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扬子晚报

在长三角的版图上，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丹阳社区与马鞍山市博望区丹阳镇，街巷相连、屋舍相望，却分属苏皖两省。这道看不见的行政区划界线，曾如一道无形的墙，让“跨省”成为民生事务中的阻隔与难题。然而，自全国首个跨省域实体化运行的“两省一街”区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在此落地生根，一种全新的融合共治模式便破土而出。它不满足于“各扫门前雪”的旧例，而是以“共治一江水”的决心，探索着省际边界从物理接壤到治理融合的深刻变革。

破界：从“楚河汉界”到“共治平台”的机制之融

融合共治，始于“破界”。长久以来，行政壁垒使得省界地带治理存在盲区与缝隙，“各管一段”的思维让许多跨省事务陷入“两不管”或“对接难”的困境。综治中心的建立，正是对这种传统治理模式的一次根本性颠覆。它不再是一个松散的协调机构，而是一个实体化、常态化运行的共治平台，其核心在于机制层面的深度融合。

中心创新性地实行“双主任”制，由两地的政法委员轮流坐镇，赋予其跨省协调的权威。无论是“双所长会商”的即时启动，还是联合发文、共同执法的机制保障，都标志着治理权限的相互渗透与责任共担。这种机制之“融”，首先体现在物理空间的整合上——警务、司法、调解、法律服务等职能区域打破省籍界限，混合设置；更体现在运行规则的统一上——“一站受理、一体派单、一同处置、一档归索”的闭环流程，让跨省事务有了标准的“操作手册”。

水表分户案例是机制破界的生动诠释。70岁孙秀兰老人的难题，表面上是供水企业的管辖之争，实质是跨省民生服务协同机制的缺失。综治中心接到诉求后，没有将其视为个案推诿，而是启动“双所长会商”与紧急联席会，迅速将问题上升为两镇的共同议题。由中心牵头组成的“跨省攻关组”，手持两省政策依据与联合出具的《特殊情况说明》，与水务企业进行权威对话。谈判桌上，江苏的条例与安徽的实施细则不再是冲突的借口，而是在“保障民生”这一共同目标下被创造性结合的依据。最终，特事特办得以实现，32户同类积压问题一并解决。这一过程清晰地表明，只有首先在机制上敢于“破壁”，搭建起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共治平台，才能为后续所有融合实践奠定基石。

立制：从“应急响应”到“长效协同”的规则之融

破界之后，关键在于“立制”。融合共治不能仅依靠临时性的协调和特事特办的善意，必须建立起长效、稳定的协同规则与工作方法。综治中心在探索中，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提炼固化为制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江宁—博望一体化联巡联处联访工作法”及一系列配套机制，实现了从被动应急到主动预防、从零散应对到系统治理的跃升。

“联巡联处联访”工作法以“1+10+24”为核心架构：“1”个指挥部居中调度，“10”支巡逻小队覆盖全域，“24”小时全天候响应。这套机制将两地的民辅警、城管、网格员等力量整合为一支50余人的省界联合巡逻队，并联动公安、司法、市监等多部门，确立了信息互通、事件互助、犯罪互查、人员互控、问题互研的“五互共”行动指南。它如同编织了一张缜密的治理网络，让融合共治有了可操作、可复制的具体路径。

婚恋纠纷的快速化解，正是这套制度化协同规则效能的体现。当博望女子马某清与江宁男子刘某超的复杂纠纷被带入警务室后，中心并未将其视为孤立的治安调解。指挥部依据既定流程，迅速启动“联处”机制，一键派单，将两地民警、一体化工作人员、社区干部同步召集至联合调解室。在这里，依据共同制定的纠纷调处指引，各方角色明确、流程清晰，法律讲解、情理疏导、方案拟定高效协同。短短两天，这起涉及情感、财产、抚养权的跨省纠纷便成功化解，避免了可能升级的冲突。这证明，通过建立标准化的协同规则和处置流程，融合共治能够实现高效、专业的运作，将“协同”从概念变为实实在在的治理生产力。

暖心：从“办事无门”到“服务到家”的民心之融

机制与制度的融合，最终要服务于人，落脚于民心。融合共治的最高境界，是让边界群众感受到无差别、一体化的服务与温暖，消除因省界带来的“办事难”“维权难”的隔阂感，构建“两省一地一家亲”的情感认同。综治中心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始终，推动服务深度下沉、资源跨省共享，让法治与关怀跨越省界。

57名民工讨薪案的圆满解决，是民心之融在法治领域的深刻体现。面对跨省维权成本高、程序复杂的现实困境，依托综治中心框架的“宁博一体化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不是一个空牌子，而是整合了两地司法行政、法律援助律师资源的实体服务平台。联合处置专班主动将服务延伸到博望的村庄，上门为村民办理法律文书、核对信息，甚至跨省协调法院、人社部门申请司法救助资金。最终，30余万元血汗钱被追回。此举不仅维护了经济权益，更传递了“法不分省界，权皆受保障”的强烈信号。累计提供千余人次法律咨询、化解两百余起跨界纠纷的数据背后，是两地群众不断增强的法治获得感和对共治机制的信任。

同样，户籍迁移难题的破解，也折射出服务理念的融合。李某兰老人的问题虽发生在一省之内，但其根源在于行政规则僵化与民生诉求之间的冲突。综治中心所营造的“打破常规、为民解忧”的共治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参与其中的所有部门。社区民警主动将内部难题置于共治平台探讨的语境下，推动街道内部多个部门坐下来，以解决跨省难题时形成的“协同攻坚”思维，来审视和破解内部的“政策死循环”。最终，创造性方案出台，老人福利得以落实。这表明，融合共治所培育的服务文化与担当精神，具有强大的溢出效应，能够反过来提升各自辖区内部的治理温度与效能，真正实现“治理惠及全体居民”。

致远：从“基层样本”到“治理启示”的未来之融

苏皖“两省一街”的融合共治实践，其意义早已超越一街一地的范畴。它如同一块精心打磨的璞玉，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乃至为全国其他省际边界地区的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资镜鉴的基层样本与深刻启示。

这里的探索证明，有效的融合共治需要“物理平台、运行机制、服务文化”三位一体、同步推进。它需要有形的综治中心作为“联合接线板”，需要“联巡联处联访”等精细化制度作为“操作指南”，更需要“两省一家亲”的情感认同作为“粘合剂”。从孙秀兰水表畅通后的感慨，到讨薪村民领到钱款时的笑容，再到李某兰问题解决后的好评，无不印证：当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融合共治中切实提升时，无形的省界藩篱便在人心深处真正消弭。

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进入深化攻坚期，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是关键。江宁—博望的实践，正是对此最微观、最生动的响应。它展示了如何通过基层治理层面的深度协作，为更大范围的经济社会融合扫清障碍、夯实基础。这个“共治样本”启示我们，一体化不是抽象的口号，它就体现在一次次高效的跨省协同、一件件民生实事的圆满解决、一份份群众真心的认可之中。

展望未来，两省一地的融合共治之路仍在延伸。随着更多领域协作的深化，如产业协同、生态共保、文旅共享等，这一基层治理创新所积累的经验、建立的互信、畅通的机制，必将释放出更大的能量。它预示着，在长三角这片热土上，“融合”将不再仅仅是地理上的接壤，更是治理上的贯通、发展上的协同、民心上的相连。这条始于“拆墙”、成于“共治”、归于“同心”的道路，正通往一个更具活力、更加和谐、更高品质的融合发展的春天。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季宇轩

校对 胡妍璐