁徙将东部中心的现代化要素注入了相对闭塞的贵州，深刻改变了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大后方的历史轨迹，为坚持长期抗战并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与文化支撑。这段历史，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浴火重生的生动写照。

记者：张　僡

一审：曹　轶

二审：汤馥铭

三审：李铁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