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妇女报）

转自：中国妇女报

    人物简介：苏展，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文艺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文艺学博士，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研究领域为当代文论、马克思主义美学、大众文化研究等。

　　■　苏展

　　新大众文艺的概念从何而起？一般认为，新大众文艺成为一个明确的、系统化的概念，是在2024年由《延河》编辑部首次提出，一经提出就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媒介迭代至移动互联网时代以来，短视频、vlog（视频日志）/plog（照片日志）等新的文艺创作形式，连同传统文学领域的“素人写作”等，展现出了微观化的生活叙事和日常审美、数据化的传播等共性特征，亟待一个新的概念对其进行整体性概括；另一方面，新大众文艺这个命名的诞生十分鼓舞人心，它揭示出一类有相当数量的“创作者—表现对象—接受者”三位一体的文艺作品，是文化权力的空前普遍化。

　　即使仅从对当代文艺的感性观察，也不难发现，在上述的“一体三位”中，新大众文艺之“新”最为根本的是“创作者”之新。新大众文艺最具代表性的类型“素人写作”在命名上就很说明问题。素人写作的代表作如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等，作者主体是外卖员、快递员等。“素人”是汉语中本来就有的词语，词典中意为“平常的人”。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语境下，“素人”从21世纪初，开始指称参加歌唱选秀比赛的、来自大众的而非由专业演出团体选送的选手，或非职业出身的真人秀嘉宾等，这也借用了日语中“素人”的含义，指外行，与表示内行意思的“玄人”相对。可见，外卖员、快递员作为“素人”写作，强调的是其非专业作家或者非专业文艺创作者的身份。创作者的非职业和非专业特征同样见于新大众文艺的其他类型创作中。比如在微短剧领域，讲述“文物回家”故事的拟人化作品《逃出大英博物馆》，便由自媒体博主拍摄制作。

　　感性的观察启发我们进而理性地思考，新大众文艺的作者“新”在何处，对我们的文艺创作有何深远影响？　首先，许多经典的文艺理论认为，文学艺术的作者是天才的独创者，他们的创作在思想性和文学性方面都有突出的引领作用。然而，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是城市中普通的蓝领、白领，或是乡村里的农民、主妇，他们往往没有受到过系统的文学艺术教育，对文学艺术的自觉意识不足。同时，他们主要在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创作，创作过程中构思和反思的时间便不够充分。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导致的结果就是创作的“文学性”相较经典作品表现得较弱。经典作品或言浅意深地营造意境，或利用结构的起承转合使文学中的故事与日常生活相区别。而新大众文艺的文学作品往往以自传体、日记体等为主，图像和视频作品则比较多采用快节奏的短叙事，且内容往往是弱组织的、非连续性的、未自觉进行思想开掘的。

　　当然，这样的创作条件和创作意识也催生了新大众文艺特有的艺术性。正如《我在北京送快递》通过快递单串联都市生活百态，外卖员王计兵《赶时间的人》以骑手的目光投向生活中细微的人、事、物，在作品的内容方面，新大众文艺的创作多与生活的实际问题相关，创作动机往往也从解决现实遭遇的真实问题出发，向内探索内心情感的同时显现出迈向广阔生活的渴望。以类型特征的视角，我们似乎可以说，无论是素人写作还是vlog/plog等视频形式的新大众文艺创作，它的叙事更为散文化——创作者的眼睛、耳朵，“形散”地呈现他们视觉、听觉感官搜集的生活碎片，再自然而然地介入内心和思考，汇聚为作品“神不散”的表意一致性。这也说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采用了更为自由灵活的方法，创作者不拘泥于陈规，凡是能记录生活痕迹、表达内心向往的办法便能够为他们所用，向接受者呈现出更丰富的田野资料与更自然的情感表露。

　　新大众文艺创作者的第二“新”，体现在他们常常是共创的作者、是作为群体代言人的作者。“共创”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许多创作者受到文学教育水平和创作技术的限制，他们尚不具备独立创作的能力，因此需要与他人共同创作。比如非虚构作品《我的母亲做保洁》是作家张小满和作为保洁员的母亲共同写作的结果。作家记录、观察甚至参与母亲的保洁工作，母亲作为第一读者和校验者直接参与修改。传统上认为作者是作品独创者和意义权威的观点，便不完全适用了。读者在阅读时，除了作为著作权人的作者，心中也自然会接受、认同这类创作是多人参与的过程。另外，许多创作者对文化市场和生产机制缺乏了解和参与，需要其他主体对创作进行建议、引领，甚至协助后期制作、开拓传播途径等，这时，这个把大众创作者推向接受者的“中介者”的意图便会间接地进入作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许多短视频创作者希望作品被更多人看到，需要在内容创作上主动符合平台“调性”甚至寻求MCN机构合作。

　　作者创作风格的变化与共创的性质，启发我们在新大众文艺这一新的概念中重新思考作者身份和作者权力的问题。经过接受过程，作者在大众心中或许不再是具体的王计兵、胡安焉、母亲范雨素、春香，而是外卖员、保安、保洁乃至“格子间”白领、灵活就业青年等普通劳动者人群。换言之，新大众文艺的署名作者不仅仅是自己，甚至可以是某种身份、某个群体的代言人。这也使他们的写作更为亲切、动人。在民间美术领域，就有这样一个“代言人”创作者。比如艺术家胡尹萍虚构了署名创作者“胡小芳”。这个名字的背后是四川小镇许多普通女性，她们在生活中自发或应胡尹萍给定的命题进行编织创作。由此，手艺人的生活和感悟、艺术家赋予的价值、海内外策展人的阐释，共同书写着“胡小芳”作品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新大众文艺领域的女性创作者的比例显著提升，其影响力令人瞩目。有研究报告表明，2024年，网络内容创作平台上女性创作者的比例已高于男性；在播客领域，女性创作者强势崛起，女性听众的比例更是高达三分之二。一方面，女性创作者的内容生产无疑更能契合相当一部分受众对于“女性向”作品的需求。另一方面，新大众文艺女性作者的崛起亦与新大众文艺的创作特性紧密相连。在长久以来的性别分工影响下，女性在日常生活的观察、参与和感悟方面似乎更具有优势。女性创作者们在衣食住行、天地人文中投射细腻的情感，她们的观察和记录打破了生活和艺术的边界，带领接受者在日常实践中反思生活、修养人格。她们的崛起可以视为新大众文艺在作者身份和创作内容多元化的一个侧面。

　　然而，在人人皆可是创作者的另一面，新大众文艺自概念确立以来，一直面对着经典匮乏、尚未形成艺术范式的质疑。在技术驱动外，新大众文艺如何确立和坚守其特有的艺术标准，将是未来创作者应持续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